【原创】论我国黑恶犯罪形式及“打黑除恶”工作

黑社会是外来语,即来源于英语“Underworldsociety”,直译为“地下社会”。对此,国外也有人称之为犯罪集团的联合体。“黑社会”是一群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的人组成的,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专门从事违法活动的组织。我国目前的“黑社会”犯罪,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完成了自身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具备了自身发展的经济实力和人员组成,正在利用各种手段和渠道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和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的黑恶势力已有一定规模,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列为“严打”斗争重点打击的三类犯罪之首。“黑社会”一词,近年来在我国已渐渐被人们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港台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已受到黑帮分子的迫害。由于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影响,国内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制约机制的相对弱化和基础工作的薄弱、家庭和学校教育失当及预防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疏漏,导致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呈现出一种向恶性发展、高级形态演化,并在局部地区向国际舞台迈进的态势。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工作刻不容缓,这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

(一)在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及帮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较多,他们长期纠合形成一个固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有一定的组织名称和明确的组织宗旨。在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舵爷”等类的首恶分子,整个犯罪组织的活动由其一手操作和控制,在其之下,还按一定的方式排定座次,形成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体系,并有明确分工。组织的为首者为控制其手下成员,维持其犯罪组织的动作和保证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大多制定有严格而残酷的帮规,违者要给予一定处罚。

(二)犯罪活动向经济领域渗透,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其犯罪活动在类型、作案手段等方法显示出明显的经济倾向。贩毒、敲诈勒索、绑架、收取保护费等犯罪活动大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杰作”。1991年盛夏,四川省宜宾市一个以劳改释放人员唐昌明、李兵、唐礼明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短短七天内先后杀死2人、杀伤3人,被害人均系因拒不交付勒索费而被杀的。暴力犯罪手段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迅速积累了成千上万的钱财,初步完成了“犯罪资本原始积累”。这些巨额财富除供犯罪成员挥霍享乐外,还使犯罪集团拥有雄厚的恶性膨胀发展的经济基础,形成独特的经济犯罪,从而进入“犯罪资本商业化阶段”。

(三)以合法的经济活动掩盖非法活动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往往既搞合法经营,又搞违法犯罪,其违法犯罪活动不少是在合法活动的掩盖下进行的,经营的行业涉及若干方面。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以合法的名义投资的工厂、企业,其机构建制、治理模式、经营方法等与主流社会的一般企业没什么区别,他们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及工艺流程,生产出来的产品畅销,有知名度,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俨然就是个有相当经济实力、守法经营的现代化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上层人物完成了以“鸡鸣狗盗”式的梁上君子,到隐迹江湖的“帮主教父”,再到雄踞都市、炙手可热的财阀大亨角色的转变,用台湾黑帮头目的话说:“打杀争地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以高的国际贸易,赚的是大钱。”

(四)大肆腐蚀政法官员,寻求靠山保护。因为有了政治后台和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势力就会由地下转到地上,由违法犯罪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结全,进入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广泛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结合起来。所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为了长期生存,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有效地逃避打击,总是力图将其触角伸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他们以金钱贿赂,色情引诱等手段,腐蚀我内部人员中的意志薄弱者,拉人下水,使之成为其靠山和保护伞。犯罪分子尤其重视在公安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在他们的拉拔腐蚀下,有的公安民警同其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厮混在一起,有的给这类犯罪分子通报公安机关将采取的侦缉措施,以使他们逍遥法外。在有些案件中,由于有内部人员泄露秘密、通风报信,导致侦破工作难度很大,甚至有些已为瓮中之鳖的犯罪分子也能事先得到消息而逃脱

(五)有一定的武装对抗能力。以近年来破获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案件来看,大多拥有枪支、管制

刀具等作案工具。有的犯罪分子走到哪里枪都不离身,在作案时往往自持有枪支等凶器,胆大妄为动辄持枪威逼受害人,甚至随意开枪杀人,

不仅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对我公安民警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我国已有多名公安民警在执行任务中这类犯罪分

子打死打伤。

二、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趋势。

(一)日趋严重,进行多种犯罪,且手段向更新化发展。多年来,一些人讳言我国存在黑社会犯罪。当黑社会势力迅速扩大蔓延,在许多地方形成社会治安的最大隐患时,一些人也只是承认存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一般来说,在中小城镇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黑社会比较困难,最多是雏形但与其也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处于流动状态,也会时俱进,形成更大规模的黑社会犯罪组织,这一点毋容质疑。近年来不断查获的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和职业性贩毒集团以及组织“人蛇”偷渡案,均已具备了构成黑社会的完事要件。以赖昌兴为首的家族走私集团为例,仅偷税漏税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经济犯罪与腐败高官沆瀣一气,打造权钱权色交易链条之复杂,决不亚于国外的黑社会犯罪,完全具备了完整黑社会的构成要件,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将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假如任其发展,那么大规模黑组织的形成也会指日可待。黑社会性质犯罪往往集多种犯罪于一身。根据对四川省乐山市以李泽云为首的“莽哥”集团、成都市“罗马”集团、资阳市“黑豹”集团及宜宾县的狄绍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等在全省有影响的黑社会组织作案情况的统计分析,这些犯罪组织涉案类型都在五种以上。传统的犯罪项目诸如抢劫、赌博及“收保护费”等,虽然照干不误,但由新一代犯罪集团“发扬光大”,已不仅仅崇尚于赤裸裸的街头暴力,更趋向于隐蔽,手段也更加巧妙。与此同时,他们向更为安全、广阔的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开拓发展,以及花样更新的犯罪活动,诸如巨额金融诈骗、电脑犯罪等层出不穷。从总体上看,新型犯罪手段更具有隐蔽性和智能性,风险小而利润高。以电脑诈骗为例,电脑操作员只需在输入信息时将数据稍作修改后就能转走大笔款项;电脑欺诈的行为人精通专业知识,能轻而易举地抹掉犯罪证据而不被查获。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装备趋向正规化、现代化为了便于控制指挥及逃避公安机关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拥有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和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作案时,他们一呼即出,成群结伙;遇有“险情”,他们就互相通知逃之夭夭,用此法与我公安机关抗衡周旋,同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购置大量的汽车、摩托车、手机等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并把这些工具直接用于犯罪活动,与政法机关抗衡。在1995年3月中旬开始的春季严打斗争中,琼山市公安局将帮号为“32军”的黑势力犯罪团伙一举歼灭,并缴获军用手枪4支、冲锋枪2支、子弹230发、手榴弹2枚,吉普车、轿车、摩托车十余辆。该犯罪团伙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及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疯狂作案,肆无忌惮;短短一年中,作案38起,杀死杀伤20余人,在案发后公然拒捕,与我公安干警展开激烈武器对抗,并打伤我一名干警;事后,又凭借先进交通工具逃之夭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有的犯罪集团为了提高成员所谓的“素质”,还定期举行专业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把握各种交通、通讯工具,并能够准确地运用枪支,以便在作案时能够迅速准确地得手,事后又能够快速逃离以逃避打击;而且他们有统一着装和固定的活动场所,定期由专业人士进行正规化培训。

(三)黑社会性质犯罪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交往进一步扩大,我国有巨大消费市场,极大地吸引着国外的黑社会组织涉足其中,企图分一杯羹。1、国际黑社会组织加速对我国的渗透。国际贩毒组织和走私集团已经同我国境内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勾结起来,直接进行国际化的走么、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近年来,国际黑社会与我国黑帮分子相勾结,频繁从事偷渡非法移民活动,2000年发生震动世界的英国多佛港58名偷渡人员丧命惨案就是由荷兰籍黑帮头目指挥我国国内的“蛇头”,组织我国福建省公民到东欧,再转到英国。厦门、宁德等地还发生多起拐骗妇女偷渡出境卖淫案。一些犯罪活动使单个的黑社会组织很难顺利完成,因此,以犯罪集团的联合对抗政府组织的合作势在必然,有眼光的“黑老大”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盘,开始在外面的世界另外开拓新的空间和合作伙伴。近年来,我国境内黑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联合从事制造、贩卖毒品、组织偷渡、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这些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趋向国际化的具体反映。2、港、澳、台黑社会分子直接闯关,发展黑社会势力。目前,香港闻名的黑社会组织有“14K”“三合会”,台湾的有“竹联帮”等。据公安部门统计,80—90年代初,台、港、澳黑帮在福建、广东沿海等地发展350多个黑社会组织吸收成员500多人。90年代以后,更多的港、澳、台黑帮渗出透到内地。尤其是当港、澳、台地区加紧“打黑”之际,当地黑社会的许多老大和骨干成员纷纷逃到大陆避风。他们继续重操旧业,在大陆物色和发展黑社会势力,屡做大案。前几年在广东被处决的张子强就是典型一例。

根据司法实践,中国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打劫型:这类黑恶势力以掠财为目的,其手段是公开抢劫、杀人,极为贪婪和凶狠。客观表现上和一般的抢劫团伙相似,但内部有严格纪律和强有力的首领,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股破坏力极大的黑帮势力。如赵正洪等劫匪,从1994年至2000年9月,先后在浙、湘、鄂等省作案12起,杀死21人,杀伤20人,抢劫银行运钞车的钞票20余万元,抢劫财物价值485万元。再如张君劫匪案,以张君、陈世清等人为首,自1991年至2000年9月,先后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作案22起,杀死20余人,杀伤20余人,劫财600余万元,其在内部纪律严明,入伙者须有命案在身,绝对服从匪首张君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黑社会暴力集团犯罪案。

二、绑架型:这类黑恶势力主要以谋财为目的,实施以绑架人质为主的犯罪,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如张子强绑架案,以港匪张子强等人为首,在香港用暴力手段绑架人质李一次就勒索港币18亿,数额和手段惊人,被称为世纪大案。还如河北省曲阳县寺南庄李建设为首的绑匪从1998年以来,在河北定州、金山等地作案11起,绑架人质8人,敲诈勒索40多万元。

三、权力型:黑恶势力由在社会上打杀开始向权力机关渗透,以金钱作后盾,拉拢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捞取政治资本,然后疯狂作案,无法无天。如沈阳市原人大代表、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在采取非法手段捞取钱财后,用钱收买沈阳一些领导干部,当上人大代表后,作案42起,致死致伤40余人。破案后,查获枪支13支,凶器26把,震惊全国。还有吉林长春黑社会头目梁笑溟纠集30余人,拉拢、贿赂公安和司法人员,私藏武器,杀人抢劫,残害无辜,民愤极大,梁笑溟等主犯被法院判处死刑。

四、地霸型:这类黑恶势力主要出现在农村或小城镇,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横行霸道,残害百姓,寻衅滋事,枪杀无辜,欺行霸市,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海南省澄迈县王英汉流氓案,以王英汉为首聚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集团后,为达到称霸一方的目的,搜集各种刀、剑、斧等凶器,非法购买各种枪支13支,从1988年6月至1994年3月,以王英汉家为据点,在王英汉等人的指挥下,携带枪、刀、斧、剑等凶器,先后在澄迈金江、老城等乡镇杀死1人,重伤7人,轻伤5人,抢夺财物达20多万元。王英汉被群众称为“南霸天”。

五、杀手型:凶手受雇于人,以替人讨债、绑架、报复、充当杀手为犯罪团伙,残害人命,无恶不作。如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江西省安义县委原书记陈锦云、广东省阳春市委原书记严文耀、海南省琼山市副市长吴正养、海口市国税局干部蒙文腾等杀人案,就是采用雇杀手对自己的“政敌”或有成见的人实行报复杀害。

六、家族型:黑恶势力主要以亲属为骨干形成帮派,公开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如兰州市以李智、李捷、李文武、李日军兄弟4人为主,自80年代以来就在兰州市内进行打架、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活动。仅1998年至今就作案15起,杀死6人,抢劫现金18万元,开设赌场非法获利100多万元。还如福建漳州陈丽文网罗6名亲属为骨干,组成犯罪团伙,长期在萝城区作案,欺压群众。

七、行霸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保护费”的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如福建省宁德市陈向其等黑恶势力,长期以暴力垄断该市蕉城区东湖市场的蔬菜、水产品和水果等生意,强行收取过秤费、保护费。非法敛财100多万元,并将多人打成重伤。又如四川省成都警方最近摧毁了一个以四川省鹏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付先良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十几名,缴获冲锋枪、手枪等各类枪支14支,子弹300多发。1997年7月,付先良在成都牛沙路蔬菜批发市场成立了鹏远公司水产部,交给肖洪勋等人负责。在付先良的指使下,2000年3月肖洪勋等人专程赴眉山市,接连3次“召集”该市“黄辣丁”供货商开会,要求供货商必须以低于他们规定的价格向鹏远公司水产部供货,否则“吃不了兜着走”。供货商张某在一次会上提出反对意见,付先良知道后指使手下将其一顿暴打,致使张某头上缝了4针,脸上缝了2针。之后,眉山市“黄辣丁”供货商屈于淫威,只得将“黄辣丁”以抵于正常销售价0.5元至1元的价格贱卖给鹏远公司水产部,而付先良每天从数千斤“黄辣丁”货源中可非法获利四五千元。

八、综合型:黑恶势力犯罪一般是综合性的有组织犯罪,虽然有一些专干某一种犯罪,或者侧重于某一种犯罪,但往往在作案中,集走私、贩毒、假币、强奸、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等犯罪于一身,成为犯罪的专业户。走私贩毒型最典型的是广东雷州半岛的走私黑帮,他们雇佣马仔组织护私队武装走私,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最猖獗的时候有大大小小13个集团,拥有冲锋枪、步枪、手枪等武器,汽车、铁壳船等装备。叶汉林、黄新新两个黑帮团伙,简直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1997年5月29日,广东某公司司机驾车与叶汉林手下驾驶的小车狭路相逢,因汽车体积大后退不便,被叶汉林黑帮捆绑起来,砍掉了九个手指,只剩下左手大拇指,还说:“给你留个大拇指来夸我们。”云南个旧市以熊进文为首的黑恶势力,开赌场、强占矿产资源,欺压百姓、残害无辜,作案50余起,杀死3人,致伤致残10余人,奸淫妇女40余名,共涉嫌16个罪名。

九、债利型:这类黑恶势力违反金融法规,私设地下钱庄,高利放贷骗贷,雇用打手追讨、打杀,掠夺钱财。如广西梧州张树林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剥削。从他的典当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在6年时间里,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2人,重伤1人。浙江温岭张畏、王秀方等人,集贷款诈骗、杀人、非法拘禁等8个罪名于一身,在温岭勒索和诈骗钱财,公开杀人,涉案金额为5亿多元人民币,涉及人员184人。

十、智能型:主要是指黑恶势力犯罪的不仅仅是打打杀杀,而是向智能性犯罪转化。2000年,兰州一黑社会组织公然开办所谓经济信息投资咨询公司,利用租用的几十台电脑,通过卫星接收器、互联网或有线电视接收股市行情,建立模拟股票交易系统,采取空买空卖手段,骗走股民几十亿资产,然后又将这些钱投入房地产等行业,手段十分狡猾。

十一、内外勾结型:主要是涉外、涉港澳台的黑势力与境内黑势力相勾结,实施绑架、敲诈勒索、组织偷渡等犯罪活动。广东警方最近开展“猎狐”行动,重点打击在内地犯罪的港澳台黑社会犯罪。其中广州市公安局端掉了台湾人阿万开设的地下钱庄;珠海市公安局破获了台湾黑社会成员林正操纵的卖淫集团、澳门居民廖子龙兄弟绑架案;汕头市公安局摧毁了一个组织内地妇女到境外卖淫等犯罪的香港黑社会组织。澳门“大圈帮”黑社会组织,委派曾继军等人,在国内各地以暴力方式帮助“大圈帮”追讨赌债致人死亡,曾被上海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台湾人李建毅在厦门勾结内地不法分子组成偷渡集团,先后组织了5批134人偷渡台湾。

十二、警匪型:指公安机关个别败类,勾结社会劳教释放和闲教人员,结成帮派,公开作案,成为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如银川市南门汽车站派出所所长魏立群,自1998年以来,招兵买马组成了70多人的流氓集团,在预谋作案中,分工明确,相互策应,在银川多次进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设赌抽头、放板要帐、贩毒等各种犯罪活动,影响极坏,震惊全国。

按照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根据刑法这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一种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其犯罪内容是多样而且复杂的,只是其犯罪活动有所侧重而已,从犯罪手段和犯罪内容上并不能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分开来的只能是这种犯罪组织的性质,即黑社会性质。因此,黑社会性质的含义和构成特征才是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键。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黑杜会性质”呢?主要还是应当从犯罪主体和犯罪活动方式来把握。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定:一是成员的组织结构与黑社会组织相似,但其组织形式还没有黑社会组织那样严密;二是犯罪领域已有一定的稳定性,对每一次犯罪活动也都已经有较严密的布置和领导,但活动方式还没有黑社会组织那样有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认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凡是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就可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从法律性质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犯罪集团,因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具备了犯罪集团的特征。根据刑法第26条规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其成立必须具备:(1)犯罪主体必须3人以上;(2)有一定的组织性;(3)具有实施一种或几种犯罪的目的性;(4)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加以比较后,可以看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具备了犯罪集团的所需条件,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一种集团犯罪。在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共同犯罪时,除了按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对犯罪分子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其他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进行数罪并罚外,还必须注意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首要分子按照刑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正确区分和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区别。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犯罪集团,但犯罪集团具有行为的单一性,它是以犯罪为纽带连结而成的犯罪组织,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存在形式的复杂性,一般以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为依托,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具有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掩护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形成严密和稳定的组织结构。

第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恐怖犯罪区别。主要有:①侵害客体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侵害的主要是社会管理秩序,恐怖活动侵害的主要是公共安全。②工作目的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的多为经济利益和成员个人价值的无赖要求,而恐怖活动组织一般表现为直接反对一个国家,其目的和性质则是在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活动。

第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流氓恶势力犯罪区别。主要在于流氓恶势力犯罪组织松散,成员临时纠合,犯罪目的单一,犯罪活动单纯。流氓恶势力一般称霸一方,谋求的多为小利或取乐。活动方式上多属于大坏不干,小坏不断。在处理上,分别以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猬亵侮辱妇女、聚众进行淫乱活动来定罪。

当前,在“打黑”除恶斗争中,还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严格依法办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要从严打击,铲除“保护伞”,形成一定声势;二是要把黑恶组织、黑恶势力与一般的活动纠纷、刑事犯罪区别开来,保证抓得准,打得准和狠;三是要注意宣传,通过办理典型案件,扩大办案效果,搞好综合治理,把一些苗头性犯罪控制在萌芽状态。

应当指出,黑社会犯罪是一种国际社会公认的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被联合国大会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意大利黑手党、日本的暴力团、香港的“三合会”、台湾人的“竹联帮”等,都在国际上臭名昭著。为此,国际上通过了《打击有组织生存国际犯罪联合国公约》。近几年来,中国黑恶势力犯罪猖狂,黑社会有组织犯罪开始复活。以常德银行运钞票抢劫案为例,可以视为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升级,为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最新标准。因此,这是对刑事犯罪研究与制裁的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立法和司法机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2000年,公安部作出了“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一年多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总体上来看,主要是打掉了一批浮在表面的黑恶势力,对埋得较深的保护伞,也是一次重伤,至于那些组织形式严密,经济实力雄厚,伪装得比较巧妙,以合法掩护非法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尽管也受到了震撼,但真正揭露出来,并受到惩罚的并不多,仍然有一些非法的黑社会组织盘根错节,很难攻破。今后,中国警方“打黑”任务更加艰巨。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打击,应当以战略和战术上下功夫,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建立“打黑”的长效机制,在战术上要立足于公秘结合,灵活应变。

(一)战略对策:

1、加强“打黑”立法,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立法原则,要求我们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以下简称“打黑”)上必须具有超前意识。1997年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有关规定,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认为量刑明显偏轻,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基本上都是罪大恶极的惯犯,应从严从重惩处,《刑法》应该对此单列条款;另一方面凡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犯罪行为上有明显的直接故意,应以共同犯罪以严以重论处,防止黑社会性质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

2、切实增强政治责任心和“打黑”意识。各级公安机关必须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充分熟悉“打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用政治的观点来分析其严重危害性,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保卫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的大局出发,始终把“打黑”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

3、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以经济上扼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反黑实践证实,经济渗透以投资为主要形式,且投资方向多为第三产业,尤其以舞厅、卡拉OK厅、饭店、夜总会、打靶场等娱乐场所居多。因此,工商行政治理部门、文化治理部门应加强对“三资”企业和娱乐业中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监控,为公安机关反黑阵地控制做为配合。具体地说,要做为以下工作:一是把好企业的验资注册登记关,企业的验资登记注册是企业法人成立并开始运转的必经途径,工商部门应适当延长对涉黑企业的审查期限,并立即向公安机关通报信息,使公安机关及时获取黑信息,防止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行为和“洗钱”行为;二是把好经营活动关,要把企业法人、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纳入市场经济法制轨道,工商治理部门应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核查,监管“涉黑”配合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工作;三是完善地方性娱乐业治理法规,制定对娱乐业的投资主体、投资项目、经营方法和内容的检制及惩戒措施,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对色情、赌博等活动的专项治理工作。

4、要加大反腐败力度,果断消除保护伞。一是严格制定完善反腐败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二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反腐败机制,加强外部控制。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为设置障碍、封锁消息必须强化国家反腐败的权威,保证其在正确运用权力的前提下,加大反腐工作力度,逐步铲除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土壤;三是必须建立和完善反腐败举证和证人保护制度。

5、加强对有可能滑入犯罪组织的相关人员的预防。一是加强对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有生力量和“后备军”,如不争取就有可能被黑社会团伙拉拢入伙。为此,党政各部门、社会各团体乃至各个家庭都要负起责任来,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开展教育;二是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大多为“两劳”释放人员的特点,做为这些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乃当务之急。要帮助他们重新步入社会正轨,从而达到预防重新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6、改革公安体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适应“打黑”斗争的需要。(1)改革“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或许是适宜的,但在转向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归属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制于当地政府因而他们只对本地方的党政领导负责,这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会对抗中心的政令统一。因此必须将“以块为主”改为“以条为主”,各级公安机关的重要领导,其任务应由上一级主管部门决定,地方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和装备,也应该主要由国库开支,至于在业务指导方面更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2)建立一支“打黑”专业队伍。实践证实“打黑”与惩治其他犯罪不大一样,它既要有刑侦工作的方针指导,又要引入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方针。有的还需要“打进去,拉出来”,非凡要注重收集证据。总之,侦破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需要一整套的工作谋略和方法。“打黑”必须稳、准、狠,同时,还要注重保护民警。(3)“打黑”工作要注重与其它省地公安机关的协作,确立一定的情况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对策研究会,联合侦办跨区域涉黑案件,并逐步使其制度化、实效化,以提高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的侦控能力。(4)“打黑”还必须注重公安机关与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之间的协作。办案中,公安机关要主动向政法委汇报“打黑”工作,加强与检察院、法院各部门的情况沟通,力争做到快捕、快诉、快判。

(二)战术对策:

1、调查摸底,广辟情报线索。信息的畅通和灵敏度关系到“打黑”的成败,要广辟信息渠道,建立广泛灵敏的信息网络,把信息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把情况网建到社会最基层,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及时了解和把握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活动情况。

2、周密设计,全力抓捕。在初查确认之后就应立即制定周密的缉捕方案,全力组织抓捕。对于已经全部摸清的组织集中进行抓捕,力求一网打尽,对于一时难以全部摸清的组织,要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对首犯、要犯和骨干分子实行密捕,对首犯和骨干成员在逃的,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果断抓捕归案。

3、适时公开、广泛发动。统一搜捕后,“打黑”工作转入公开,及时宣传报道“打黑”斗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战果和人民群众的呼声。通过电视、广播公告等,召开各单位党委一把手会议及党员群众大会,努力增强人民群众“打黑”的信心和勇气,使被害人和知情群众能够积极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和犯罪证据以彻底查清全部犯罪事实。

4、全面搜集,固定证据。要通过依法搜查集团成员住所及窝点,依法询问、讯问和查封、扣押以及运用技侦、狱侦等各种合法手段,全面搜集犯罪的各种证据,并充分利用录像、录音等形式予以有效因定为,为办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做好预备。

5、深挖犯罪,除恶务尽。看一个地方黑恶势力打得不彻底,不仅看是否依法处理了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更主要的是否揭露出了保护伞,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腐败分子是否处理了,因此在“打黑”工作中,要把发现和揭露保护伞的工作作为重要一环,深挖发现保护伞的线索,及时把握和固定有关的证据。对于发现的涉及党政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移交检查院或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对于涉及包庇和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违法问题,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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