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一念间:南明痛史之郑成功私心自用

历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现一种颜色。



人们,习惯于歌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爱国豪情,却忘记了他亦有狎妓之好、声色飨乐之求;习惯于揶揄钱谦益的贪生怕死、屈节降清,却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资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之举;习惯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个机会——揭开隐藏在史籍文本深处的种种秘密。



阐发真相,触及他们心灵深处的“全面人性”,足以让天空绚烂,让生命丰满。



在“民族英雄”这一光环的笼罩下,一个矛盾的灵魂始终在历史的天空中游荡,他渴望着生命的重来……



可他永远都不会领悟:一切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一切人为的灾难,根本原因都是压抑人性、扭曲人性,或放纵人性、任其蔓延的结果。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在“人性善”的幌子下,集权统治者高喊着“大公无私”的口号,干的却是“私天下”的勾当,不仅集天下财富于一身,而且集天下权利于一身。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是掌权者自身人性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则是对百姓人性的无限压抑。



那些掌权者,常常是一些恶性自私者。持恶性自私观念的人,不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企图夺取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一旦等到机会,他们就会“痛下杀手”。他们较少拥有同情心、良心,在他们的人生哲学中,人与人,恰似狼和狼,而现实世界则恰恰又是“狼多肉少”,因此,生活中仅有一个规则,那就是弱肉强食。所谓良心与道德、统统都是糊弄人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将这些漂亮、美妙的词句挂在口上,可那不过是一个幌子,实质在于更巧妙、更方便地骗取、掠夺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在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逐中,中国的历史也相应地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恶性循环里停滞不前:皇帝轮做,王朝更换。但人祸依旧,苦难依旧。



公元1662年2月1日,困守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殖民者被迫与围困该城九个月之久的郑成功集团军达成投降协议。9天后,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台湾,撤往巴达维亚。沦陷时间长达37年的宝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率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也就被描绘成了一位为了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利益而战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画成了一个正视世界、遇挫愈奋、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的确,如果没有郑氏盘踞台湾,清廷就不会视之如眼中钉,就不会刻意收复。台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脱离祖国的怀抱。由此看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确实足以名垂千古,称他为“民族英雄”也不为过。



然而事实上,他这个“民族英雄”,其实是个“歪打正着”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英雄;是一个从私利出发,却没有料到竟然“一举成就民族伟业”的枭雄,而不是一个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难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来维护国家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一代英雄。



因为,大量史料可以证明:郑成功其实是一个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始终以郑氏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借口反清复明,笼络各方志士人才,纵横于南明、满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求实现个人利益乃至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大军阀。他从来没有产生过牺牲自身利益来维护民族利益的高尚念头,他拥兵自重,缺乏全局意识;他专断独行,意气用事,认友为敌,逼反良将;他在辖区内征收“苛捐杂税”,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抱残守缺,一味坚持“围城待降”的战略战术,结果,“成也围城,败也围城” ;他治军苛严,动辄斩杀、责罚部下,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以致于正值英年就气死在台湾岛。



郑成功一生的成败教训,留给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悟与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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