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是如何驳斥蒋介石的统一祖国言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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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多,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炒腊肉

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多,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炒腊肉——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湖南家乡菜,和胡乔木一家一起吃。方铭见到,毛泽东跟胡乔木的关系非常融洽,有说有笑。毛泽东知道方铭不久前从白区来,也向方铭问及那里的情况。


那时,毛泽东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医治,已经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蒋介石广播演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赞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胡乔木写道:

“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胡乔木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加以批驳道:

“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然后,胡乔木“笔分两路”,就两个问题批驳蒋介石。最后得出结论:

“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那么严重。蒋介石是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其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在1946年,胡乔木所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是: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月9日);

《和平实现》(1月12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1月19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月23日);

《坚持和平,保护和平》(1月27日); ^


《恢复交通》(1月30日);

《再论放手发动群众》(2月20日);

《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2月25日);

《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2月28日);

《欢迎马歇尔将军》(3月4日);

《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3月12日);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19日);

《驳蒋介石》(4月7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4月10日);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6月5日);


《要求美国改变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训》(8月29日);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10月23日);

《两个声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11月25日)。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当年社论发表时,这段话是用与正文一样的铅字排印的。时隔多年,后来哪些话是由毛泽东所添加的,已记不清了。直到胡乔木晚年,为了编《胡乔木文集》,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查出这一段用“毛体”字写成的话:

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入骨髓,必欲消灭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在这里,毛泽东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分子”。于是胡乔木紧接着写了《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


在1943年,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由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撰写长文;而在1946年,毛泽东则倚重胡乔木来抨击蒋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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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元旦蒋介石广播讲话


全国军民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开国纪念日,是我们抗战胜利

结束后第一度元旦。我们自从“九一八”以后这十四年间,都

是在黑暗耻辱的环境下来度此令节。七七抗战以后八年之间,

更是在生死亡存的战斗中度此令节。现在我们抗战已告胜利,

日本业已投降,积年国耻已经湔雪,我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

应该都可以仰首伸眉,稍事喘息,来庆祝这一个岁首良辰。我

们每一个同胞当然是格外的欢愉,格外的欣奋。但是我们,

家的处境还是备极艰难。外患虽已根除,内忧却更见严重。这

几个月以来演变的经过,不容讳言的,使我们同胞在重见天

日之余,心头上仍有重重的阴影,使我们八年余流血牺牲所

获得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光荣,顿时为之降低,而革命抗战期

中军民先烈的在天之灵,亦不能得到安慰。兴言及此,对于

国家的现状,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是我们可以确

信,国家民族在抗战胜利以后必有光明的前途,而如何开拓

这一光明的前途,消除内部存在的殷忧,收获真正胜利的果

实,这是政府与人民共同一致无可旁贷的责任。

现在萦回于我脑际的,就是我们国父的遗教如何完成,人

民的要求如何实现。我们国父最后的遗教,就是要“和平、奋

斗、救中国”,就是要完成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至于今日

人民迫切的要求,可一言以蔽之曰:求安定,求复兴。人民

的要求和国父的遗教是一致的。当此战后,满目疮痍,我各

地同胞痛苦的待救济,流离的待还乡,失业的待复业,受残

破的待修整,被压迫的待解放。但是简单的说,一切复员建

设工作的前提,不外乎和平与安定。这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

的绝对需要,也是世界和平安全的最大关键。因之,我们首

先急需的工作,就在于造成整个国家和平安全的环境。惟有

国内不再有变乱分裂的现象,而后才有和平建设的可能,也

惟有国内不再有扰攘纷争的因素,而后国家的基础才能稳固,

人民乃得以安居乐业。我们今日在战胜侵略,痛定思痛之余,

一切政治上过渡期间的设施容有未周,政府无不积极改进,决

不因循苟且,贻误国家复兴的时机。但是最重要的,无过于

确定整个国是,使政府与人民皆有共同的轨辙可以遵循。如

果国家天天在紊乱扰攘之中,人民日日感受惶惧不安的痛苦,

则战后的安宁建设,就无从着手。所以我在今天,要将当前

重要的国是,我们政府的决策,和我们人民的责任,乘此岁

序更新的时候,简单扼要的提出来,以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

胞。

因为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所以我要首先提

出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与经过,以明示我们今后努力的途径。

我们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在于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

就其经过步骤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甲午

以后从乙未以迄于辛亥;在此十八年间,其目标在于推翻满

清帝制,建立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第二个时期是由民国二

年以迄于十七年的北伐完成;在此十六年间,其目标在于扫

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三个时期是从民国

二十年以迄于去年抗战胜利;在此十四年间,其目标在于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扫除建国的障碍,完成独立自由三

民主义的新中国的建设。这三个时期,对象各有不同,而革

命建国的目的则是一贯不变的。国父在世之时,亲自领导全

国同胞而奋斗。国父逝世以后,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秉承遗

志而努力。其间障碍重重,内忧外患错杂相乘,无不为国民

革命的时代伟力所摧毁。我们国父自甲午倡导革命之初,即

认为非推翻满清***,无以挽救中国危亡,实现中国民主。国

父只知救国建国的责任,从没有自私自利的观念。所以辛亥

革命一经成功,就让政权于袁世凯,不意袁氏窃国,民国颠

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

于是有民国二年以后的革命。迄于北伐完成,乃始获得中国

统一。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嫉忌我们国家的统一,自始就勾

结军阀,制造割据,欲以分裂中国造成灭亡中国的目的,始

则有“九一八”的侵略,制造伪满傀儡,继之以华北特殊化

的要求。我国民政府深知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天不驱除,则国

家就一天不能统一,民主宪政就无法进行,如此不特我国家

民族的生存失了保障,而世界整个和平也必受到威胁。我们

七七抗战,就为了执行这一个神圣伟大的任务。而第二次世

界大战,也就因日本侵略而发端了。由此可知,中国如果不

能保持统一与独立,即威胁着世界的和平,我们若不能顺利

完成建国方略与民主的建设,即不能建立强盛的中国,以自

跻于世界现代国家之林。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已被打倒了。妨碍中国统一与阻挠

中国民主的外在障碍是已消除了。而我们中国以薄弱的国力

抵抗强敌武力达十四年之久,所遭受的破坏与牺牲,实已无

可计数。国家的元气,人民的生机,亦已不绝如缕。我们今

天若再不乘此时机,积极复员,使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使国

家政治进入正轨,则国家就再无复兴的机会了。我们今天正

需要把握时机,巩固国家的统一,实现全民的政治,以竟建

国的全功。因此我在去年胜利以后,我曾为我同胞们郑重提

出复员工作与进行建设的重要;我并且特别说明今后努力的

重点,在于“国家统一与政治民主”。全国同胞们果能细心体

察我们国家的需要,就知道今天重要的国是所在了。

全国同胞们!我们民国成立至今已三十五年了。为什么

还不能完成建国方略与全民政治?惟一的原因,就是由于我

们国家不统一,而推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因,实亦由于我

们中国的不统一所致。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打消侵

略者分裂中国以灭亡中国的企图。八年余流血牺牲,也就是

为了要实现国家的统一,以保障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这几年

以来,屡次向国民恳切说明国家统一的必要。我曾说国家的

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素,而且必须国民全体的协

力爱护,乃有坚实的保证。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真正收获

胜利的成果。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顺利推行宪政,保障民

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完成建国的大计。也唯有统

一的国家,才能顺利推行各种经济的建设,提高我们一般勤

劳辛苦同胞的生活水准。更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于战后的

新世界中为人类和平福祉而有所贡献。而且就当前事实来说,

我们唯有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才能顺利进行我们的复员工

作;否则,如果军令政令不能统一,交通运输节节破坏,地

方秩序到处骚扰,则国家的复员工作,必是处处受着阻挠,而

人民最基本的安居乐业的要求,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

对于国家政事,无不可以虚心忍让,无不可以推诚相与,而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

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

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凡

有爱国良知的人士所不能不承认、不能不履行的。

明白了这一个重要前提以后,我要为我同胞提出今年急

须解决的两项任务:

第一,我们要完成复员计划,解除民众痛苦,以确立建

设的基础。所以一方面要首先恢复交通,使人民得以还乡,物

质得以畅通,而后经济建设的工作得以开展。一方面要收束

军事,普遍解除日军的武装,遣送俘虏回归日本,切实整编

军队,尽速恢复地方的安宁秩序,禁止荼民恶霸的榨取压迫,

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唯有如此,而后人民的生命财产得有

保障,复兴建国的事业得以进行,才可以安慰抗战中受苦难

流血残废的军民与牺牲殉职先烈的英灵。

第二,我们要尽速实现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造成全民

的政治。关于这一点,我们政府的宣示已不止一次了。我们

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全民政治,而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

民,是唯一必经的建国程序。我在去年元旦,曾经宣示国民

大会可不待战事结束而提先召集。在去年三月一日,我又向

宪政实施协进会正式宣布,定于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后

来因为尊重参政会与各党派的意见,协议召开国民大会的办

法,不幸又遭遇各种的阻碍,以致不得不延展会期。于是国

民政府乃明令改期于本年五月五日召集。这一件重大而且必

须的步骤,实在是万万不能再缓了。政府为使抗战后的民意

得以普遍表达起见,准备增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额,使社会

贤达和各党派人士共同参加于国民大会。现在距离国民大会

召开日期只有五月,政府为进一步促成国内环境的安定,与

实现全国的精诚团结,为使政治中枢成为更充实而有力的机

构,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并准备延揽社会贤达与各党派人

士来参加政府;不论是参加决定政策的会议机关,或是参加

执行政策的行政机关,政府本于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

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而我们政府于此所希望的,并

无其他条件,只是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主的军

队来作争政的工具。这因为一个国家以内而有国军以外的军

队,无异造成国家以内的另一国家,则国家即不能统一;在

一个政府之下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

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有一

于此,不仅随时可促政府于分崩,更足以促国家于危亡。这

是无论为国家统一计,为政治合作计,都是事实上所不可容

许的。我们今天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都必须披肝沥胆,同

德同心,做到精诚的团结,而不是口头上的团结,应该做到

彻底的合作,而不是形式的合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决不

能使国家陷于无秩序无政府的状态,使政府成为不能负责的

政府。我们中国在抗战期中,还有国军以外的自主军队,已

是国家的莫大耻辱和损失。现在抗战已告胜利,亟须造成和

平安定的环境,集中一切力量来开始建国的工作。所以政府

对政治必尽量开放,对民主必提前实现,而全国军队必须统

辖于国家,听命于政府,实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人士所应该

衷心拥护而促其实行的。

上面所说的,乃是我们政府今年努力的方针。我们认为

抗战后人民的困苦,万不可再使加深;国家的基础,万不能

稍有动摇;胜利的果实,万不能稍有破坏;复员建设的工作,

万不能再有稽延。所以我们必将不辞任何容忍,以维护国内

的和平;必将不惜任何的努力,以恢复社会的秩序;必将不

避任何障碍艰难,以促成民主宪政的如期实现;必将用一切

可能的和平方法,以解决国内任何的纷争。除了革命的责任

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

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务

望我全体同胞认清是非,明辨利害,痛念我国百年以来国势

险危、民族衰弱的痛苦屈辱,省悟我民族千载一时复兴建国

的良机不可再得,根据事实,洞察终始,自然不致为流言所

煽惑,而动摇其对于国事前途的信心,放弃其对于国家民族

的天职。我恳切盼望我全国同胞,一方面要对于复员,对于

民主,对于实行三民主义的建设,务必竭尽力量,负责尽职,

挺身奋起以促其成功,同时要拥护政府实行民主统一的政策,

监督政府一切军政的措施,检举贪污不法的官吏,清除积弊,

涤荡旧污,使国家真正走上和平建设的轨道。中正追随国父,

致力革命,志在拯其国族,裁抑强权,对内维护国家的统一,

对外求取世界的和平。此身贡献国家,生死成败早已置之度

外。现在抗战胜利,素愿已遂,个人的得失荣辱,更是无所

容心。我个人今日已别无所求,只希望全国同胞,对于国事,

认识前途的艰巨,觉悟责任的重大,人人皆以昨死今生昨非

今是的精诚,共同一致,起而负责使五十余年国民革命的成

绩有所继承,十四年军民艰苦的奋斗牺牲不致虚掷。本年五

月,即将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达成我们还政于民,实

现政治的愿望。国民大会以后,国家休戚兴亡与世界安危祸

福的重大责任,即将交付于我们全体国民。深望我亲爱的全

体同胞及时奋发,积极准备,承受这一神圣艰苦的责任。我

们今后究竟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全功,实现三民主义的建设呢?

还是使革命抗战功亏一篑呢?是否能确保国家永远的统一和

平呢?还是坐视国家重蹈民国初年的复辙,陷于分崩离析的

绝境呢?是否能建设中国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三民主义的国

家呢?还是愿意蒙受百年来次殖民地的耻辱呢?是否真能达

成民族的解放呢?还是依旧不免于危乱相乘、再受痛苦和压

迫呢?是否要我们中国成为支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呢?还

是任令中国成为国际上唾弃的落伍者呢?这付重大的担子,就

要落在全国同胞的肩上。中国国运盛衰荣枯,百年子孙的安

危祸福在实施宪政以后,将不仅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承当,

而且要全国同胞作国家的真正的主人翁来决定。现在距离五

月,为时不久。所以中正要乘此时机,谆谆嘱咐,总要使我

们政府还政于民的志愿,以及国父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全民政

治的愿望,能为国家的将来造成永久的福祉。这是我们全体

同胞所应该及时龟勉的。全国同胞们!我们经此抗战,国家

元气已经凋丧,建国工作已经耽误。我们要环顾今日的世界

是怎样突飞猛进的世界,时代是怎样飞跃进步的时代。我们

更要自省我们中国百事落后,要想立足于现代世界之林,需

要有怎么样迎头赶上的努力。回溯近百年的历史,国家是处

于次殖民地的地位,人民是处于奴隶牛马非人生活之中。经

甲午战败之役、庚子拳匪之乱,几乎使国家陷于万劫不复的

境地。幸有我国父起而领导革命,全国同胞一致追随,共同

努力,到了这次抗战胜利,国家乃因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而获

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民族也得到了解放与自由,而我盟邦又

是竭诚协助我国的复兴。这种机会真是史无前例。这一个复

兴建设的良机,可说是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万万不可再有

蹉跎以自误。我们百废待举,全赖我同胞特别刻苦节约勤劳

奋勉,人人明礼义,知廉耻,事事负责任,守纪律,而后我

们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建国工作,才能够如计进行,我们收复

区的一切复兴的计划,才能够顺利实施。我们抗战以来,有

多少军民先烈,为战争而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已不及亲睹

胜利,而我们乃能目击五十年来国耻的湔雪和国运的昭苏,实

在是人生的至幸。全体同胞们!我今天以热烈的心情,祝贺

你们的幸福。我同时要以“自求多福”与“自助人助”的箴

言,作为我个人赠送你们新年的礼物。我深切期望你们以兴

奋积极的精神,承受这一个战后建设无比艰巨的工作。全体

同胞们!我们要共同欢呼,迎接抗战胜利,完成复员建设,巩

固国家统一,实现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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