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六五年出生的,可以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战场上的战火硝烟,但我却是生长春军人世家,我本人也有着十年的军旅生涯。正是这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经历,让我与枪结下了一世情缘。
我的父亲是一九四六年参军的老兵,他在部队工作了一辈子。我哥哥现在锦州某部工作。
我第一次接触枪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当时我家住的地方是在长春市西安桥外部队宿舍区,我们这里分为两个部分,我们这一侧住的是吉林省军区的家属,对面是空军某航校的宿舍,这两个院子是相通的,对个简称“陆军院”、“空军院”。那一年的夏天,妈妈带着我经过大院门口,我鬼使神差的看上了哨兵手中的五六式半自动,哭着喊着要枪。我母亲也是军人,她深知哨兵的枪是谁也不许碰的,就狠着心把我“拎”回了家。
说来也巧,那天父亲和机关的领导们要去打靶,看我哭得厉害,就跟我母亲说,让他跟我去见识见识吧。母亲吓坏了,一个三岁的孩子去靶场?开什么玩笑?但看我哭得实在是烦人,最后还是让我上了父亲那辆老“华沙”。在车上,我一下紧紧的抱着作训参谋的那支大“五四”。
到了靶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枪声了,噼噼啪啪的枪声对于大孩子或是成年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三岁的小孩来说,那无异于声声霹雳。我赖在车上说什么也不下车,估计那熊样儿实在是难看,引来叔叔大爷们一阵哄笑。父亲把我“拎”到靶场避弹壕的胸墙上,说:“你不是想看枪吗?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枪!”
此后的记忆在我脑中是一片模糊,留下的只是那霹雳一般的枪声。
一九八二年,河北保定某部在长春接兵。父亲看我考大学实在是没指望了,就让我参军了,目的是三年后退伍了能有个工作。
那个时候社会上还很乱,经常发生抢军装、抢军帽的事。有一天我站一号岗,有几个社会青年看着我说:“小子,这么点儿就出来当兵,这身新军装真有点儿白瞎了,不行哥儿几个跟你换换。”我认出他们就是前些时候在营区偷军装的几个泼皮流氓。
见我不吭声,他们胆子就大了起来,边说边往前凑。我警告他们:“请你们注意,不要越过警戒线!”其实我平时可不是这么文明的。
他们几个听了这话,是一阵狂笑:“小子,保南保北你打听打听,哥儿几个还没听过你这么唠嗑的呢。”
我估计我当时的脸肯定是涨成了紫红色,好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当他们闯过警戒线时,我仿佛听到了一声口令:“机会到了!”
在不超过十秒钟的时间内我完成了以下动作:打开步枪上的枪刺,向领头的泼皮右肩上方虚做突刺动作,趁他向左躲闪时,迅速收左手推右手,用枪托击打其面部,打倒这个为首的流氓后,我迅速收枪跃步,冲向第二个流氓,做出了一个劈刺动作,说是劈刺,实际上我是将刺刀压在了他的右肩上。
那几个小子怪叫一声,转身就要跑,我喊道:“都不许动!谁跑老子就毙了他!”
我一个人抓了五个“俘虏”,换来的是我参军第一年的第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一九九七年的冬天,父亲病危,他把我和哥哥叫到病床前,说在他书房的地板下有一个铁盒子,里面有一支“马牌”手枪,我们东北人习惯于叫它“撸子”,这是他在解放四平时击毙一个国民党军的团长时缴获的,这支枪是他一生的珍藏,解放后清理私人武器时他没舍得上交,藏了起来,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玩这支枪的时候,他仿佛听到了战争年代的隆隆炮声,他仿佛看到了战火硝烟中猎猎飘扬的战旗,他仿佛看到了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在向他微笑……
父亲让我们把这支枪上交,我和哥哥商量后,把枪分解毁损后随父亲的灵柩一起送到了妈妈的身边,我们知道,父亲在家中最爱的是他的妻子,走出家门,最爱的是他的军营,他的枪……
(我的文字功底不好,写点东西就跟记流水账似的,请大家不要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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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八九年部队进京戒严,当时上面的争论大家都知道了,在部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当时我的军长徐勤先将军就是因此被查处的,可能大家对此也略有耳闻。
那时候我们军里有命令,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准开枪,违者执行纪律。
我当时就犯难了,携带武器还不让用,那还不如不带。其实现在想来,是自己的政治觉悟太低,对有些事情看不清楚。没办法,我就跟指导员商量,最后决定在进入指定地点的过程中,要保持密切联络,万一有人掉队,应迅速脱掉军装,分解枪支,自行向指定地点集中。为此,我们还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块白布,作包裹枪支用。
还好,我们从南苑到天安门广场是一路顺风,没有经历其他部队的那些波折,顺利到达。
后来听说有的部队在进入指定地点时受到阻拦,我就想,是不是谁对我们这支部队有偏爱呀。
还要说几句与枪无关的话。徐勤先将军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但是在政治上他却打了败仗。将军参与政治,其结果往往让人遗憾,但不懂政治的将军却又是没有头脑的。当年的孰是孰非我不想在这里评论,只是我不愿意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