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让老百姓等30年?


振 扬


在今年三月七日农工党召开的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长陈竺面对满腔热情为医疗改革出谋献策的农工党委员们说:“大家都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今后30年我们都必须为促进公平而努力,我们也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见2008年3月25日《生活文摘报》转自《羊城晚报》)。


作为国家卫生部长,陈竺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中国医疗改革令人难以想像的艰难,以致今后30年都要为促进公平而努力,并“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如此看来,中国要做到医疗公平,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不知道,农工党的委员们听了陈部长这番话以后有何感想,但我听了以后却感到仿佛有人当头泼下一盆冰水,让我从头凉到脚。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的医疗改革,真的就如此艰难吗?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在2006年3月18日指出:在中国构建面向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需投入的经费大致是每年 1500亿——2000亿元。这个数字,无论是对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还是对于中国国家财政收入来说,都是一件不难做到的事情。


以2007年为例。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到246600多亿元,从世界第6位升到了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到51300多亿元,占GDP的20.68%,比 2006年增加12543亿元,增幅达到惊人的32.4%,比预算超收7239亿元。而与政府收入大幅增长相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 12.2%,农村居民只增长9.5%,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都远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此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即分配率)太低。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4%之间,而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2004-2006年为例,分别为10.6%,10.8%,11.1%,不仅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曾有过,也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如果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就更低到10%以下。据中国社科院教授李志宁估算,中国只用占GDP1/4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占99%的民众。(见2008年1月1日《生活文摘报》转自《经济观察家报》),换言之,中国99%的民众,只占有国民生产总值(GDP)的 1/4;因此,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绩”——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4,但消费总额却只占世界消费总额的4%。(见2008年1月1日《生活文摘报》)。中国人的消费之所以这样低,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已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而不敢消费。但对于国家而言,5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还没有包括预算外收入,如果将巨额预算外收入加在一起,据著名学者、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算,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0000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6.5%(见2008年3月11日《文摘周报》转自《经济观察报》),由此可见,在全国人民创造的巨额财富中,国家所占有的比重之大。国库十分充裕。


取之于民,应该用之于民。在国家巨额收入中拿出1500亿——2000亿元,用来构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就按国家拿出2000亿元计算,在5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中,也只占了3.9%;如果按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总收入90000亿元计算,则只占2.22%,而在国民生产总值246600多亿元中,2000亿元所占的比例,仅仅占0.8%。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巴西召开的国际卫生工作会议上,形成了有名的《巴西宣言》。该“宣言”要求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了使这一各国首脑达成共识的目标能实现,宣言规定各国对卫生费用的投入不应低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我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承诺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公布的数字,我国卫生费用的投入只达到GDP的2.7%,远远低于巴西(6.5%)、古巴(6.3%)、墨西哥(5.7%)、印度(5.2%)等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或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所处的地位,都是很不相称的。


而且,在投入如此有限的卫生费用中,还存在着两个严重不公。


一、城乡分配严重不公。


在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中,80%以上投放在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70%以上的广大农村,只占不到20%。以1988年为例,国家共投入卫生费587.2亿元,其中投入农村的卫生费仅92.2亿元,只占15.75%(见2003年第438期《特区文摘报》)。


二、个人占有严重不公。


在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中,80%以上,被850万党政干部占有,他们在总人口中仅占0.6%以2006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为7000亿元,国家投入 1190亿元,占17%,另外的5810亿元(占83%)是老百姓掏口袋。在国家投入的1190亿元中,850万党政干部占有952亿元,其余的将近13 亿人民仅获得区区238亿元(见2008年3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平均每人为18.30元,而850万党政干部人均占有11200元,超过普通老百姓612倍。


在医药费上涨了数十倍至数百倍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的非常有限的卫生费用,其分配又是如此严重不公,老百姓还能看得起病吗?


我国医疗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怎么越改越不公平,越改老百姓越看不起病了呢?


我们且来看看墨西哥是如何进行医疗改革的吧。


墨西哥是一个一半以上国土处于海拨1000米以上的高原国家,也是一个积极主张“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这和我国长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国,可谓不谋而合。在医疗改革前,占半数以上的墨西哥低收入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普遍。


2000年年底,胡里奥•弗伦克出任墨西哥卫生部长,她目睹许多家庭被疾病困扰和折磨的残酷现实,极为不安,就决心要解决国民的医疗问题。但是,她面对的是墨西哥医疗体制严重存在的三低——公共卫生投入低、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各州之间人均卫生费用均衡性低。这与我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对于一位刚刚上任的卫生部长,面对严重存在的“三低”,当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弗伦克进行医改的决心丝毫也没有动摇,她要做到的是,医疗保险“一个都不能少”。她决定依靠政府支持。


弗伦克说干就干,上任伊始就于2001年初开始医疗改革试验,仅仅过了2年多一点时间,即到2003年5月,墨西哥国会就颁布了医疗改革的相关法律,其中之一,就是用法律规定,政府对卫生费用的投入大幅增加,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5.7%,增加到6.8%,为构建“一个都不能少”的全民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经费保障。仅仅过了7个月,即2004年1月,依法建立起来的新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


从弗伦克2000年年底出任墨西哥卫生部长,2001年年初提出医疗改革并开始进行实验,到2003年5月墨西哥国会颁布医疗改革的相关法律,只用了2年半时间;到2004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一个都不能少”的医改新政,也只用了3年时间。医疗改革的进展之快,不能不令人惊叹和佩服。


我国医疗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不仅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医改方案也还没有拿出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而今,卫生部长陈竺又告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还“必须”经过“30年努力”,并且 “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且不说“30年努力”后的结果如何,就按陈部长说的30年计算,加上我国已经进行的20多年医疗改革,就是说我国医疗卫生要经过50多年改革,才可能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50多名党员、13位代表在租来的一条船上开会建党,靠白手起家,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彻底摧毁蒋家王朝,到1949年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只用了28年时间。那时,我们的党和人民面对的是何等凶恶、何等残暴的国内外强大敌人啊!难道我们今天进行的医疗改革,竟比革命前辈开创一个新中国还艰难吗?如果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医疗改革,要构建面向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要让老百姓等30年,我们的人民对这种改革还会有信心有希望吗?我们的卫生部长陈竺先生,能不能在医疗改革中,也学一学墨西哥那位女卫生部长胡里奥•弗伦克呢?


2008年3月29日——4月1日于长沙




本文内容于 2008-4-16 13:17:16 被编办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