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占据台湾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夺王位而火并。清廷趁机招抚驻守厦门的郑经,郑经交出了明朝敕命及玉印等。次年五月,郑经杀死郑世袭,台湾内乱平息。郑经向清廷请求仿照朝鲜、琉球藩国方式,占据台湾,永不登陆,不剃发,不改汉族衣冠,否则,虽死不降。


清廷内部对台湾郑氏一直存在着招抚和攻剿两种主张,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贯主张以武力攻剿台湾。朝廷与台湾和谈失败之后,施琅上疏康熙帝,建议以武力进取台湾, 以杜绝后患,并就如何选练士兵、筹集船饷、海上指挥、攻战机宜等事提出全面意见。


施琅(1621~1696),字道侯,福建晋江人,原来是明朝的游击将军,后为郑芝龙手下左先锋,因为诛杀逃兵得罪了郑成功,被迫降清,任清朝福建水师提督。康熙三年(1664年),施琅与另几位郑军降将周全斌、杨富等人率水师,进攻台湾,遭遇台风退回。次年,再攻台湾,又遭遇台风无功而返。朝廷中许多王公大臣,因此对施琅的忠诚产生了怀疑,说他有亲属留在台湾,与郑氏旧恩未断。施琅这次上疏的结果是被朝廷召进京城面陈攻台方略。


施琅进京之后,又上了一道《尽陈所见疏》,详述武力统一台湾的方略。他提出“因剿寓抚”的策略, 即抚与剿并用,但侧重点在于剿,以剿促抚。剿抚都须根据具体情况,敌顺则抚,敌逆则剿,既然朝廷三番五次招抚无效,就应以武力征剿,以强大军事压力迫使郑经就抚。十分可惜,此时正值鳌拜辅政,竟将施琅奏章搁置一旁,非但不理,反而解除他的兵权,留在京师,授内大臣职,实际上是闲散供养。福建水师多是郑成功旧部,均调往外省垦荒,并将战船悉数焚烧,攻台计划尽遭破坏。由此可见,鳌拜擅权多行谬政。


裁撤福建水师之后,朝廷继续对台湾进行招抚。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逮治鳌拜之后,命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去福建,与靖藩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在泉州府商讨招抚台湾之策。然后派太常寺卿慕天颜,都督佥事季全,带了诏书去台湾。慕天颜、季全往返台湾,两次都不能与郑经达成一致,只好返回京师复命。


在平定吴三桂之乱的战争期间,郑经配合吴三桂,反攻大陆,占领了福建和广东很多州县,康熙帝仿效当年秦始皇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策略。派兵镇压福建、广州的耿精忠,对郑经则一如既往,坚持招抚政策。而耿精忠再次降清之后,又与福建总督郎廷相一齐将郑经赶下海去。郑经退守厦门,清朝水师尚未恢复,对他无可奈何。和硕康亲王杰书修书一封,派人往厦门招抚,郑经仍然坚持“不剃发”原则,回答得十分慷慨悲壮: “何必裂冠毁冕,然后为识时务之俊杰哉?”民族感情异常强烈。康王大怒,下令造船,准备进剿厦门,然而谈何容易。进剿不成,双方又开始了谈判,仍无结果。清朝虽然屡次招抚郑经不成,但招抚郑经部下军民却大见成效。这几年,不断有台湾军民从台、澎等地投奔大陆。新任总督姚启圣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姚启圣,字熙之,一字忧庵,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随族人籍隶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中举,授广东香山知县,不久因事革职。平定吴三桂之乱期间,他投效康王帐下,屡献奇谋,很得康王赏识,由代理知县累升至布政使。康熙十七年(1678年),郑经骚扰福建,派悍将刘国轩登陆,连败清军,进围海澄。福建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束手无策,被朝廷革职。由康王举荐,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又撤换了其他几位重要官员。


姚启圣采用黄道人的建议,在漳州设修来馆,大力招抚郑经手下官兵,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同时将招抚情况公布于众,并不限制投诚官兵往来。有人领了赏银又回到海上,因此消息四处传播,引起郑军矛盾重重,相互猜疑。结果,郑经五镇大将各率所部官兵来降,到第二年,投诚官兵已达13万人。康熙帝对于姚启圣的招降工作十分满意,亲降玺书褒奖,高兴地对大臣们说: “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授予姚启圣兵部尚书衔,对黄道人也大加赞赏,优叙黄道人军功,特旨以佥事道任用,后授为直隶霸昌道。


黄道人,名性震,福建漳浦人,原在郑成功手下任百夫长,郑成功死后,黄潜回老家,出家为道人,以避乱世。自姚启圣任总督以后,社会日趋安定。他极赞成姚启圣的宽大政策,于是出山来助姚启圣平定台湾。后来,他任湖南布政使时,正值夏逢龙叛乱,朝议出兵,康熙帝很有把握和预见地说: “湖南有黄性震在,他能佐平数十年的海患,何愁不能平定这个跳梁鼠辈?”可见康熙帝对他的器重,果然他很快就平定了夏逢龙的叛乱。


为了进剿台湾,康熙十八年(1779年),恢复福建水师,调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提督,将江南战舰百艘,14000水师调往福建,拨西洋大炮20门给福建水师。


万正色,字中庵,福建晋江人,原也是郑成功部将,投降后因惧怕被追究,曾改姓黄。他善使大刀,勇猛无敌,号称“黄大刀”。平定吴三桂之乱有功,升参将,才改回本姓。万正色仅用了一年便收复了厦门、金门、铜山,受到朝廷嘉奖。


平定吴三桂之乱以后,姚启圣上书请求满洲兵撤出福建。当满洲兵撤出福建时,企图将抢掠的百姓(主要为妇女)裹胁北上,姚启圣再三恳求康王杰书制止这种行为,得到了康王的同意。康王下令: 敢有私携良民同行者斩!他又不惜重金将百姓赎回,“使闽人出汤火之厄”,一时闽人争说“姚公活我”。这是姚启圣最值得人称道之处,但在官场中却未必有人会称赞他拯救了两万百姓。常有人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康熙帝对他也就有了偏见。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病逝,姚启圣收到台湾密报,立即上疏朝廷,建议趁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召集大学士会议,商议攻剿台湾方略。许多人不赞成以武力攻取台湾,认为海上风涛莫测,没有把握。福建最高军事长官镶黄旗满洲都统宁海将军喇哈达,也是反对者之一,连万正色也上奏说: “台湾断不可取。”


赞成以武力攻取台湾的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和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这些人代表了闽浙沿海地方利益集团。反映了沿海地区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迫切心情。台湾问题最终仍需武力解决,台湾不剿平,东南沿海就不能安定。有人认为,李光地看出康熙帝已决意取台湾,所以逢迎皇上。自古以来“逢迎”都是大臣邀宠的手段,李光地似乎不是这种人,因为康熙帝并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君。

李光地与施琅有过多次交往,对他的才能有深刻的了解,当康熙帝询问他福建水师提督人选时,他举荐施琅,“若论才略,实无其比”,“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先夺敌士气”。大学士李霨又推荐施琅。姚启圣更是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此职。反对武力征剿的大臣们不同意起用施琅,理由是施琅的儿子和侄子都在台湾,施琅一旦去海上,必然叛变。 姚启圣通过派往台湾的密探,得知一年以前施琅的子侄两家已经被郑经满门抄斩。如此看来,施琅就与郑氏有血海深仇,从而解除了对施琅的怀疑。既然万正色反对攻台,正好由施琅替换,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13年前所上《尽陈所见疏》,受到鳌拜的轻视,现在得到了康熙帝的重视。13年前所以不可行,是因为施琅可疑,他的儿子、侄子都在台湾,他本人又是降将,因此他提出的平台方略也就不予考虑。许多事情,可行与不可行,并不在于事情本身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而在于此事由谁提出和由谁来做。康熙帝召施琅于内廷问计,施琅说: “如今卜测天时,揆度人事,郑氏气势决不能再延。”然后详细分析了双方的情况,以及他的用兵之法。康熙帝很是赞赏。

施琅请求给予他专征之权,总督和巡抚只负责后勤给养,不必干预军务,可是朝廷不允。他知道自己仍受到朝廷的怀疑,万一有人打小报告 ,自己还是不容易自我洗刷,他请求皇上派遣身边的侍卫吴启爵,随自己一起去。他任内大臣十三年,深知侍卫与皇帝关系密切,受皇帝信任,可以保护自己,但是兵部不同意这么办,认为如果皇帝的侍卫也发号施令,与当年派太监作监军有什么区别?如此必然贻误军机大事。康熙帝明白施琅的用意,就说: “吴启爵只是一个侍卫,留在京城有什么用处?如果去福建,也可以通消息,就照施琅所请办吧。”并特别设宴为他赴任饯行,以示信任。后来吴启爵在关键时刻往来于福建与北京之间,反映前线战况,沟通君臣的意见,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看来,施琅确是明了君臣关系之奥秘。

施琅与姚启圣在利用风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此出师时间迟迟不定。康熙帝召集朝中大臣议事,都认为师期不宜屡变,应限期于夏至以后进取台湾。康熙帝十分开明,对于进兵日期并不作硬性规定,他说: “此事关系重大,施琅身在地方,必然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作战计划。”


施琅主张先打澎湖,因为据守澎湖的是郑军主力。他说: “郑军以刘国轩最为骁勇,如果打败刘国轩,台湾可不战而下。”姚启圣主张,他与施琅各率一支船队,同时进取台、澎。这样势必分散兵力。姚启圣虽然颇有才略,但是指挥打仗还是外行,有抢功之嫌。施琅反对两路出击,因为即使集中兵力也未必取胜,何况分散兵力,两路出击?而且这也是不必要的,他正确地估计到,打败刘国轩,台湾可不战而下。两路同时进兵,万一有一路打了败仗,就会影响另一路,使整个战役受挫,那时候,朝廷就要治他的罪了。施琅再上《决计功剿疏》,恳请皇上授以专征之权。他表示: “如果皇上信任臣的愚忠,独任臣讨贼,令督抚二臣催办粮饷接应,使臣整训官兵,不限日期,只要风利可行,臣即督师勇进,一鼓荡平台湾。如若失败,请治臣之罪。”

康熙帝又一次召集群臣商讨。大学士明珠说: “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诸多不便,所以不必命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军,似乎可行。”明珠是首辅大臣,于是众臣们都表示赞成。康熙帝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大臣们的意见很好,就同意由施琅自行进剿。康熙帝能完全信任叛将施琅,可见他既善于识人,也能用人不疑。

在用人问题上,姚启圣、施琅也有分歧,施琅对被姚启圣处罚过的蓝理十分器重,而对姚启圣赏识的朱天贵却不打算使用。兵部不同意施琅重蓝轻朱的意见。康熙帝认为两人皆可用,特旨授二人官职。在后来的海战中,蓝、朱二人均英勇善战,不负厚望。在征剿台湾的准备过程中,各方面意见常常对立,康熙帝能够消除大臣们的偏见,审慎对待不同意见,不独断专行,也不优柔寡断,又颇有知人之明。两位大臣都能做到以大局为重,姚、施二人虽意见不合,但仍然相互合作。姚启圣督办粮饷,保证供给,前经姚启圣所定武弁功罪条例,施琅则照例遵行。有分歧是正常的,求大同存小异,战争的领导者们齐心协力,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会齐各路总兵,宣称利用北风进攻台湾,然而却迟迟不发兵,给台湾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姚启圣趁台湾人心惶惶之时,再次派人前往招抚。在发兵之前,刘国轩忽然遣使议和,但是仍然坚持以前提出的不剃头不登岸的条件不变,还是不承认不服从中央政府,这是双方最后一次谈判。

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五月,康熙帝见招抚无效,下令进兵。经过两次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清军也伤亡数千人,总兵朱天贵阵亡。刘国轩率残兵败将退回台湾,澎湖守军随即投降。康熙帝接到澎湖大捷的战报,非常高兴,立即命令将这个胜利消息,传达给各级官员,并特派一名侍卫赴福建,慰问全部官兵。时恰逢中秋夜,皇上衣锦袍,登楼宴赏,看月宫景物,闻捷报大喜,即脱锦袍赐施琅。又自作一诗,写一手卷,并赐之。

台湾既平,论功行赏独不及蓝理,当时蓝理死战,身被七伤,大肠已流出,裹伤复战。而叙功时,施琅却将蓝理名字删去,因为蓝理刚猛,不肯屈意事人,施琅忌恨他这一点,遂落其名。后来李光地在皇帝面前赞扬蓝理,康熙帝乃接见蓝理并亲自查看他的伤口,既是关心蓝理伤口是否痊愈,也是察臣工是否欺君,并手书“所向无敌”横幅赐蓝理。

这时,姚启圣主张,乘胜直捣台湾。有人主张应诛杀郑军残余,其子女没入军中为奴,以血前恨。黄性震密请保全之,使数万人得以存活。施琅则表示,为国为民不必计较仇怨,只求郑军能不战而降最好。他优待俘虏之后,将他们放回,令其规劝台湾军民来降。被俘郑军感恩不尽,一时台湾军民人心思归。郑军主力既已大部覆没,台湾已是囊中之物,就不必过于着急拿下台湾,其用意无非是少杀伤而多保全。中国人的哲学中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战争中的“人和”表现在哪里?就是“网开一面”,不搞“斩尽杀绝”,消灭敌人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只是手段,当可以不杀伤而达到目的时候,又何必再制造伤亡呢?武将不嗜杀,不邀功,才是真智慧,才是真将才。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乡土观念也很强,姚启圣是江浙人,对于福建人的伤亡不太介意,而施琅是福建人,战场上拼死搏杀的双方大多为福建人,施琅不忍见到家乡子弟过多的死伤,所以力主招抚,能为家乡父老做一些善事岂不更好?虽然,当初他是坚决主张以武力功剿台湾的。招抚不行当然要用武,可以招抚时,又何必用武呢?当时有人说,施琅回台湾“必报父仇”,施琅则明确表示“断不报仇”。


郑氏集团打算再窜吕宋,重建国家,刘国轩极不赞成。这里也有黄性震的功劳,他潜入台湾,施计离间刘国轩和郑氏集团的关系,由于刘国轩兵权在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赞成,事情就办不成。不得已,郑克塽派出代表,到澎湖谈判,又提出居留台湾不登岸的要求,被施琅当即拒绝。郑克塽再派人携降表赴澎湖呈缴,不再提居留台湾的条件。

施琅将降表上报朝廷,康熙帝交议政大臣讨论,大臣们认为可以接受,康熙帝也认为,为了防止其再窜外国,又生事端,还是抚之为善。 康熙帝派工部右侍郎苏拜等前往福建,赍送对台湾投降人员颁发的赦诏。施琅前往郑成功庙行告祭之礼。这是安定民心之举,康熙帝南巡时也行祭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的仪式,都是为了安慰汉族人的民族感情。可见施琅不是一般的军事家,他具有政治家的胸襟气度,康熙帝任用施琅征台,可谓得人。


统一台湾之后,放弃还是留守台湾,朝廷内部却有了争议。李光地等人主张放弃台湾。福建总督姚启圣指出,台湾不仅要守,而且决不可拖延。施琅也坚决主张留守台湾,并亲自到台湾做了一番考察,然后向皇帝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备述台湾的战略价值和放弃之后的危害。侍郎苏拜、御史赵士麟、大学士李蔚、王熙也都同意施琅留守台湾的意见。至此,康熙帝表明意见,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


康熙帝下诏设台湾府。姚启圣推荐蒋毓英担任第一任知府。蒋毓英在任内颇有政绩,使台湾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其政治地位更加重要。蒋毓英三年任满,升按察副使,专门负责管理台湾府事,等于连任三年,他还主持了第一部《台湾府志》的起草工作。


姚启圣、施琅、蒋毓英等人,为台湾的统一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多年以后,康熙帝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功绩。 而康熙帝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也是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的一个重要条件。明君贤臣,共同以国事为重, 通力协作,上下同心,军事和招抚手段并用,终使台湾回归祖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先是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是统一台湾。在这两次战争中,康熙帝放手重用汉将,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康熙帝的开明大度真是清取天下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