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与灵魂,那时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制定对美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总的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看法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化过程。1935年以前毛泽东认为,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是一丘之貉,同样是压迫、掠夺中国的强盗。它虽与日本有矛盾,但并不愿意帮助中国,而是趁火打劫。从1935年开始,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有了变化,他进一步看到了美日矛盾的深刻性,把美国看作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之一,提出美应援助中国,但同时也担心美国搞“远东慕尼黑”。到了1944年6、7月份,中共中央明确承认美国是民主国家,故取积极、灵活的对美态度。1943年和1944年是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评价最高的年份。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开始发生巨大逆转。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美国观及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变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5年到1943年3月


这一阶段,毛泽东对美国有相当好的认识和评价。相应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联美的政策,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准官方关系,开辟了“从延安走向世界的新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即主张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希望美国来主持‘正义’与‘公道’”的做法。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以及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崛起,毛泽东开始思考能否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问题。从1935年开始,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1935年11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提出要“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毛泽东在形成这一决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第一次提出可能和有必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与英、美等的某种联盟关系。这表明,航向已开始扭转。第二年,美苏邦交正常化。而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之际,也再度携手。这一切都使进一步接近美国的障碍越来越少,毛泽东的美国观因而有了明显转变。

1936年7月斯诺访问延安,毛泽东与他进行了多次长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美国记者。毛泽东通过斯诺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与斯诺的多次谈话和交往中,毛泽东对美国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毛泽东回答了斯诺以及西方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即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中国人民?他特别指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一起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由中共高级领导人正面肯定和评价美国及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积极角色,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由毛泽东本人做出这一正面肯定和评价,则尤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种现实主义态度确立了一个基点,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美、日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看似平淡、实则深刻的认识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改变了对美方针,逐步提出了希望与美国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的主张。在此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强了对美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39年以后,受国共关系摩擦、西方“慕尼黑阴谋”出笼、苏联与英法美关系僵持等因素的影响,中共领导层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一度有所逆转。这时毛泽东对美国主要持批评态度。他甚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没有公理。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二战的性质判断失实,对英美等国家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认识有误。特别是在“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题目下,把英法美等国当作最主要的敌人加以抨击。然而到了1940年,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逐步调整了对美国及国际局势的看法,并于11月得出结论:尽管英美仍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蒋介石加入之,“有利无害”;“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还正式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12月25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共对外政策的若干原则性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再认识奠定了基础。除1941年4、5月对美国有所指责外,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形成了对美看法的新思维。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提出,中共在全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随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以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联合一致。此后,中央在公开发表的评论、宣言中,对英美不再使用帝国主义之类有刺激性的措辞,而改称“友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指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进英美抗日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这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产生新认识的转折点。

在这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借用美国的影响,制止了国民党企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又把对美政策的重点,放在美国对中共的直接军事援助上。随着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日渐突出,美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对中共的工作。

1944年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此举受到中共方面的极大重视,中共中央称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机会,他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所发表的社论,把美军观察组明确称为“战友们”,并且指出,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这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大事。可以说,1944年7、8月间是中共诞生以来对美国评价最高的时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是《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发表的《祝美国国庆日》的社论,二是毛泽东1944年8月23日与谢伟斯的谈话。社论赞扬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盛赞“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的光荣传统,确保战后世界和平和民主化,它必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在与谢伟斯的谈话中也称赞美国是民主的国家,并表示希望与美国合作。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不限于战时与美国的合作,而且还涉及战后中美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的问题。这表明中共寻求同美国的合作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构想。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协调国共关系,使双方共同签署了“五条协议草案”,从而使中共和美国在抗战后期的合作与联系达到了顶点。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满意地写道:“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与美军观察组和美国特使赫尔利的交往,是中共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的开始,虽然后来由于美国政府推行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中共的对美政策目标未能实现,但中共扩大了影响,得到了中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对于正在准备面向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但总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为此中共中央也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灵活的对美政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民族危难之际,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局势,准确把握了主要矛盾,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矛盾,为了国家利益,应该同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第二阶段:1945年3月以后


1945年3月以后,中共官私文献对美国的批评日渐增多,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化。1945年6月是一个分界线,此后美国在中共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丑陋。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中共也开始着手制定联苏反美的政策。

还在赫尔利调停期间,毛泽东就抱怨说:“说什么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没有那么回事!”1945年4月赫尔利公开宣布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这是美国走向扶蒋反共的重要一步。对于美国态度的变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严正的批评,要求美国改变其错误的对华政策。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5月31日毛泽东还明确提出,要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要警惕斯特比式的人物。抗战胜利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以美国为主国民党统治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此后,毛泽东陆续发表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重要评论,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他进一步预言:“假如赫尔利的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入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言十分准确。

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评价,始自“友邦”终至“死敌”,是美国自己摧毁了自己在中国的形象。探究毛泽东美国观变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对外关系的本质与目的的认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几乎都经历过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过程,他们在青年时代被称为是“蒙受耻辱的一代”,而强调雪耻是任何遭受失败的民族特有的愿望。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结束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应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争取平等,反对强权,反对外国干涉和支持国内反动势力。因此,对于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们深恶痛绝。在这一深层次的世界观的支配下,中国共产党揭露、批判美国的反动本质,制定反蒋反美的政策便成为必然的选择。缘此,在抗战最后的仅仅几个月时间里,美国在毛泽东及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