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第一人

台湾苗栗人蔡智堪 1928年4月,台湾苗栗人蔡智堪以补册工人身份去日本,从事皇宫书籍整理工作。他在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即《田中奏折》。蔡智堪觉得事情重大,于是秘密抄录文件,并分数次寄回中国,交张学良转呈国民政府。他就是最早发现并揭露了日本侵华野心的第一人,因此长期被日本人关押。 《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日本当权者则矢口否认。虽然至今尚未发现《田中奏折》的原件,但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勾画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总蓝图,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迹运行的。1928年日本制造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进而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侵略行动,都与该会议的《对华政策纲领》或《田中奏折》的计划、部署相吻合。右起第3人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中日文化渊源流长,有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日本侵略中国呢? 首先,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日本统治者觉得长期困守孤岛,如同坐以待毙。其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自立图强,走向振兴,逐渐强大,可以和西方列强抗衡,他把自己当成亚洲的盟主,不允许其他国家与其争雄。另外,日本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团结和强大,希望中国软弱和长期分裂。当时,中国各军阀纷纷归顺国民政府,红军也被赶到边缘地区难有作为,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所有这些,都使日本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绝不想坐视中国做大做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日本大力推行侵略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政策。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他上台后加速了日本侵华步伐。6月27日至7月7日,身为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所谓《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田中义一外,还有政务次官森恪、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通商局长斋藤良卫、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其他外交官和陆、海、外务各省的中国通。田中义一在会上,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策略,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等。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奏折还明确提出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田中义一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武力征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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