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许霆案让我们看清了法律的半个屁股!

(题记: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许霆一案并强烈抨击许霆案判决结果的荒谬,不仅仅是针对许霆个案的公正合法与否,面对法律力量的被滥用,假如我们都选择保持沉默,类似同样滥引法律条文、罗织罪名、扣以重罪的现象也许就会重复发生在每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上!)


2008年3月31日,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宣判,判决结果:“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银行经营资金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刑罚。鉴于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发还受害单位”。


之前的2007年11月20日,此案在广州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银行经营资金的行为,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据刑法相关规定,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追缴被告人许霆的违法所得17.5万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


同一桩案件,在认定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判决结果却从罪大恶极的无期徒刑变成了五年徒刑,这是媒体的胜利还是司法的悲哀?


原本自许霆案一审结果被媒体爆炒开始,我就抱之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冷眼看无知的法盲们如何愚蠢地在搅浑了“道德”与“法律”的概念与范畴之后鼓噪出杂乱的喧嚣的声音,看知法的法官们如何有意无意地在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之后密密地罗织着严酷的罪名,将一个原本简单清楚的普通民事侵权纠纷办成十恶不赦、罪至无期甚至死刑的刑事大案,看银行家们如何“很傻很天真”地扮演着无辜与纯纯的受害者的弱者形象……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写,我从来就不认为许霆个人的境遇有任何值得同情之处,这个社会比他更无辜、更可怜、更无声无息地忍受着冤屈的人们何止千万!要怪也只能怪他自个儿一时贪心,偏偏又倒霉一脚踩到豺狼们的尾巴上去了,不拿你开刀何以警告那些同样“低素质、人穷无志又贪心”的愚民们?


然而看到现在这份语言昏聩、逻辑混乱、援引失当、漏洞百出的重审判决结果我不得不说——


许霆案重审改判五年比一审判无期更无耻!更荒诞!它对于我们社会的法制文明建设以及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消除!


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这帮深谙法律条文的法官们是如何将一个原本简单清楚的普通民事侵权纠纷硬生生办成一桩刑事罪案的。


法官先后两次审判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和判决依据都是盗窃金融机构的刑事盗窃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何谓“盗窃”,什么情况下才构成刑事盗窃罪?


刑法对于盗窃罪的认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的行为才构成盗窃罪的,那么何为“秘密手段窃取”?


即便是不援引法律条款,单以“盗窃”二字的中文字面意思来讲,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只有一方在另一方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单方面获取对方财物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盗窃”行为(一方在另一方已知而又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单方面获取对方财物即为“抢”,一方在另一方不知而又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单方面获取对方财物即为“盗”,一方在另一方已知而又配合但以非法手段获取对方财物则为“骗”)。而许霆一案中,许霆在ATM自动柜员机上自始至终都是在按照与银行约定的合同行为,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在得到ATM自动柜员机的认可与默契配合的情况下进行合法的取款操作的!


在本案的两次审判过程中,被法官完全模糊掉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是:许霆自始至终都是以插入自己的合法的银行卡,按照与银行双方合同约定的方式操作并在获得银行ATM机的认可的情况下,每次点击取款100元而ATM机却硬要塞给他1000元的!也就是说当时的ATM机并不是处于完全损坏的状态下的——它仍然懂得要读写识别银行卡,还知道要在操作者按程序操作之后它才付款!知道每笔业务完成之后还要写入交易记录!我们只能说,2006年4月21日这天晚上,位于广州黄埔大道路上的这台ATM取款机就像一个在夜总会里喝高了的某银行行长一样,一下子成了白痴了,它分不清100元与1000元钞票的差别了,于是一看到有人来请它付款的它就自动地疯狂往外掏钱……这种情形与ATM机完全损坏,比如说ATM机的钱柜上开了个大洞,许霆径直将手伸进去窃取里面的钱财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行为,前者显然是属于合法对等的双向的民事行为(至于此民事行为的后果是否有效当作另行论定,但我们不能说这一民事行为的过程存在非法),而后者才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仍以那位喝高了的银行行长来举例说明:这天晚上这位行长喝高成了白痴了,小J请他付100元小费他却扔给她1000元,小J再让他付100元他又扔给她1000元……如此等等一晚上就扔出去17.5万元!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小J的行为是“秘密窃取”,是罪至无期徒刑的刑事“盗窃”重罪,最多只能说是“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明显有失公平交易”的“无效民事行为”,责令其退还多拿的钱就是。只有当小J乘该银行行长当晚喝高成了白痴的机会伸手从其腰包里偷偷地拿走了17.5万元的时候,才构成“盗窃罪”。


法官既然已经认定银行的ATM自动柜员机是“金融机构”,那么就应该承认ATM机是与“金融机构”一样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资格主体,而事实上ATM机也正是以模拟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金融机构自动化服务的“代办者”,它与银行营业厅里面的人工柜台服务在法律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人们通过办理“银行卡”并与金融机构签订服务合同的方式获得在ATM机上进行合法的存取款等交易的操作权限,常规情况下,人们在ATM机上的所有交易是被视为与银行人工柜台交易一样具有同等的完全的法律效力的,至于ATM机出现机器故障应是ATM机生产厂家自身技术问题引起,或银行使用管理不当所致,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该由ATM机生产厂家或银行自行承担,至多银行或ATM机生产厂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向法院提请主张:判许霆恶意取款的行为和银行ATM自动柜员机因故障多付款的行为属民法上的无效民事行为。向实施了“恶意取款”行为的许霆追索自己损失的财产。


然而在此案先后两次的审判中,法官却都有意无意地将原本属于双方对等的合法的民事行为与单方的蓄意犯罪的盗窃行为混为一谈,最终导致把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错误地当作刑事罪案来审判。


有论者认为本案中,“许霆第一次取款1000元,其账户实际仅扣款1元,但是,在第一次取款并查询了账户余额后,许霆已经意识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了异常,却仍基于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再次取款,这已经是一种恶意侵犯他人财产权益的侵权行为,当该侵权行为达到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程度,触犯了刑事法律,就构成了犯罪”,并认为许霆在发现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应向公安机关报警,按银行卡上的电话号码联系银行相关部门”,或者“在取款后向所在单位报告和上交款项”,许霆没这么做,所以他就是“盗窃犯罪”!这种论断充斥着强词夺理的荒诞推论,是典型的故意混淆“道德”与“法律”的范畴,用强制性的刑法来惩罚人们在道德层面的错误与缺陷的荒诞做法。


基于此案荒诞的判决结果,让我们来把这种荒诞推演到极致,看看此案的本来面目究竟应是什么?


首先,在许霆的个人银行卡账户里面事实上确实是有属于其自己的合法的170余元的存款的,他持卡到银行ATM机上按约、合法地进行操作想要取出银行卡内那属于自己的钱,他输入100元,ATM却塞给他1000元,他查询账户余额后发现实际仅取走了1元钱,其账户里面还有170元,这时候从道德的角度,许霆应该选择报警或打电话通知银行,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他完全没有这样的责任与义务。“我就是想要我卡里的那本来属于我自己的170元钱,可我每次想要取那属于我自己的170元钱时这台ATM机它硬是就塞给我这不属于我的1000元,我能怎么办?于是我就取啊取啊……终于我把我卡里本属于我自己的那170元钱都取出来了,吁~ 累死我了!”那现在瞅着这ATM机硬塞出来的这一大堆不属于自个儿的钱许霆该怎么办?许霆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只拿上属于自己的那170多元钱,其它的不属于自己的那一堆钞票就任其堆在那地方,“至于是不是会丢失那就不管我的事了”。我所感兴趣的是,如果许霆当时真的这样做了,结果那17.5万元后来连影子都找不着了,银行与法院会不会仍然判许霆刑事“盗窃”重罪?想来想去,我认为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许霆仍然会“罪责难逃”,因为他无法证明那些钱他根本没拿,不会有人相信他——就像“南京彭宇案”一样,说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也是你干的!很明显,这第一种选择“很不划算”。二、把所有取出来的钱先都拿回去,等银行自个儿上门来讨要——“到时候不能白给他,得跟他要保管费、辛苦费还有精神损失费……”,“让我亲自给银行送去”?“拜托!谁规定了我必须有此义务的?我能在这儿耐着性子等两天等你上门来取就已经很够意思了”,“不要是吧,不要那我就不客气了……嗬!十七万耶,还打什么工,回老家做点小买卖娶老婆去”……而真实的情况是,许霆在取款后的确是在其广州原单位等待了两天,等待银行来找他讨要多取的款项的。


于是按着一审法院的荒诞推论继续推下去我们就会发现:不管当时许霆有没有拿那被ATM机硬塞出来的17.5万元,只要他当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警,或按银行卡上的电话号码联系银行相关部门”,或者“在取款后向所在单位报告和上交款项”,他都难逃罪至“无期徒刑以上甚至死刑”的刑事盗窃重罪!这就是许霆一案的本来面目。


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执法机关竟然动用刑事重罪法律条款来惩处一个普通公民不履行其“非法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是什么力量促使执法机关在事发后放着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更适合的民事法律条文不援引,却硬生生地罗织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刑事重罪来指控民事侵权纠纷当中的一方当事人?


我们看到的是:事件发生后,银行不思改进ATM自动柜员机的技术,提升其监管水平,并先后两次拒绝许家人的主动上门还钱,司法机关不思修订、补充、完善有漏洞的法律条文,让自己在今后遇到类似案件时执法行为更为严谨规范,却联手上演了一出左支右绌、炮制罪名,扣以重罪的“杀一儆百”的把戏!在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影响之下和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之后,案件重审没有改变任何认定事实和罪名,判决结果却以“特殊情况”论一下子从罪大恶极的无期徒刑变成了五年徒刑!我们不知道这种所谓的“特殊情况”是不是也包含“民愤”与“媒体的力量”或是“最高法院领导的有罪推定”。然而法律在此案中所体现出来的“儿戏”性足以令每个有思想力的国人为之震惊。我们看不到司法公正的力量,更看不到司法独立的精神,我们只能说:中国的法律比ATM机还“ATM”!


相比于许霆恶意多侵占银行173826元的无效民事行为所造成的所谓“严重的社会危害”,司法机关在判案时解读与援引法律条文的随意性和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危害程度”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强烈关注与思考。


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律就像是一个高级妓女和她的裤腰,在没钱没势的草民们面前她从来都是把裤腰拎得很高、系得很紧,摆出一付凛然与高贵的嘴脸的,而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面前,那裤腰则是随时可以被踩到脚底下去的。许霆一案与此前的南京彭宇一案迫于公众舆论的力量,现在那拎得高高的裤腰终于向下褪了褪,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律那“高贵的”半个屁股!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像一个妓女和她的裤腰一样被某些人随意地揉捏,随意地说高就高,说低就低的话,这实在是法律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更是人民的大不幸!



2008年4月2日



注:这是我看过有关许霆案分析的最深刻、最犀利的一篇文章,转过来给大家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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