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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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中 沈阳 张曙光 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毛泽东是中国工农红军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自从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多次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红军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上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对于毛泽东本人或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至今回顾那段历史,以史为鉴,依然具有几分意义。 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亲自兼任总司令,调集约50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对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国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中

沈阳 张曙光

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毛泽东是中国工农红军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自从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多次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红军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上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对于毛泽东本人或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至今回顾那段历史,以史为鉴,依然具有几分意义。

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亲自兼任总司令,调集约50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对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任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组织对中央苏区“清剿”。6月中旬,中央苏区的红军,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三、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7月21日,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前方。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他汇报前方作战和军事行动情况。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8月上旬在兴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重新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的问题。会议经过争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在赣江以东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逼与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同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会议精神,发布军事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敌,相机消灭敌军增援部队,进而威逼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附近的较大的城市。

从8月17日至23日,红一方面军连克乐安、宜黄、宁化、南丰4座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约3个旅,俘敌5000人,缴枪4000余支,胜利实现第一期作战计划,有利地支援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这次乐安、宜黄战役,是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织指挥下的一次成功的进攻战役。周、毛、朱、王联名给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发出的许多指示电,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红一方面军如何应敌的战略指导问题上,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前方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确定的行动计划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局面,作为未来反“围剿”的后方。8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敌已集中17个团于南城,有作战准备,地形对我不利,守敌工事又很坚固,攻城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况且敌正调兵增援南城。根据这些情况,周、毛、朱、王于8月28日决定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命令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分兵发动群众,待机打援;而当红一方面军获悉敌军以6个师组成左右纵队,对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待机之红军实施夹击时,又决定红军主力向苏区东韶、洛口回师。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依据苏区的有利条件,寻机歼灭来犯之敌。指挥员的正确判断,来源于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明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的决心与部署,如果不根据已变化的情况而加以改变的话,只能招致失败。

然而,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不同意周、毛、朱、王的上述部署。他们主张:“主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因抵集结很大兵力,三面并进,使我内弧幅员短小,转动将感困难而将造成困难作战”认为主力“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尔后,又指责他们在撤围南城时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指责为“不正确决定”,认为这样敌必南下广昌,向苏区中心进攻,使苏区中心地带“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在这之后,后方领导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进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的压力,给这些苏区和红军以直接帮助。

从当时前方领导人和后方领导人频繁来往的电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意见分歧的实质。周、毛、朱、王身临前线,能够根据战区的情况的变化相机处置,共同抵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示。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的方针的主张,这些主张主要有如下内容:

“进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的错误。”

“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其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

“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

“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为郑重起见,经周、毛、朱、王共同研究后,第二天又由周致电苏区中央局对上述主张作了强调与说明。指出:“行动方针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的,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攻击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毛、朱、王,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复电中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化敌情,求的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与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和河西红十六军、红八军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同一天,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行动计划,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的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苏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我们提议即可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且要全体都到。”以确定行动方针,要后方中央局同志三十日赶到。周、毛、朱、王根据对敌我情况上述分析判断,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于9月26日发布《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宁都地区北上,分兵赤化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地区,争取群众,布置战场,以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人之大举进攻。苏区中央局对上述《训令》十分不满,在9月29日的复电中大加指责。复电说:“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我们四人(指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并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出发,星夜兼程。”

这就是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召开的缘由。

出席宁都会议的,由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已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心一题是积极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批评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赤化南丰河地区、诱敌深入的《训令》,甚至连漳州战役的胜利,也被指责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把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指责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由于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于是会议上发生了毛泽东是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还是回到后方的激烈争论。王稼祥在争论中,是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后来他回忆说:“到宁都开会,产生了毛主席是否留在前线指挥部队的问题,我是赞成毛主席继续留在前线指挥部队,但是处于少数。”

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的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 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即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的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有两年的时间没有担任红军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中央苏区的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苏区的红军付出巨大损失,被迫进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恢复红军的领导职务,从此,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不断取得胜利,直至夺取全国政权。从中国革命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宁都会议的历史性错误,使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削弱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力量,给红军的作战和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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