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省建国”孙中山真的是卖国么?

满洲人向中国人的转化,在清朝末年这个时期最突出,民族压迫、歧视色彩这个时期最小,这时期的是否转变对今天最重要。究竟是否转化成中国王朝还有待研讨。

但是作为满清“帝国主义”统治的恶果影响深远。如今网上出现大量抨击孙中山卖国的文章。那么我们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革命党、孙中山十八省建国思想的由来,孙中山是真的卖国吗?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总是统治者居主导地位,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防汉、制汉。隔绝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把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不知历史学家鼓吹满清促进民族大融合是怎么来的?) 作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其他四区,基本处于不了解状态。陌生感甚至超过了欧美日列强,对于中国的观念自然停留在明末时期。可以这么说十八省中国的概念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孙中山等人革命的初衷是恢复华夏,赶跑“殖民者”,学习美国建国就是其最高理想了。世界上还没有被殖民者把殖民者宗主国都推翻占领的先例,当时的革命党由于所处环境、地位看不到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其他区域统一的可能和必要。几乎一致主张“十八省建国 ”。十八省建国的主张还来自西方传来的“国民国家”的理论。 也就是国民国家=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建设一个国家。孙中山恢复华夏就是恢复明末的中国, 当然这是革命党的局限。同样由于满清政府的多元式统治,其他四区的统治者相当程度上也只知道有满清而不知有中国。但是不久同盟会就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转为倾向“五族共和”。这比起“有清一代,首崇满洲”、无比狭隘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来说,不知要进步多少。

以下引用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看看蒙古地区:这一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拒绝汉人进入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民族地域的传播。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民族地域的管理。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 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进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重要原因。(“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脉源。

满清这种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孙中山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摆脱中国“殖民地地位”的思想基础。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被迫逐渐放弃部族政权的特色,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过渡。

对此,保守的满清贵族对此越不甘心。他们昧于形势,幻想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部族政权,如何保住旗人身份地位。所有的改革改良都会造成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扼杀一切改革。戊戌变法失败、立宪骗局就是明例,“汉人强满人亡”是他们的警句。所以慈禧才会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同帝国主义共同分赃。也所以才有溥仪投靠日本人,分裂中国,而且竟然赢得所有满族皇族的一致赞同。

维新派、立宪党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由于身处高层,对于满清末期统治的客观形势(从部族政权(殖民政府)向中华政府转变)有所了解,对于实现大中国有所认识,纷纷主张五族联合组成新的大中国,但他们又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和妥协性,常常沦为革命的对象,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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