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记录片在日被封杀---对导演李缨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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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靖国神社》记录片在日被封杀---对导演李缨的采访

《靖国神社》记录片在日被封杀---对导演李缨的采访

香港 亚洲时报

撰文 David McNeill

2008/04/14, 周一

东京---日本新民族主义者封杀了一位华裔导演拍摄的一部有关该国有争议的战争纪念馆-靖国神社的记录片。这是该国一系列威胁言论自由的最新一起事件。

它的名字是“和平家园”,一直以来无数人来到这里为结束战争默默祈祷;今年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里,在这个寂静的大堂,最响亮的声音是昆虫的嗡嗡叫声和来往的脚步声。然而,在东京市中心占地一平方公里的靖国神社是亚洲最有争议的一块地产之一。很多人憎恨它,认为它是日本美化战争、天皇和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的纪念碑。

10 年前华裔导演李缨开始在那里拍摄时,他也不知道怎样制作这个神秘的题材。如今,当他看到东京官方发行他这部2小时记录片《靖国神社》的行动在死亡威胁和取消放映的浪潮中消退时,他说,这个神社是日本“精神疾病”的象征。“10年来我一直放不下这个问题,这说明我也在遭受痛苦”,这位现年44岁的广东人解释说。“我真的不想制作这么艰难的一部影片……因此我必定很厌恶这么做。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正视这种疾病。”

他的观点看来并不为日本保守派所接受。他们声称该影片是“中国人的宣传”,因此还谴责为该片资助750万日元(7.5万美元)的日本文化事务署。3月份,反对资助该片的舆论浪潮不断高涨,该片发行商不得不私下向80名议员预演该片。面对极右势力来势汹汹的批评和暴力威胁,有4家东京影院在4月12日退出了一次官方发行活动。这部记录片将会在日本银屏上放映吗?截至到4月6日,在经历一系列取消放映的浪潮之后,有几家影院宣布,它们打算放映这部记录片。

抵制该片的这场运动以自民党重量级议员稻田朋美为首。她声称,该片的罪过是“政治宣传”。“我觉得该片发出的意识形态信息是,‘靖国神社’是一个驱使人们投身侵略战争的机构”,在看完该片后她对《朝日新闻》说。但她否认想封杀该片,“我无意限制言论自由或限制该片的放映。我只是怀疑该片的政治意图。”

李缨把稻田朋美200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60周年在靖国神社的演讲录像收录在这部影片中。影片显示,她当时说,“我们决心重建一个自豪的日本。在这样的日本,首相可以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她对台下的听众说,“天皇也能来这里参拜。我们将尽全力促成这一天早日到来。”

稻田朋美是日本主要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之一。右翼电视台“樱花频道”(Sakura Channel)把她列入《南京真相》(Truth of Nanjing)这部影片的支持者名单。他们在这部影片中声称,所谓1937年日本帝国皇军蹂躏中国这个旧首都的说法是谎言。稻田朋美还带头起诉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因为他在著作中提及了日本军队在1945年冲绳之战时强迫平民自杀的角色,因此激怒了日本新民族主义者。

不过在这场官司中,法庭宣布大江健三郎无罪。稻田朋美还是《华盛顿邮报》一则广告的签字者。她在如今已臭名昭著的这则广告中声称,有关日本军队对大量亚洲妇女进行性奴役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她还是日本一个议会组织的成员,反对该组织所认为的在日本中学实行的“自虐”式历史教学。

如今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政客的卵翼下故伎重演,威胁说他们会严厉报复任何跟《靖国神社》这部影片有关系的人。匿名博客在网络上贴出了有关该片发行商日本艺术协会(Japan Arts Council)以及每家放映该片的影院的详情。该片的制片公司---巨龙电影公司(Dragon Films)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

在李缨的影片遭到封杀前,就发生了一系列类似事件。在2月份,新高轮王子饭店(Grand Prince Hotel New Takanawa)在获悉去年100辆右翼分子的广播车到会场捣乱后,取消了日本教师联盟(该组织是极右势力最喜欢攻击的目标)的一次大会。由于担心受到恐吓,没有那家日本影院计划放映纪念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10几部外国影片。

学者也一致批评一项政府决定,他们说这项决定实际上等于拒绝意大利学者内戈雷(Antonio Negri)进入日本。哲学家内戈雷是反全球化的激进分子,在意大利受到“颠覆国家”的指控,在一项有争议的判决中被判终身监禁。他原计划在东京和京都的一些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在被告知需要入境许可后,他突然取消了行程。

“我感觉到,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入了危险期”,东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媒体学教授田岛泰彦说。“这些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有关人民有权表达不同意见的理念正在消亡。这应该是常识,不管一个人是左翼还是右翼。”

为何这部影片被封杀?那些影院表示,它们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骚扰,并有可能碰到“麻烦”,尤其是在放映的头几天。“我们对取消这部记录片非常遗憾,但在考虑到我们顾客的安全后,我们也是别无选择”,一家影院的发言人解释说。但李缨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说,四家影院全部突然取消放映,这只能说它们受到了政治压力。

“在影片放映前,我拜访了这几家影院并跟它们的经理交谈”,他从中国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有些杂志早已开始讨论这部影片,因此我们知道会受到抗议。当时每个人都有强烈的信念,想要放映这部影片,挑战抗议者。因此他们为何突然全都变卦了?我只能推断说,他们受到幕后压力。”

这种事以前在日本发生了很多次。由于右翼势力的抗议,很少日本观众观看过松井实 2001年的影片《日本鬼子》,或施埃德(Paul Schrader)1985年的影片《三岛由纪夫》。有多少日本观众将能看到过去2年中欧洲、北美和中国制作的10几部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其模式通常是一样的:这些电影触及了日本战争历史中的伤疤,保守派政客表示“关注”,极右势力去战斗。

“政治家们知道,当他们就这些问题发表声明时,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东京一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Takahashi Yoshisada说。跟大多其他极端民族主义者一样,Takahashi也没有观看《靖国神社》,只是从像稻田朋美这样的人那里听说的。“他们谈论,我们抗议。他们心知肚明,因为这种情况以前发生很多次了。就此而言,我觉得,政客在利用我们。”

不久前,在一次针对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稻田朋美为她批评李缨的影片进行辩护说,“如果设在中国的一家日本公司(受纳税人资助)制作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影片,难道中国不会提出抗议吗?”但上述提到的媒体学田岛教授驳斥这种比较时说,“自由民主国家不担心某些批评声音。要是一个国家指望每个人都附和一种声音并跟政府合作,那将无异于北韩或西藏的情况。”

日本资深评论家、东京经济大学(Keizai University)教授霍瓦特(Andrew Horvat)说,日本国内围绕李缨这部影片展开的争论既让它的朋友担心,也让它的敌人担心。“我担心日本作为民主国家的声誉将会受到怀疑。”但保守派却为影院取消这部影片的放映欢呼雀跃。“我们纳税人的钱不应用来资助一部表达反日意识形态的电影”,一位右翼博客写道,“这只是常识。”

靖国神社引发争议,这不难理解。在那里供奉的246万战死者中,有超过1000人是战犯,其中包括那些领导日本残酷洗劫亚洲的人。该神社地面上的一块纪念碑肆无忌惮地改写历史:十几岁的自杀炸弹是英雄,美国是敌人,而天皇(在二战后应该只具有道德地位)仍是神。管理靖国神社的官员认为,他们在保护“日本之魂”。

李缨该片的拍摄视角是大胆的,有时甚至令人害怕。其中拍摄于200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60周年的一个情景显示,右翼分子在殴打两名反对靖国神社的年轻人,与此同时还对着两人叫喊“滚回中国去”。这两名抗议者是日本人,他们后来被警察强行带走。其中的档案影像资料显示,日本士兵使用1933-1945年间锻造的武士刀将中国人斩首。

但该片很大一部分采用自由叙述的形式,毫不张扬地探索普通日本人的记忆所勾起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其中既有两名老妇人缅怀他们战死的亲属,并要求日本首相去参拜他们,也有一位佛教和尚憎恨当局违背他父亲的意愿将他安葬在那里。该片围绕着靖国神社中仅存的铸刀师刈谷直治的工作展开。他是一位温和的工匠,有机会让我们一窥他是如何帮助锻造了用于那场战争的8100把武士刀。

该片导演李缨1989年搬到东京居住,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驳斥那些说他反日的人说,他这部影片是给日本人民的一封“求爱信”。“我生活在日本,反日对我们有好处吗?这份求爱信看起来有些吃力,但这就是我示爱的方式。”他说,10年前他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讨论“南京大屠杀”时让他感到震惊,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心开始制作这部影片。“每当谈到历史时,鸿沟是如此巨大。”

采访李缨

荣克曼(John Junkerman)驻东京的一位美国记录片制片人。下面是他对《靖国神社》这部影片的华裔导演李缨的采访。(注:这次采访是在3月10日进行的,也就是在东京几家影院决定取消放映该片几周前。)

荣克曼:是哪位日本国会议员反对该片?

李:稻田朋美是个非常出名的律师。她曾参与有关“百人斩竞赛”(这里指1937年日本军队两名军官比赛,比谁最先砍下100个中国人的头颅)的法庭案件,并且还因大江健三郎指出日本军方1945年在导致冲绳平民大规模自杀方面的角色而起诉他。她有非常强大的后台。普通议员没有能力让日本文化事务署采取行动。因此,这令人感到恐惧。如今她在影响周围的人。她能够给我们制造很多困难。我们并不担心,她是否会威胁我们本身,因为我们有心理准备,我们所担心的是那些影院。

这些影院在购买保险,并加强安全措施。另一个让我们担心的问题是,来看这部影片的人也许会受到恐吓。有一天我会见了刈谷直治(影片中靖国神社的那位铸刀师)。他指出,报道说影片是反日的,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要是他道听途说的话,可能就有问题了。

荣克曼:是什么在激励你去打破禁忌、拍摄一部有关靖国神社的电影?

靖国神社和南京大屠杀

李:是南京。一些年前,我在考虑制作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当然在跟日本谈论时,在历史观方面总是有差距,其中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差距最大。于是我对南京大屠杀产生了兴趣,并在1997年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一个纪念南京事件60周年的研讨会。那次研讨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映一部有关南京的纪录片。那是日本军方制作的一部宣传影片,自然完全没有触及大屠杀事件。其中有一段场景是日本军队的进城仪式。接着发生了我无法相信的事情:观众看到这种场景时鼓掌欢呼,声音震耳欲聋。这让人感到震惊,让我不由得浑身发抖。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耳闻目睹的这种场面。我当时觉得自己身处战场。

那场战争结束这么多年后,在日本看到这种情景是一种振聋发聩的经历。这个民族看到这种情景时仍觉得自豪和光荣,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不只是一个典型的右翼问题。这远远超出了我所理解的右翼。那个研讨会会场富丽堂皇,1000多名与会者全都西装革履。在日本,有些人记录了那次大屠杀,有些人否认。参加那次研讨会的是那些否认者。那么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他们对当时身处南京的那些人的证词视而不见,反而狡辩说,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你没法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在那次研讨会上,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其中一位军官的女儿要求恢复她父亲的名誉,也就是说不要把她父亲当作战犯,而是当作靖国神社的英灵。因此,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禁在想,靖国神社这个授予英雄地位的神圣地方究竟象征着什么。这是一个具有更大现实感的问题。南京大屠杀是个历史问题,但提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你就需要在日本拍摄,这意味着要拍摄靖国神社,以便将这个问题带入当前的现实中。我觉得靖国神社对我来说非常真实。因此我从那时开始拍摄,而且持续了10年。我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影片。我决定每次拍摄都要去靖国神社。一边拍摄,一边学习,一边构思;随着拍摄的进行,我学到的东西也就越多。这是个非常耗费时间的过程,开始拍摄时并不知道要将它拍成什么样的影片。但我有一种感觉,它会引出非常真实的问题。

荣克曼:有人曾试图阻止你拍摄吗?

拍摄《靖国神社》遇到阻挠

李:我的相机被拿走了,录像带被拿走了,我被告知要清除磁带。这是右翼分子所为。你无法根据标准方法来拍摄这部影片。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从没有日本人拍摄这种影片的原因。他们将会遵循正常程序申请许可,但这种方法从来行不通。你所能做的就是每次拍摄一点。可能的话,我会申请许可。但有些地方不会批准你的申请,接下来你要么得硬着头皮在那里拍摄,要么就得放弃。

荣克曼:这是该片受到批评的问题之一。

李:我的确在8月15日获得拍摄许可。我把名片交给了靖国神社的负责人,然后获准拍摄。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会制作什么样的影片,所以就像观光客那样随意拍摄。在靖国神社拍摄的游客很多。但每当我知道我想拍摄的东西时,我都获得了许可。那里负责人知道我是谁。我从未使用隐藏的相机拍摄。我没有使用长镜头。

荣克曼:制作一部有关靖国神社的影片是否一种有点接近挑衅的行为?

李:这更像是条件反射而不是挑衅。我受到挑衅,然后进行回应。我经常说,这是一种战争心理后遗症。不只是二战,也不只是中日战争,而是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参与的所有战争导致的一种精神错乱。靖国神社跟日本现代历史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它是明治天皇建造的,是这位天皇的神社。因此站在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可以看到战争导致的这些矛盾,这种精神错乱。每当我走入其中时,我也感觉染上了一种疾病。我在那次南京大屠杀研讨会上就染上了这种病,此后我一直深受其苦。我不是医生,不能诊断某人的疾病。我也是患者。因此,这不是挑衅,而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是出于本能进行反应。

东条英机和《自尊》

我曾跟《自尊》的导演伊藤俊也进行一次对话。我们两人都是日本导演协会成员,伊藤俊也对我总是坦诚友好,算得上是日本绅士。但在1997年,它制作了名叫《自尊》的电影。这也是让我感到震惊的一件事。每当涉及到历史时,历史观差距是如此的巨大。这是一部有关东条英机“自尊”的影片,讲述了他对东京战争罪法庭的藐视,并声称那场战争是日本的自卫之战。日本导演协会举行了一次国际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其中我跟伊藤俊也讨论了3个小时。然后我当时觉得辩论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我需要用自己的一部电影进行回应。因此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方在挑衅,我只是出于本能进行回应。

荣克曼:因此你不认为这部电影是反日的。

治疗战争导致的精神错乱

李:当然不是,治疗一种疾病、战争导致的精神错乱何罪之有?问题是我们应该共同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而这对日本也有好处。人们不想承认他们的疾病,他们不想思考、正视它。他们说,“日本很美,你怎么能说它有病?”但如果你观看了该片,就会发现有问题的细胞正在靖国神社里滋生。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又可能导致心病或脑部疾病。但这种疾病的真正严重之处在于,它不是来自内脏,而是来自灵魂。因此这是一种心理紊乱,一种精神疾病。10年来,我一直放不下这个问题,这说明我也在遭受这种心理紊乱。我真的不想制作这样一部艰难的电影,它只会产生问题,因此我必定厌恶这么做。问题是我们得正视这种疾病。

靖国神社的意义

10 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这就是其结果。这部影片提出了如下问题:靖国神社精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这样。每个观众都可给出自己的答案。这必定对日本有好处。这是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这对日本有好处,而不是反日。要是有人说该片是反日的,那他就是在说,靖国神社代表日本的一切。

首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只是日本的一面,而且是显示出日本正在生病的一面。这并非日本的全部。日本有许多美丽的面孔,但一定不能忽视这张面孔。我们必须正视它。许多日本人不了解靖国神社,认为它跟他们无关。但这是错误的。人们需要承认、注视和思考它,该片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因此,它不是反日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我对日本的求爱信。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但我选择的是这种方式。

荣克曼:靖国神社的精神是什么?

李:根据该神社自己的说法,这种精神就是武士刀。它是崇拜的对象。所有战死者的精神都体现在那把武士刀上。因此那就是靖国神社的象征。该片描述了象征意义。影片中的每个人、每个情景以及那把武士刀本身,全都是象征。我在使用靖国神社的宗旨来制作一部影片:象征的世界。那把武士刀象征着这种精神,但那种精神有什么意义吗?那就是该片提出的问题。它就是武士道?就是大和精神?就是绝对美的精神?

荣克曼:但它是一种不准反思的精神?

李:它们都是工具。那把剑也是工具。靖国神社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是一个工具。人们投资这些工具有什么意义?人们使用的方式不同,其效果也完全不同。因此,它总是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怎样看待它们?如何跟这些工具互动?人民是弱势的,因此政府利用工具控制人民。

荣克曼:全世界有很多战争纪念馆,参观者有各自的看法。不过,靖国神社不允许人们有这种自由。在我看来,靖国神社的强制性是关键问题。

靖国神社与国家神道

李:它最初是国家象征。在明治天皇统治下,它是政治宗教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军事设施。例如,主要神职人员是一名将军。战争期间,它的地位胜过所有宗教,它代表日本人的道德观。那是国家神道的本质。国家神道将国家权力作为国家的形象。

战后国家神道被废除、政教分离时,该问题就出现了。靖国神社变成一个独立的宗教机构。不过它真正独立吗?它真的只是一个宗教圣地吗?那里有很多矛盾。例如,这部影片中有佛教和尚菅原龙宪的故事。以下是他问的问题:如果靖国神社是一个独立宗教机构,它怎么获得供奉他父亲所需的信息?战后,他父亲被当着战争英雄供奉。他的父亲是一名佛教徒。为什么一名佛教徒必须供奉在神道教的庙宇?这说不通。

甚至战后,靖国神社与政府也没有完全分离。供奉名单全部是根据厚生劳动省提供的信息准备的。靖国神社里面有甲级战犯的牌位也是真的。所有信息都来自政府。因此,政府仍然在利用靖国神社。

日本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它在国际上接受对战犯的裁决,承认有战犯;而在国内却在靖国神社供奉这些战犯并给他们战争英雄地位,以示感激和尊敬。这就是日本政府,国内一套,国外又是一套。这种双重标准导致这些年来人们对靖国神社的性质一直很有争议。

因此,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引发的冲突一再重演。它也使靖国神社的定义很模糊。在年轻人看来,它令人很不解,他们不想与它粘上任何关系。当然,这与日本在整个战后时期的战争责任这个更大的问题有关。它是个集体记忆的问题,强迫因此产生。

在影片中,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关。他们有集体记忆,处于集体环境、集体潮流和集体关系中。靖国神社是一个强大的集体标志、一个强有力的集体记忆标志。作为一个社群,它象征着日本。要过一种集体生活,并对死去的人心存感激。它是那种象征。靖国神社不单是军国主义的象征,不单是首相该不该来此朝拜的问题,它与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的集体记忆有关。从明治时期起,因为从那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自豪地走上现代化道路。

荣克曼:你认为这部影片会在中国播放吗?

李:这是一部中日合拍的影片,制片人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一家电影公司。因此,它会在中国播放。那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展现了靖国神社之前不为人知的方面。

荣克曼:不过,这部影片有可能导致反日情绪高涨。

李:那有可能,直到现在靖国神社一直被人用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双方都有。不过,这部影片展现了靖国神社的许多方面,因此它可能起到减弱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这部影片给世人提供了冷静接近靖国神社、仔细观察、感觉、研究并了解它的机会。这是一个从文化而非政治和民族主义角度去沟通的机会。

荣克曼:这部影片中有很多吸引人的角色,例如铸刀师刈谷和参拜靖国神社的一些普通人。

铸刀师刈谷

李:这位工匠的精神反映了日本人性格中的核心方面。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到他们眼前的工作中。不过他们往往不考虑如何使用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问题所在。正如在战争期间那样,这种精神有可能再次被政府利用。士兵参战就像是工作,他们并非是“魔鬼”。他们都是普通百姓,那是他们的工作。之后,他们被改变了。他们也许做出残暴行为,不过那就是战争,因此可以原谅。人们能够接受这种思维方式吗?该片向日本人民提出了这个问题。

德国、日本和战死者

想要纪念战死的人,全世界都这样。当我在柏林电影节期间播放这部影片时,观众的反应很有趣。德国有很多战死的人,他们的家人为此感到很悲痛,因此想纪念亡魂。不过,德国人首先为犹太人修了一座纪念馆,德国至今也没有一座为战死的德国人而建的纪念馆。那是为什么?

新电影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f New Cinema)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葛列格(Ulrich Gregor)对此有一个很有趣的诠释。他认为,德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幸运地在一战后废除了它的皇帝。对日本而言,不管是战前、战中还是战后,国家的象征始终没有改变。虽然战后天皇失去权力,并向臣民宣布说,他是凡人而非神,但他仍是国家象征。那就是该问题的复杂性根源所在。靖国神社是供奉天皇的神庙。这部影片令人对此产生疑问,这就是它激起强烈反应的原因。

本文作者David McNeill长期为《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和《美国高等教育记事周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很多出版物撰稿。他如今是《日本聚焦》(Japan Focus)的协调人。

荣克曼(John Junkerman)是驻东京的美国记录片制片人和《日本聚焦》会员。他不久前的影片《日本的和平宪法》(Japan's Peace Constitution)在那些捍卫日本宪法第九条的组织支持下获得广泛放映。

原文获得《日本聚焦》授权转载,原作者拥有本译文版权。

译者:晏阳/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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