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他们循着“战友――女友――挚友”这一轨迹走完了各自的人生。


战友情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张若名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与邓文淑(即邓颖超)同为该校第十级学员。“五四”

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吹响之后,张若名与周恩来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的成立,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张若名、周恩来等经常在一起研究斗争形势,探讨救国良方。当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后,周恩来、张若名等开会紧急动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4人被学生们公推为代表,要求面见直隶省长曹锐。


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群情激愤,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可是,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门前时,省署两扇大铁门已紧紧关闭,任凭你口号呼得再响,门内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周恩来、张若名等4位代表从门下的缝隙钻进省府,找当局说理,游行队伍继续在外边呼喊口号声援。当周恩来他们一钻进省署大门,埋伏的大批反动军警随即一拥而上,将他们悉数逮捕,随即打开大门,棍棒飞舞,水龙喷射,反动军警们疯狂地殴打、驱赶游行学生。


被捕后的周恩来在狱中领导着难友们的斗争。他们经过狱内外半年多的共同斗争,终于于1920年7月17日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经过思考,认为通过和平手段救国已经不可能。“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们决定西旅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当年11月,周恩来、张若名和郭隆真等一起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欧洲勤工俭学。


在法国,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则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张若名聪颖好学,进步很快,法文学得也比其他人要好,这样就常常由她主讲。所以,从1919年到1924年,周恩来和张若名等一同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一同为探求救国真理而努力,他们是亲密的战友,相互间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女友情


据1992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写作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说,“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来爱上的这“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张若名。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才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时,邓颖超还十分诧异地写信问他:“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为什么不提若名姐?”可见,周恩来与张若名当时的恋情已是他们同学和朋友圈子内的公开秘密。


在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她说得更清楚了。


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接触恋情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对她没有家长式的管教,也没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说起了他们当年的“恋爱史”,对她进行现身说法的教育。


邓颖超谆谆告诫秉德说:“年轻人都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也要考虑家庭可靠。”


周恩来接着深情地回忆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当秉德发出怀疑的询问后,邓颖超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15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周恩来接着对秉德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政治社会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周恩来这一段发自内心的话把他与张若名分手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因为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当一个人决定投身革命后,无论自己受到多大委屈、多大风险都要坚持斗争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根据一些零星史料,如果从张若名这一方面考虑,也确实难为她了。张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运动后,就十分勇敢地冲在了运动的最前沿。她的革命闯劲遭到反动当局的忌恨,还把她抓进监狱,她没有丝毫动摇。在监狱中,她还在思念着外边的同学和战友。但是由于她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却“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还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但此举又不符合周恩来的择偶标准,最终导致他俩分手。


挚友情


周恩来对于与张若名分手这件事曾对侄女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张若名和丈夫杨堃一起离开北平中法大学前往昆明,除了昆明大学校长熊庆来希望杨堃去该校执教外,也有人说张若名有出于“避嫌”的原因:她的初恋对象,一直和她保持着亲密朋友关系的周恩来率领千军万马就要进城了,以后如何相处呢?还是离得远些好,于是,他们举家南迁昆明。但是,她曾对周恩来盟誓一样地说过,她将永远不背叛共产党,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为国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这一阴影却始终笼罩着她。她只能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远当一个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当说到张若名 1922年入党等事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有人据此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 “左”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全国,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那是1958年6月18日上午。


“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钟 燕,《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