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少数民族人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一、国民党政府在诸民族地区的腐朽统治


1927年(民国十六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就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从此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全国各地的反革命统治。使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也将其反动统治逐步深入到了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建立起各种反动统治机构,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贫困不堪,人民生活濒临绝境。

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疆,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很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但是国民党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便采取了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统治的办法,建立起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主、军阀的联合专政,对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严密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如在内蒙古地区,先是设立“蒙藏委员会”,继后是置省,同时又保留盟旗制,这是笼络少数民族中的反动上层建立起的联合专政,将广大蒙古族人民置于国民党官吏和蒙古王公贵族的双重压迫剥削之下。在新疆、青海、宁夏国民党则利用盛世才、马步芳、马鸿逵等反动封建地方势力,建立起联合专政的统治机构进行统治。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强迫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法,一家有事,全甲牵连,一甲有事,全保受累。

1940年湖南新晃县设149个保,1613个甲。①还任命当地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地痞流氓、土匪为乡长、保长、甲长。甚至将这种联保联坐法渗透到一些少数民族内部保留的原始社会组织中去。黎族峒头、②村头、亩头③被任命为保长、甲长,将保甲制度与黎族中的部落残余组织相结合进行统治。保甲制度同样融入到苗族议榔组织之中,作为榔规①的内容固定下来,议榔的首领榔头就是保甲长,还把联保联坐法的内容亦写进榔规中,苗族人民必须遵守,否则将受到处罚,保甲制度完全和苗族封建地方势力结合在一起。保甲制度在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内蒙古、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均普遍推行。这种保甲制度的实行加强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等组织和设警察、派军队进行全面控制。在云南白、彝等族地区的城镇、区乡、工厂、学校普遍建立起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等组织。在四川羌族地区相继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等组织。在新疆柯尔克孜族地区建有国民党党部,将兵痞、流氓、土匪和反动牧主均搜罗为国民党党员,同时建立起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在湘西、贵州等地的土家、苗、侗、水等民族中,不仅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等组织,还四处搜罗地主、流氓、匪首参加,并参予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机构,与国民党共同统治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军事统治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都设有警察机构,建立“绥靖公署”,指挥国民党建制的军队,同时又在各省设立“保安司令部”,统率各省保安团,各地区设有地区“保警大队部”,统率保安警察队。各地封建势力还有自己的警察队、自卫队等地主武装。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还设有监狱、法庭,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设有军事法庭,地主私设刑堂、监狱,以各种罪名进行审判,许多无辜群众惨遭杀害。在这种军事法西斯统治之下,各少数民族人民有冤无处申,因此在不少民族地区都流行着“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申冤”的民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就可想而知了。

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对各少数民族一贯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②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露骨他说中国各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完全否定了各少数民族的存在。在这种反动民族政策统治之下,对各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和强迫同化,不准少数民族穿本民族服装,说本民族的语言,过本民族的节日,唱本民族的歌,跳本民族的舞,禁止少数按本民族来装饰打扮,甚至诋毁民族风俗习惯是“有伤风尚”,强行改革。如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把少数民族的服装说成是“笨重丑劣”的,因而要下“最大决心,不让一个民族有不同的服装、文字、语言”,“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铲除”。又如国民党军队在回族居住地区强迫回民吃猪肉,放火焚烧清真寺等。国民党反动派还竭力挑拨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制造民族纠纷。在云南挑起傈僳族与白族、哈尼族与白族之间的民族纠纷,使同饮一江水的两族人民互相戒备,敌视相待。在四川羌、藏、回、汉等民族杂居地区人为地制造民族之间的矛盾,怂恿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仇杀械斗,如挑起松坪沟羌族与松潘藏族械斗仇杀近数十年,几百名无辜群众丧生,财产损失无数。

在国民党腐朽统治时期,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民族的大牢狱,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二、国民党剥削的加重和各民族人民的苦难


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在经济上亦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他们或借抗日之名,或为其发动内战的需要,以各种名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搜刮民脂民膏,大肆进行征兵、征粮、征税的敲骨吸髓的剥削,置各少数民族人民于痛苦的深渊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无限扩大镇压各族人民革命的反动军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以抗日为名,后又以“戡乱”发动内战为由,在全国进行恶性征兵,各少数民族人民受征兵之苦更深,许多征兵名额都加到少数民族头上。征兵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年比一年增加,征兵的人数不仅一年比一年多,而且一年比一年频繁,先是一年征兵一次,继后是一季度征兵一次。征兵单位亦由原先的以乡为单位,发展到以保为单位。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征兵法”,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但地主阶级“五丁”、“七丁”并未被抽,而农民即使是“一丁”、“二丁”户也强征入伍,实际征兵数完全落到各民族劳动人民的身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区、乡、保长等地主恶霸又利用群众害怕当兵受虐待的心理,乘机敲诈勒索,不去应征者动辄摊派数额很大的银洋,负担不了兵款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只好被迫当兵,而当兵以后有的惨遭打死,有的冻死、饿死、病死,受尽各种虐待,生还者寥寥无几。没有壮丁的人家也要交纳壮丁费。兵款也越来越多,如“壮丁费”、“壮丁安家费”、“壮丁被服费”、“壮丁输送费”等。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因征兵、交兵款而弄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有的被逼得到处流浪。苗族人民曾愤怒地控诉国民党的征兵是:“国民党来大抓丁,无钱死,有钱生,开到前方去打仗,不打日军打共军。”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征兵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本质。

苛捐杂税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在各少数民族身上的又一沉重枷锁。国民党捐税之多,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不及的。捐税不仅名目多,数量大,征派频繁,而且一年重似一年,更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对少数民族所征捐税更为繁重。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捐税多如牛毛。湘西和黔东南各县捐税有50多种,滇东南各县捐税有60多种,诸如田赋税、田赋附加税、筑路费、枪支费、保长津贴费、保丁津贴费、团丁伙食费、服装费、救国费、禁烟罚金等。黔南望漠县麻乡苗族地区每年捐税派款多达100多次,平均三天半就有一次派款。捐税的数量也不断翻番,贵州全省仅田赋一项1941年比1937年增加了7倍,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增加更多,如在同时期内(1937—1941)松桃县增加16倍,台江县增加26倍,丹寨县增加46倍,三合县甚至增加了168倍①。又如贵州定番县1934年至1937年的三年间征收的税款增加了1倍。在北方的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要负担盟旗政府和王公札萨克的种种谣役摊派,还要承担省县政府新加的田赋和苛捐杂税。蒙古王公任意加重旗民的负担,有的竟对蒙古族人民的牲畜十征其一。省政府除征收规定的税额外,还对牧区和半牧区的蒙民增加各种商品进出口税,凡出入蒙民地区的商品都设卡增税。察哈尔部各旗蒙民的牲畜、皮毛、药材、盐碱等土特产品运到张家口出售,沿途征收各种捐税达商品价值的3%,还要征收附加省教育费1—6%。①地方军阀也依靠权势,对蒙古族人尺任意抢掠,蒙民的牲畜遭到残酷的掠夺,数十数百户蒙民的羊群被抢走,以至造成30年代察哈尔地区4万蒙民只有1万余头牲畜的悲惨状况。②国民党地方官吏也任意增加各种捐税,1942年伊盟也按省政府规定征粮2万石,而地方官吏又在年底增征3万石,还规定征粮1斗,须加缴2升,并附草10斤。牧民不种粮也得用牲畜换粮缴纳,并对牧民的大小牲畜登记尺量烙印,征收十分之三。更有甚者是连蒙古族妇女的头饰也在被搜刮抢劫之列。蒙古族人民在这种重重压迫剥削之下,生产的收入几乎都被掠夺殆尽,而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③在新疆,加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形形色色的赋税多达数十种,1944年新疆各族人民平均纳税金额比1937年增加了7倍,农民每年担负的土地税就占了全部农业收入的15%以上。④苛捐杂税和差役负担更多得出奇,仅与牲畜有直接关系的税就有牲畜税、牧税、屠宰税、草场租金等多种,牧民的牧草场也要交粮纳税。国民党的横征暴敛,使新疆省的参议会也认为征收过重,人民难以承受,因而曾向国民党政府提案,要求政府“解救”贫困的游牧群众,停止征收牧税、地价税、土地税、草场税等苛捐杂税。这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各族人民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实行残暴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在经济上实行严酷的掠夺剥削,使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经济上生活毫无保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各少数民族人民变得越来越贫困,人民生活极为悲惨,濒临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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