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丝毛麻纺织均历史悠久,棉纺织则产生较晚。南宋,棉花始由中亚移植陕西何由海道移植闽广,但并未形成棉纺织中心。元代元贞(1295——1297)中,黄道婆自海南岛回到江苏松江的乌泥泾传授黎族的棉纺技术,汉族的棉纺织业才发展起来。

棉纺织有扎花,纺纱,织布三个主要工序。扎花即除去棉籽,黄道婆之前,松江是用手工剥去棉籽,别地也有用辗轴赶出子粒,都很吃力。黄道婆教人们做成搅车,单架,高1.5尺,上下装两个木滚轴,相对而转,将棉籽挤出。要用两人各摇一轴,又一人喂棉,效率比辗轴高数倍。明代的搅车仍如元式,只是改为一人操作。清代改称扎车,用三脚架,高3尺,有径3寸和1.5寸滚轴一对,水平放置:大轴木制,用手摇,外旋:小轴铁制,用脚踏,内旋。利用两轴摩擦力,转速和旋向不同,将棉与子分开,子落于内,棉出于外。这种扎车一人操作“日可扎百十斤,得净花三之一”,尤以太仓式扎车出名,一人可当四人。只是这种扎车好像应用不广,只限于松江,太仓,上海一带。

轧去棉籽的棉花,古代称为净棉,现代称为皮棉或原棉。净棉在用于手工纺纱或作絮棉之前,需经过弹松,称为弹棉。弹棉过程中也能去除一些杂质。弹棉的实质是利用振荡原理进行开棉和清棉。弹弓和弹椎是弹棉的工具。最初的弹弓是小弓,不用弹椎。这种小弓是线弦竹弧的小竹弓,弹力轻微,用手指拨弹。14世纪初,出现了4尺长的大弓,是竹弧绳弦,这种大弓弓身长,需用弹椎击弦,弹椎一般用质地坚硬而沉重的檀木制成,两头隆起如哑铃状,弹棉时两头轮流击弦。用弹椎击弦代替以手拨弦,加大了冲量,增强了弹弓对原棉的振荡作用,提高了开松效率,是弹棉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到了明代弹弓又有改进。《农政全书》绘出了“以木为弓,蜡丝为弦”的木弓。这种弹弓弓背宽,弓首伸展,当弓弦振荡时,接触棉花的空间增大,弹棉效率更高。但此时的弹法,仍是左手持弓,右手用弹椎击弦,很费力气。《天工开物》中介绍了悬弓弹花法,用一根竹竿把弹弓悬挂起来,以减轻弹花者左手持弓的负担,仍用右手击弦。到了清代,弹花者把小竹杆系于背上,使弹弓跟随弹花者移动,操作较方便,但增加了弹花者的负担。古代利用弹弓开松原棉并清除其中的一部分杂质,较近代上采用的角钉、刺辊、打手等剧烈的开清棉方法有优越之处,现代探索中的振荡开棉技术,正是这一古老技术的新发展。

元时纺棉除沿习使用手摇单锭纺车外,已开始改用脚踏3锭纺车纺棉纱。脚踏纺车始创于东汉前,供并拈丝麻之用。脚踏纺车轮径影响锭速,并拈合线时轮径尽可增大,而纺棉时锭速受纤维充分条件的限制,故轮径必须适应纺棉纱工艺的要求。改革脚踏纺车使适于纺棉,就是从改小轮径着手的。元时单人纺3根纱,必须先卷制棉条。用棉条纺纱是纺纱工艺发展中的又一大贡献,它使纺纱前的棉纤维排列较为整齐,有利于成纱的匀细。用无节细竹或高粱杆等作,把弹松的棉絮平铺桌面上,用手将棉絮卷于上,制成8~9寸长的中空棉条明时又改用擦板制条,《天工开物》称之为擦条。

纺车的革新,是由手摇改为 脚踏,可以解放右手,加多锭数。宋时,有脚踏5锭麻纺车,又有人蓄力传动的32锭大纺车和水力传动的大纺车,代表了宋代的水平。但是由于棉麻纤维的不同,这些纺车并不适用于棉纺。棉纺用的,还是手摇单锭小纺车。

明清以来,农家小户还多是手摇单锭小纺车,棉纺发达地区单人纺车仍以“三锭为常”,只有技艺高超的松江府纺妇“进为四锭”,而当时欧洲纺纱工人最多只能纺两根纱。清末,在拈麻用“大纺车”的基础上,创制出多锭纺纱车。3人同操一台40锭双面纺纱车,日产纱10余斤,成为中国手工机器纺纱技术的最高峰。多锭纺纱车的纺纱方法是模拟手工纺纱,先将一引纱头端粘贴棉卷边,引纱尾部通过加拈钩而绕于纱盘上,绳轮带动杯装棉卷旋转,引纱则向上拉,依靠引纱本身的张力和拈度,引纱头端在摩擦力作用下,把棉卷纤维徐徐引出,并加上拈回而成纱。

棉布分本色棉布和色织布(包括提花布)两大类,在各种型式的织机上织造的本色棉布,是中国棉织物的最初形式。宋元之际,中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松江一带的“乌泥泾被”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宋元时期的棉布仍以本色平纹为主,幅阔1市尺左右,质量相当于今天的白细布。

织的主要工具织机,因为我国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丝绸制造技术,用于织棉布的投梭机,绰绰有余。只是一直在明清都没有改革,到了20世纪初,才有手拉机和铁轮机引进。

明代是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最兴盛的时期。当时棉布已十分普及,中国衣着原料舍丝麻而取给于棉。历年出土的明代棉织物十分丰富,其品种、规格则与元代相仿。可见长期以来棉布生产仍是沿习在脚踏斜织机上以双手投梭织成,故布幅均约尺余,未有改变。明代棉布产量较多,除自足之外尚可出口。清代后期“松江大布”,“南京紫花布”等名噪一时,成为棉布中的精品。但是,明清时代的棉纺织业主要还是以农户分散生产为主,比较大的工场——机房,大多出在丝织业。

再来看看棉纺织的劳动生产率。先看纺纱,单锭纺车抽绪只一条,每人每日可以纺五六两纱。三锭脚踏纺车每人每日可以纺十余两。而织布则大约一日可出一匹,布幅面有宽狭,但多在0.90--1.15尺之间,长度在16--32尺之间,大体上每匹长2丈左右。据史料记载,大约每匹重17--18两(1.1斤多一点,每斤16两),接近近代上海的标准土布,宽1.2尺,长20尺,重一斤四两,即20两。也就是说,为供应一日织布,需要3.5到4日来纺纱。加上扎花弹棉等工序,一个劳力织一匹布,共需七天,光绪年间,可以赚钱大约100文。

当时的投梭织机的效率大约只有后来拉梭织机的一半,只有我国近代纱厂所用动力机的十六分之一。而纺纱的效率就更低了,只有近代纱厂所用的英式纺纱机的八十分之一。在一些商品布的集中产区,如苏松地区,差不多每一户农家有织机一至三架,纺车人手一具,一般人家年织布100——200匹。一个五口之家,每年自用布不过10余匹,显然是商品化生产。按户产销100匹以上算,年收入约万文以上,折合白银总在10两以上。

康熙年间,棉价大约是每斤0.027两,而布价是每匹0.2~0.3两大约三斤棉可得一匹布。1840年,全国产棉量大约800~1000万担,其中用于织布和絮棉的大约各占一半,棉布消费量大约6亿匹(折合标准土布,每匹重20两,宽1.2海尺,长20海尺)。乾隆末年,每匹价格大约200~400文,大约合银三两左右。全国年人均面部消费量为1.6匹。出口外销布由广州出口,大约合每匹0.49两。而在明代,每匹布价大约是一钱五六分(0.1两)。

当时的物价是:1840年之前,江南米价大约是每石2两银子,谷价大约是米价的一半,麦价是米价的七成。这里的每石应按150斤计算。而在明末,每石米价不过1两银子。乾隆年间,雇工的工钱大约是每月3000~4000文,2~3两银子。明末则雇工合盘费工钱吃米柴酒每月大约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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