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毛泽东的“强国梦”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成因及影响再解释

杨奎松

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反思大跃进

问:今年是大跃进运动发生5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报刊上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很多,却很少见到有人谈论大跃进,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很显然,一个是成功的例子,并且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个是失败的例子,与今天好像已全无关系,大家当然乐得谈论改革开放,而懒得去回顾那个看似荒唐的大跃进了。

问:您使用“看似”这样的字眼儿,难道您认为大跃进运动的种种做法不荒唐吗?

答:如果说当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造假数字,放假卫星,把仅有的那点儿自然资源毁掉去烧炭,去造田,把好端端的铁锅铁壶砸了去炼成废铁,可以用“荒唐”两字来概括的话,那么,今天不也有不少人一样好大喜功吗?不少地方在GDP数字上弄虚作假,不顾人民生活条件大兴土木搞假繁荣或花巨资去争什么世界第一,靠污染生存环境祸害子孙万代以换取一时的税收高增长,许多项目不严格按科学办事,仅凭长官意志,造成百姓的血汗钱大量浪费,不也一样荒唐吗?与其五十步笑百步,不如想办法弄清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所在,才能有所借鉴与防范。

问:那么,您认为考察大跃进这段历史,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问题?

答:要我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多只是大跃进的政治后果及其对自然的巨大破坏和对人的极大伤害,对大跃进运动原因的考察,还很不深入。研究历史,仅仅把过程讲清楚,把后果摆出来,是不够的。不深入研究问题发生的原因,后人就不可能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即便他们相信当时的情况确实荒唐,但是,类似的荒唐现象,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难免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演。

领导人的知识欠缺不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

问:您这么一说,还真让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了。现在想想,我看过的各种书,对大跃进发生原因的解释都有点表面化,只强调毛泽东当时急于求成,至多是认为当时的领导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知识有较多欠缺。

答: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了解,领导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或经济建设方面的知识欠缺肯定不能被视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第一,近代以来的世界各主要国家,除共产党国家外,我们见过几个国家的领袖是自然科学家或理科、工科出身的?第二,就算自然科学家的自然科学知识多一些,当年如钱学森等,不也一样被骗,并且帮着从科学角度进行论证吗?要知道民主制国家所以很少选出自然科学家做领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学科区隔更细,因此科学家每每隔行如隔山,其思维方式更易机械,更少宏观管理的能力。事实上,毛泽东不是科学家,思维方式严格说来并不机械,从小又在农村长大,还干过相当一段时间农活,连他都弄不清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多少斤,那么容易被欺骗,这里面一定有更为复杂的原因。把这原因简单地归结成“急于求成”,显然不成理由。有几个渴望国家富强的领导人不急于求成的?但是,也没有见到几个因为急于求成就去搞我们这种大跃进的啊。

上升的民族地位与现实国力差距的交互作用

问:您认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强的民族悲情意识;一个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了这两个前提,再加上对过去成功经验的过分自信与依赖,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包括对现代经济生产常识缺乏了解,急于求成,又太具诗人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和唯意志论倾向,一心想着“人定胜天”,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发生像大跃进运动这样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

问:我记得有的书里好像讲过,毛泽东事后曾经检讨说,他在推动大炼钢铁时,完全不清楚炼钢还那么复杂,还需要炼焦炭,还需要运输保障,还需要专门的炉子和技术等等。但是,这些和您说的民族悲情意识有什么关系呢?

答:具体而言,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的话,我们应当能够发现,这还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梦,它也是当时举国上下成百上千万人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也只有这样一种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才能够使全国亿万人,上自毛泽东,下至一般干部与民众,都陷入到那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热情之中,造成那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爱国没有错,强国梦也该做,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烈的冲动和狂热的情绪呢?这是因为从毛泽东到许多中国人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打不开,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来贫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毛泽东等从内心里发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欢呼,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真要想在国际社会上挺起腰杆儿来,却并无底气。毛泽东搞大跃进,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

问:您的这种讲法还是第一次听到,请具体解释一下?

答:严格来说,中国近代的政治领导人大都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读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都不难看出这一点。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就很典型地表现出不屑于欧美西方文化,自尊自崇传统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心态。与蒋介石不同的是,毛泽东的雄心更大,他还要把他心目中的中国变成世界的榜样力量。几乎就在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同时,延安的共产党人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如果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据此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的会议上号召亚洲各国劳动人民学习中国的榜样,为建立人民解放军、发动武装斗争而奋斗。这一观点在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后,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包括战后一直坚持合法议会斗争的日本和印度共产党,都一度效法中共,展开了武装斗争。不难想象,这对渴望提升民族国家地位的毛泽东会产生怎样的激励作用。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选集》里最后一篇文章,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看得更清楚些。那是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两周发表的专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篇长文。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一方面承认美国对华政策遭遇严重挫折,一方面通过艾奇逊的信,断言中共也一样解决不了因为人口过多、土地太少而带来的“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个时候的毛泽东,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正着手创建新中国,意气风发,自然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极端轻蔑和反感。兴之所至,他立即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在十几天时间里洋洋洒洒连写四篇评论文章,嘻笑怒骂,尽显胜利者的骄傲与自信。到9月中旬,毛泽东余兴未了,又写了这篇专驳艾奇逊的文章。

毛泽东在怒斥艾奇逊居高临下地声称中共没有美国援助一样不能解决国内民生问题的同时,信心满满地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已经可以清楚地感觉到1958年大跃进中那个豪气干云的毛泽东了。

美国的敌视政策对毛泽东的心理形成强烈刺激

问: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与威胁应该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吧?

答:何止是强化,完全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实际上,新中国宣告成立时,中共尚未完全解放中国大陆。1950年上半年统一大陆的作战刚告结束,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突然在台湾海峡部署了第七舰队,使得毛计划中的统一大业无法最终完成,这自然成了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这件事再度让毛泽东感到了耻辱。他随后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与此恐怕也不无关系。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他就是不信这个邪,就是要和美国人较量一下。“苏联出装备,我们出人”,看看美国到底有多厉害。

朝鲜战争,志愿军在战场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个平手。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辉煌的战绩了。它确实也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但第一,这场战争说到底还是在苏联大力提供装备援助的情况下打下来的;第二,从战场的实际较量中也可以看出,即便只是在陆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现有的条件,要取得对美军的胜利,也是极为困难的,更不必说在海上和空中了。这意味着,靠新中国自己的力量要想战胜美国的阻隔,跨过台湾海峡去解放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1953年3月18日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迅速停战,苏联新领导层倡议和平共处,基于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曾经设想过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一年之后,中国外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受命主动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接触,遭到冷遇,再度刺激了毛泽东。他明确表示对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

为了教训傲慢的美国人,在日内瓦会议刚刚就朝鲜和越南停战达成协议后,毛泽东就下令宣传解放台湾,并炮击金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给美国人以教训。这一强硬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使毛泽东看到了成效。半年多之后,原本拒绝与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美国政府,终于改变态度,与中国建立起了大使级会谈这种外交沟通渠道。尽管美国政府并不愿与中国方面讨论台湾问题,但至少,傲慢如美国者作出如此让步,还是让毛感到了某种满足。

从1955年起毛泽东就憋着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

问:实际上,这个时候美国不仅在台湾问题上与新中国对立,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仍旧采取着敌视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比如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拥有代表权,以及对中国大陆实施经济封锁等。

答:是的。这也是毛泽东这个时候开始对经济生产问题投入很大热情的原因。他在中美两国大使的交涉过程中看得很清楚,如果不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就永远也不要想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以及联合国等问题上作出真正的让步。为此,毛泽东这时格外重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并不惜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累资金。他始终嫌建设速度太慢,还在1955年就明确讲:“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毛泽东要争什么气呢?他这时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有过一段谈话,清楚地反映出他内心里的焦虑和不满之所在。

苏加诺提出:中国应当早日加入联合国。毛泽东答复称:“慢一点好。”苏加诺表示不解。毛忿忿地解释说:“问题是台湾。”“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一万年也不进去”。因为,美、英、法,再加上一个蒋介石,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有否决权,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提案,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进而赌气地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要让人家承认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我们宁肯不加入联合国,也不要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

毛泽东的看法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尽快收回台湾”,一是“把自己建设强大”。在美国坚持干涉政策的情况下,前一个实际上做不到,因此毛泽东这时急于想要实现的其实只是后一个办法,就是先把自己建设强大,然后再来与美国人谈收回台湾的问题。

1956年,全国各地到处敲锣打鼓,宣告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苏联人当年用了12年的时间恢复经济,又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中国只用了3年时间恢复经济,不到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速度,再加上此前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使毛泽东越来越看不惯周恩来等人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他坚信中国在经济建设上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由此就有了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那段关于球籍问题的著名谈话。针对多数中央委员在加快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知所措,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超过美国的理由,那就是:“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赶英超美的时间表越来越紧

问:从您看到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当初打算用多少年赶上美国呢?

答:1955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想法时,他的说法是准备100年,力争50年,计划75年。1956年八大他再次提出这一设想时,就明确提出要力争五六十年赶超美国。到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就变成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内心之急迫。

实际上,发动大跃进,还有两个契机。一个是大家知道的,苏联于1957年底提出了15年左右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15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计划,借此推动他此前一直在鼓吹的赶超美国的大计划。另一个则是大家多未谈及的,就是美国政府因为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早已失去了兴趣,因而在1957年底试图逼迫中方自动中止会谈,毛泽东被美国政府的这种轻蔑态度激怒了。

因此,1958年上半年,处在推动大跃进的亢奋之中的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定:第一是全面推动和部署大跃进运动,他公开放言:“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要求各地立即发动生产大跃进,赶英超美。第二是改变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免去了主持该方针多年的周恩来的外长职务,其过去的外交政策被定性为右倾保守,在内部受到批判。第三是在周被免职前后,中国外交部受命向美国政府接连三度发出严重警告,最后一次,即6月30日,更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强硬宣称,美国方面除非在15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为此,毛指示军方立即准备再度炮击金门。

大跃进运动发动不过几个月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极受鼓舞的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在工业上创造奇迹。因此,全国上下9000万人又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也同样是捷报频传,钢铁产量直线上升。到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调整了年初的赶超计划,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又过了一个月,进一步的捷报使他又一次调整了赶超计划。他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应超过英国。进入到9月初,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到1958年夏天,毛泽东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与不同,可想而知。

一个人很难不相信他自己梦想中的奇迹

问: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干部为什么要层层弄虚作假,他们就不怕被发现要受处分吗?一个是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各地的弄虚作假所愚弄,他当时不也专门跑到各地去看过吗?

答:这就是体制的问题了。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能否成为干部,包括能否在干部职位上取得升迁,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乃至子女家属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准和福利待遇。因此“干而优则仕”,当官,往上爬,对于绝大多数人几乎别无选择。而在这种体制内,下位者的命运全凭上位者来决定,而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考察又只能凭借数字业绩来进行考核。再加上中共党内传统一向宁“左”勿右,下级完成上级布置的数字指标只能多不能少,结果势必造成“你要猪毛给猪毛,你要羊毛给羊毛”的心理,造假之风日渐盛行。不要说一般情况下上级很难发现下级造假,即使发现,因为是上级错误的数字逼出来的,因此也只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不会有人真去追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领导人都很难仅凭自己的知识,轻易看出破绽来。记得多年前某领导到某地视察扶贫项目,地方早已层层布置,把全村的鸡鸭猪等统统圈进两家农民的圈里,惟一的区别就是各家用不同颜色的小布条拴在自己家鸡鸭猪的脚上。某领导在前呼后拥下看了一圈,问长问短,两户农民按照干部布置,对答如流。领导信以为真,非常满意。当地领导也因此官运亨通。在这种示范作用下,哪个地方领导不愿意弄虚作假呢?更何况,当年毛泽东下去视察,本来就是带着那样一种心情,想去找他期望的创造奇迹的典型。各地干部迎合其心理,精心安排,毛泽东再精明,在这种心态下,也没有办法不被自己期望的假象所愚弄。

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与顾虑

问:一边是上级号召,下指标,一边是下级跟风并造假,然后上级已被下级的假数字所迷惑,再拔高指标,下级进一步跟进,竭泽而渔,最后自然会造成人为的严重灾祸。这一点多数读者都有所了解。问题是,从您所讲的民族主义的角度,它对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其实,大家只要回顾一下1958年在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里面的种种联系。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周恩来被免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被废止以外,这一年春夏随着毛泽东心态的改变,在对外事务问题上,还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

一个是4月3日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中方采取尖锐对立立场,于5月中旬全面断绝了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一个是毛泽东7月21日听到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报告说苏共中央政治局有意联合中国和越南,组成三国联合潜艇舰队,利用中越两国的海岸线,共同抵制美国在太平洋海域的霸权。毛当场就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不愿把技术给中国,认为中国人毛手毛脚,想以此来控制中国。毛的民族自尊心大受伤害,次日大发脾气,把尤金当面教训了一顿。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听说后,急忙赶来北京,向毛泽东解释和道歉。但这件事还是成了一年后中苏关系两党撕破脸的一个导火索。

一个是8月23日,中国方面为了教训美国,再度对金门实施了大规模的炮击,造成了台湾海峡第二次紧张局势。毛泽东公开讲话,声称他就是喜欢紧张一下。

问:在1990年代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面,披露了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是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炮击金门的当天早上写的。里面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决定还是暂时不打金门为好。待到对方无理进攻时再打。并且说中东问题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有的是时间,何必急呢?这是怎么回事?

答:具体说来,这也是一件很能反映毛泽东这时民族主义心理的事情。中方6月30日对美发出最后通牒,就在中方规定两周时间的最后一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然发表谈话示弱,表示美国还可以派大使与中国谈判,只不过要从日内瓦换到华沙去。而中方因为像以往一样等不到美国的回复,就在杜勒斯发表谈话当天,也部署好了炮击金门的一切计划,并确定27日为炮击开始的日子。恰好也就在同一天,伊拉克爆发了左翼组织领导的政变,政变组织者宣布退出美英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因此,毛泽东也曾提出通过炮击金门来援助中东革命的设想。但在得知杜勒斯的答复后,他对要不要继续炮击的问题又犹豫了起来。结果是在27日写出了那封信,中止了正在准备中的炮击行动。

然而,随后又出现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情况。本来,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开始,毛泽东就开始从心里鄙视这位苏联领导人,进而对苏联经验和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地位,都产生了怀疑。对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等主张,他尤其不满。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实际上就是害怕革命。1958年大跃进所呈现出来的成果,更加让他从心里看不起赫鲁晓夫。偏偏在中东事件发生后,不敢革命的赫鲁晓夫却打出了声援中东革命的旗号。又是公开反对美英出兵阿拉伯地区,又是通过军演对美英示威。这种情况自然让毛颇感困扰。

赫鲁晓夫都“革命”起来了,一直自认为最革命的中国反倒偃旗息鼓起来,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再打,又难免会使中美双方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使中方所期望的会谈重新搁置起来。想来想去,革命这面旗帜不能丢,故虽然中东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毛泽东还是重新部署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了。但又要打,又不想弄坏中美关系,结果就出现了叶飞等人回忆中令人颇感奇特的那个场面: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要我(叶飞)去他的住处……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汇报完了,他(指毛主席)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

第二天,毛泽东虽然同意继续执行炮击计划,却提出最好先打几百发,或只打水面目标,尤其要避免打敌指挥所,总之一定不要打到美国人。这个时候在前线的炮兵数量已有30个营,一次性打击可以发射将近10万发炮弹。不搞突然袭击,又限制打击范围,将军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后来,经过彭德怀和叶飞再三力争,毛最后才同意打1万发到1.5万发炮弹。

这件事很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时内心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他处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心态极为亢奋,绝难忍受美苏等大国的任何轻视,动辄就想还以颜色。另一方面,无论赶美超苏,就经济和国防实力而言,都还需要相当时间。尤其是对美国,因涉及到能否早日解决台湾归属等问题,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如果因此被赫鲁晓夫把世界革命中心的大旗抓了去,毛也绝不甘心。结果也就发生了又要打,又不能打死美国人这样的焦虑。

大跃进失败的另一种影响

问:应该说,炮击金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因为中美大使会谈并没有因为这一炮击而中止。

答:也不尽然。中美双方的确在9月15日再度开始会谈了,但结果却再度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当时中方相信美国政府方面最主要的条件,还是要中国方面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内定了谈判的底线,即在双方共同声明承认台湾、澎湖是中国领土的前提下,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威胁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岛屿撤走,美军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国方面可以承诺,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之后,愿意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并在一定时期内避免对台湾和澎湖使用武力。

由于这个时候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如此让步在毛泽东看来会有损中方自尊,故他明确要求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必须先摸清对方底牌,诱导对方让步后,再示以善意,以免被美方误认为是中方示弱。没有想到,中方谈判代表并未理解毛的意图,第一次会谈开始即将中方底牌和盘托出。这件事再度让毛感到自尊心受伤,以致大发雷霆。

随后的情况显示,中方这一方针对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有利。因为美方注意到中方的让步条件之后,很快就作出决定,试图逼迫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军,以此换取中方不对台、澎动武的公开承诺。而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一旦金、马和台湾隔绝,美国将更容易压迫蒋介石切割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甚至以台湾海峡自然隔绝为由,推动台湾脱离中国。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毛不得不再度改变策略,提议利用美蒋矛盾,“联蒋抗美”,因而转而开始向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如此一来,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协商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最让毛泽东感到沮丧的,还不在这一点,而是1958年底以后大跃进运动失败的阴影逐渐显露出来。这意味着,原来想靠与美国拼实力,逼迫美国改变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敌对态度的设想,在其有生之年是再也难以见到成效了。毛泽东从此不再讲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话了。拼实力不行,他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试图通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来牵制美国,让美国不得安宁。其最终目的,恐怕还是想要迫使美国正视新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吧。结果是,毛泽东的想法与力图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苏联党背道而驰。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到1960年代以后,不仅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就是中苏关系也随之破裂和紧张起来,包括与诸多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也一度摩擦冲突不断。

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不仅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饥荒,而且也使新中国在外交上陷入到最为孤立的一段时期。其损失之大,无以复加。

问: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反思?

答:总结这段历史,我相信我们应该高度警惕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反衬以上百年的屈辱记忆,极易造成一种悲情意识,从而对中国的任何一种进步抱以过高的期许,以致丧失准确判断自我和形势的能力。事实上,这并不纯粹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还在1949年毛泽东赴苏访问之际,因新中国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众多中国民众,也一样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对毛泽东此行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儿难以接受;看到苏联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还曾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这导致毛泽东后来也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转而怪罪斯大林强加于人。可知毛泽东本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民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由此不难了解,在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上升的情况下,类似这种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所意识和警惕,重犯历史的错误也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