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四次反“围剿”中十个国民党军师长的命运(3)

5月19日,公秉藩他们来到值夏,在一个村子里被人发现,乡苏维埃出动几百赤卫队对他们实行包围,尽将这股敌人擒获。


在赤卫队登记被俘敌人的时候,公秉藩谎称自已是:“营部书记”,并由旁边的俘虏们加以“证明”。公氏平时待部下还好,所以士兵们原意替他“打掩护”。第二天早饭后,赤卫队给他们每人发三块大洋做回家的路费。公秉藩故意排在最后,轮到他时,刚好只剩下一块大洋。赤卫队员说再去取,让他等着。公秉藩生怕夜长梦多,忙说:“同志,吉安离这儿不远,有一块花边够用了。”发路费的赤卫队员见他不愿意等,挥手说:“你走吧”。


侥幸逃脱的公氏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一个一万余人的正规师,交手半天就被红军歼灭光了,其是叫人痛心!”


本来,红军并不知道公秉藩被赤卫队俘虏的事。打扫战场时,红军战士在公师师部丢下的文件担子里,找到一颗玉石印章和一套呢子军服,才知道公秉藩业已逃了。公氏的这颗印章,后来在瑞金叶坪“一苏大”红军战利品展览馆展出了。有人为这位丢盔弃甲,连官印也丢了的师长,编了一首打油诗:


“万人出发一人回,‘剿赤’收场悔不该。


提笔起呈心猛省,叫人快刻私章来。”


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副师长王庆龙


在白云山的战斗中,王副师长一直随第82旅行动,因该旅旅长王懋德与他同是河北人。在观音崖伏击敌人的是红一军团第四军,战斗一打响,王庆龙从各种迹象观察,判断对方是红军的精锐部队,心想今日恐怕难逃灭顶之灾。他与王旅长细声滴咕一阵,两人都留了个心眼。果然,战斗打到晌午过后,“二王”眼见大势已去,便带了一支六七十人的小部队,从早已观察好的观音崖右侧山下,沿着藤草复盖的山涧小溪悄悄地撤走,安然退出了战场。


合该“二王”命运不济,这支小部队在山里隐伏了几个小时,下午5点多钟快要走出白云山,不料与红三军团奉命出山担任警戒的一个营相遇。一阵枪战后,小部队死伤了大半,剩下的20多人只得丢下武器当俘虏。王庆龙与王懋德俱在里面,只是王旅长腹部负了轻伤。


红军战士对这些俘虏进行逐个盘查。王庆龙没有换装,穿的是军官衣服,自然首先受到搜查。两个战士怕他身上还有手枪,便向他腰里摸去。而王庆龙一个劲地躲闪着,另一个战士不由地火了,用枪指着他大声斥责,随着喝骂声,枪声也响了,那个战士神差鬼使地扣动了枪机。一颗子弹从王庆龙胸部穿过,把他直挺挺地击倒在地上,很快地星眸闭合,一命归西。其余的战士上前在王的尸身上一摸,掏出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四五块金砖,每块一两多重。原来王庆龙怕搜走这些黄金,身子扭来扭去的。没想到为了几块金砖丢了一条性命。


王懋德旅长看到上司、好友顿时身死,悲痛万分。一种不忍独生的侠勇之气在胸中升腾,忽然从旁边一个红军战士手里夺过步枪,迅速地将刺刀对准胸部伏身戳去,立时殒命。


以上王庆龙被才从战场下来的红军战士误以枪击,王懋德自杀身亡的资料,是笔者1989年在富田访问老苏区干部刘淦孙获知的,刘淦孙当年是红军第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的警卫员,富田事变发生后,刘铁超被红二十军抓起来了,后被放出,故没有随红二十军前往河西的永阳。刘淦孙后来编在红三军团的李天佑第五师,上述情形系他的亲身经历。


国民党第六路军五师师长胡祖钰


红军这只屏息敛威的“猛虎”,从东固山跃出以后,按照总部的布置出吉安县境向东扑去。5月20日,在永丰中村歼灭敌高树勋师1个半旅,俘旅长王恩布以下官兵3000余人。5月23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的南团。总部侦察到敌毛炳文师仍在头陂一线,有退守广昌之意图。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抢在毛师之前攻击广昌驻敌。5月27日,红军兵分两路,似两支利箭插向广昌。


驻守广昌城的国民党第六路军第五师,亦是乙种师编制,全师不上九千人马。师长胡祖钰早已通过电台向周围友军了解到近来的战况,对红军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已是胆寒,听说红军打来,又不敢弃城而走,指挥部队硬着头皮接战。5月28日上行10时,两路红军在城外发起攻势。胡师哪里是士气大振的红军主力之对手!不到三个小时,广昌城被红军攻夺。胡祖钰在战斗中腹部负伤,由师部警卫连抬着撤出战场。敌第五师的残部数百人护着胡祖钰连夜溃逃,于5月30日逃到南昌,将胡师长送进医院。胡祖钰虽经三天救治,终因伤势太重死去。令胡祖钰至死不能瞑目的是,在他进院治疗期间,何应钦一直没来年看望过他。这位“剿总”总指挥兼南昌行营主任,大慨对胡师“丢失广昌”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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