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欧-指引日本走向富国强民的康庄大道![转载]

日本最大面值万元大钞上,印着的头像不是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而是日本近代伟大的国民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1834—1901年)!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受父亲影响,福泽谕吉熟知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国历史,青年时代在长崎学习荷兰文。曾在大阪师从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并成为优秀的兰学学生。福泽谕吉在26—34岁的时候,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

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号称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主国家。

福泽谕吉有点像中国康有为式的人物,是近代维新派的精神领袖。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

“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

“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如君主立宪,废藩置县,摧毁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备军,实行全民教育,统一货币等等,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中国光绪皇帝虽然也发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图新,但最终被慈禧太后政变后发布训政谕旨加以了残酷镇压,变法流产,前后只持续了103天。“百日维新”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此后的衰落方向和悲惨命运。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所以中国骨子里也想全盘西化的戊戌维新领袖,实际上为了操作的可能性,与“洋务派”一样,也是“中体西用”。中国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话语和实践与日本维新派“脱亚入欧”的“西体中用”,其实不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而是思想观念背后的那个制度基础和利益格局的差异。

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位于东方世界的最东方。在世界新航路开辟以前,日本与远在亚欧大路西面的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在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且比中国的“锁国令”早颁行10多年。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枪炮,同时也担心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涌入会威胁和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但日本的“锁国令”有一个例外的保留,即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几代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兰学”,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长崎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培养通晓时代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

据说,明治维新后,日本ZF曾派40人的庞大使团到欧美12国考察,亲眼所见那些快捷的蒸汽机的火车、高效率的纺织机械、奇妙的电报电话、无坚不摧的炮船枪弹,让日本考察者“始惊、次醉、终狂”。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使日本人不仅感到日本乃至整个东方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后了,为了不沦为殖民地,必须全面学习西方,去“脱亚入欧”。 这样,19世纪下半叶,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的这个转折点,也成为中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经济能够迅速崛起,并能获得今日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骄人成就,这的确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并树立了一个“脱亚入欧”的成功典范。

“脱亚入欧”,用老百姓的粗话说,就是“傍大款”,所谓富贵有远朋,家寒无近友。日本的成功,使“脱亚入欧”像一个梦想一样充满魔力,成为至今仍在游荡的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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