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变迁的金融经济学分析


作者:水草


在金融经济学中有一个分支,叫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讲董事会呀总经理呀等等之间关系的事情,国内这几年因为股市很火(不过最近几个月好像感冒了),我想很多人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到目前为止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结论。


第一: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兼CEO拥有100%的股份,那么这个人应该不会从这个公司乱偷东西。有数学模型可以证明,他偷了也是白偷,反正都是自己的。这是最好的产权安排;


第二:如果这个董事长兼CEO不是拥有全部股份,比如只有40%,他就很有可能偷偷地拿公司的财产。打个比方,他从公司里偷走1块钱,但因为他还有40%的公司股份,实际上他能够得到6毛钱的好处。这种方式就明显不如第一种,老板虽然也会努力工作,但因为公司不全部是自己的,他很有可能会做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第三:如果这个董事长兼CEO纯粹就是个打工仔,在公司里一点股份也没有,他就有可能把公司的财产全部偷走。道理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这是最差的情况,理论上讲公司会马上破产。


这是公司治理领域的几个结论,但如果应用到国家政治领域,我发现竟然也惊人的类似。


让我们先分析第一种。这种国家(公司)治理方式可以类比于从秦朝至清朝为止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封建王朝(严格上讲应该是“帝国”啦)。因为这些王朝都是皇室家族自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这些皇帝们自然工作也非常认真努力,在中国历史书也有很多记载。可问题是皇帝们很努力,国家治理的到底好不好?最近在看那本曾经很火的《明朝那些事》,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关于那“罪恶的科举制度”,作者认为它给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加入统治阶层的机会,比现在的高考制度都公平;再比如言论自由,在明朝时言官都非常活跃,官员们对来自于舆论的批评都已经习以为常。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皇帝觉得这样国家会治理的好,他的江山就牢固。实际上,当时的明帝国也是威伏四海,比如收复越南。在公司治理领域,现有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家族企业的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比如Anderson and Reeb (2003)在The Journal of Finance(注意:这是金融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杂志)的文章就支持这个结论。其实道理很简单,公司全部或者至少部分是自己的,老板就努力工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更加有趣,比如Villalonga and Amit (2005)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属于前三名的杂志)的文章说,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担任公司的CEO时,公司表现就比较优异,但如果创始人的后代担任CEO,公司的表现就会不如从前。应用到国家治理领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开国皇帝一般都是挺好的,但传到后代慢慢就不行了,于是就有了改朝换代。大家读中国历史是不是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呢? 这个金融经济学的结论用在国家治理领域竟然惊人的有效,道理其实很简单,东西是自己的就上心。另外,我们在开头也说了,在这种治理方式下,CEO不会偷公司的东西的。所以,在从秦朝到清朝期间,从没有听说过哪个皇帝偷偷的把皇宫的财产运到日本或者欧洲的。理论上讲,这种国家治理方式是最好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这也是家族企业,但不是全部控股。比如像国内的房产公司碧桂园,再比如李嘉诚的一些上市公司。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错。虽然老板有时候也会偷偷摸摸的从公司拿点东西,但考虑到老板也有股份,而且是大头,他至少也会努力工作来让他的股份增值吧。这可以比喻为民国时期的蒋介石政府,四大家族捞了很多钱,听说也有钱转移到了美国,但那时国家也有反对D,政府也不大敢明目张胆的干预学术,也有报纸整天在批评政府,城管对小贩也不是那么凶神恶煞。为什么呢?蒋介石虽然不是皇帝,但对这个国家也是有部分股份的,他自然也要努力工作来增值他的那一部分。要怎么才能增值呢?要允许一定程度的批评,要允许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要对人民好一点!


第三种情况是最差的。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一个打工仔(CEO)实际控制了公司的董事会,进而控制了公司的一切重大决策。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量董事由CEO推荐并进入董事会,而董事进入董事会后不为股东利益着想而是整天考虑如何和CEO拉好关系,进而获得好处。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类似的一个现象是各级人大主要由前政府官员组成,而不是由人民(股东)投票选举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严重的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脱离的现象,因为CEO在公司的股份是零(或者很少)(cash flow rights),而实际控制权又很大(Control Rights),这个CEO通常会追逐个人利益(Private Benefits)。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心理上的“满足感”(Psychic),应用在中国政治领域就是“有些官员的狂妄自大”;二是“额外津贴”(Perquisites),应用在今日中国就是“豪华办公楼”、“豪华领导用车”、“公款旅游”等等;第三种形式是“资产转移(Tunneling)”,这个概念是由La Porta and Shleifer (2000)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提出来的概念。这两个人都是超级无比的牛人了,而这份杂志也是经济类排名第一的学术杂志了。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说公司管理层勾结自己的狐朋狗友倒卖公司财产,比如以很高的价格从朋友公司进原材料,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向朋友出货。应用到中国当今的政治领域,例子比比皆是了。比如高干子弟为什么要经商呀?比如平安股份有一个大股东到底是谁呀?为什么会有几百亿的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去?等等,大家应该都比我知道。这是最差的一个方案。


不过,虽然上面的这个方案已经很差了,现实中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对企业来说,如果CEO控制了董事会,进而控制了公司的重要决策,一般来讲他会尽可能长的呆在这个位子上。为了长时间的获取私人利益,他在“偷”公司财产时应该也会手下留情的。因为如果公司一旦被“偷”破产了,他也会失业,而且名声也会很差。但如果这样的一个公司CEO竟然十年一轮换,那后果只能用“丧心病狂”来形容了。反正我就干十年,之后就不是我的了,还是趁在位的时候“放心大胆”的捞一把吧,当然只要在我手上不要“破产”就行。于是每个CEO都更加“狂妄自大”,于是每个CEO都要“额外津贴”,于是每个CEO都要Tunneling。


关于第三种情况,在西方主流金融学界已经不是最热的了。因为答案很简单,股东选举董事,董事会决定聘任和解股CEO,而股东大会也可以罢免董事长。当然,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不过,台湾不是都解决的挺好的吗?本来蒋介石政府要从第二种国家治理方式走向第三种的,比如由蒋经国到李登辉。但蒋经国竟然开放D 禁,最后导致直接选举CEO,真是华人世界最伟大的英雄!


郎咸平教授曾经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将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引起无数体制内学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反弹,其实他们大多是鸡同鸭讲。我的理解是郎教授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谈的。郎咸平教授是公司治理领域全球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在华人圈里无人能够与其匹敌,他的关于“亚洲企业因为公司治理机制缺失导致小股东被剥夺”的研究是全球最权威的。当然,当他转到政治领域的研究时,我估计他首先是把“股东”想象成了“老百姓”。( 作者:水草。2008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