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倭战争 花絮 做人就做刘仁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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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百济叛乱武装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扶馀福信袭杀道琛和尚,兼并了他的部队,成为百济叛乱武装中唯一的大规模势力。扶馀福信掌握全部权力,飞扬跋扈;扶馀福信所立的“百济王”扶馀丰仅负责祭祀工作。两个人在血缘上虽然是堂兄弟,可实际关系却相当于曹操和汉献帝。

扶馀福信由于连续被刘仁轨打败,声望下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消灭“百济王”扶馀丰,这样做一可以杀人立威,二可以根除后患。于是扶馀福信声称自己生病了,需要卧床休息,等着一旦扶馀丰来探病的时候将其杀死。谁知道做事不密,这个计划被扶馀丰知道了。扶馀丰不愿意坐以待毙,不得不冒险一博,于是率领亲信袭击扶馀福信,居然得手。这样一来,扶馀丰成了名副其实的“百济王”。

有感于自己的实力与威望不足,扶馀丰派出使者请求高丽和倭奴支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备有可能到来的唐的进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压服百济各派系武装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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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奴国这时也立国六百多年了。当年我大汉光武皇帝的时候,倭奴列岛上的一个政权向我大汉帝国进贡,接受光武皇帝赏赐的铁剑、铜镜、如意,作为镇国之宝;同时接受光武皇帝赏赐的国名:倭,又称倭奴。倭的意思并不是矮小,而是恭顺;倭奴就是非常恭顺。这个政权得到了大汉帝国承认,非常高兴,从此自豪的称自己为倭奴。

倭奴国为了保持在列岛的政治优势,多次向大陆的进贡,并请求册封。例如倭奴王珍曾接受南朝的刘宋王朝授予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但同时刘宋王朝还授予百济王“镇东大将军”的封号,爵位在倭王之上,倭奴王对此感到十分不爽。于是倭奴国又多次向南朝的刘宋王朝进贡,终于从刘宋王朝取得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的称号。所谓“使持节”,就是经皇帝授权,代表皇帝的意思。表明倭奴王是代表刘宋皇帝统治倭奴列岛和半岛的。

倭奴国对半岛一直报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虽然在名义上取得合法统治半岛的权力,但毕竟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倭奴国仅在半岛南部取得了一小块地盘,设“任那府”侵占的土地。这时倭奴国在列岛之外取得的第一块殖民地,而这时倭奴国还没有统一倭奴列岛呢。

“任那府”最终因为倭奴国的残暴统治遭到反抗而失去,而百济也因为遭受到高丽和新罗的压迫而势力大减,失去了和倭奴国别苗头的实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百济甚至卖身投靠倭奴国,成为倭奴国的附庸,连百济王的废立,都操纵在倭奴的手中。

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倭奴政权逐渐强大起来,致力于列岛的统一。当吞并了大部分的列岛势力之后,倭奴国终于觉得这个国名并不怎么好听,于是偷偷的把国名改为日本;同时也不把自己当作大陆政权的藩属,而要与大陆政权分庭抗礼。隋朝初年,倭奴王致书隋文帝,用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说法,被隋文帝轰了回去;唐朝初年,倭奴王致书唐太宗,用了“东天皇敬白西天皇”的字眼,被唐太宗轰了回去。对于倭奴国这种未经中央政府批准偷改国名的做法,BS一个。

唐攻击百济的时候,百济当然要 求救于倭奴。而这时的倭奴刚刚取得虾夷战争的胜利,基本上完成了列岛的统一,国势强盛,正处于上升期,有和大唐一较高下的政治需求。同时,倭奴国也不愿意放弃在半岛的利益。因此倭奴女王亲率大军去求援百济。不过走到半路上这个倭奴女王死了,大军只好撤退。

如果历史能够假如的话,不妨假如一下:如果倭奴女王没死,倭奴军到半岛上去刺激苏定方。苏定方可是攻击力超强,并且手里有十几万大军的......

苏定方撤军后,扶馀福信迎接在倭奴当人质的扶馀丰回国。倭奴觉得这时一个机会,立刻派兵把扶馀丰护送回百济,立为百济王;同时募集了五千名旅居倭奴的百济侨民,作为扶馀丰的亲信部队。扶馀丰袭杀扶馀福信,夺取百济政权后,求救于倭奴。倭奴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派出两万七千大军去支援扶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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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仁师率领的七千水师抵达半岛后,与刘仁愿、刘仁轨会合,唐军声威大振。这也可以看出,二刘的兵力和“七千”相差不会很多(刘仁愿的兵力是一万;刘仁轨的兵力,本人推定为不多于五千),实在少的可怜。二刘正是用这少的可怜的兵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大唐的三支部队会师,商议下一步的军事计划,诸将大都要求进攻战略要地加林城。加林城位于水陆要冲,如能攻克,唐军将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战略形态。而刘仁轨建议绕过加林城,攻击其后方的周留城。因为加林城依山傍水,形势险峻,不易攻取。周留城防御力低于加林城,易于攻取;并且周留城是百济叛军首领聚集的地方,攻克周留城会使其余各城部战而下。

百济之所以会发生叛乱,并不是因为唐军在百济实施了屠杀或者别的暴政,而是因为百济旧贵族不愿意失去权力,因为释放出谣言鼓动造反;而唐军统帅苏定方虽然是杰出的将领,却不善于做地方工作,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形势糜烂。擒贼先擒王,消灭了这些领头闹事的百济旧贵族,百济局势自然会得到平定。显然,刘仁轨的计划是正确的分析,因而得到了三军诸将的一致支持。

最终的作战计划是:孙仁师、刘仁愿率领大唐陆军以及征调来新罗军进攻周留城,同时威胁、牵制守卫加林城的百济叛军主力;刘仁轨率领水师绕过加林城,直扑百济叛军后方的大本营周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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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龙朔三年秋八月十七日,刘仁轨率领七千大唐水师抵达百村江的入海口;八月二十七日,两万七千倭奴水师为救援周留城而抵达白江口,两军相遇,一场大战就此展开。大唐水师有两个优势:首先,刘仁轨是世界海战史上少有的天才;另外,唐军的战船比倭奴的战船大。

其余的就是倭奴的优势了。倭奴兵比大唐多,并且大都是参加过虾夷战争的老兵,倭奴指挥官阿倍比罗夫等人更是为倭奴政权赢得虾夷战争的英雄,可以称为倭奴名将了。而唐军则是刚刚从沿海各州郡征调的府兵,唐府兵制的特点是寓兵于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虽然入选的府兵也有过军事训练,但毕竟没打过仗。刘仁轨带的水师,上一次渔汛的时候还是渔夫呢。并且倭奴战线相对较短,补给也比唐军更容易。

八月二十七日,会战刚一开始,刘仁轨一面率主力列阵坚守,一面派出小分队在倭奴军四周骚扰偷袭,接连三次迫退倭奴军。这种获胜方法让倭奴军感到非常窝火,他们觉得唐军也不过如此,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击败唐军。

真正决定胜负的八月二十八日,倭奴水师总结经验,决定不顾两翼的唐军骚扰,奋力攻打唐军主阵,只要能够达成中央突破,则唐军的外围骚扰战术自然失效。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倭奴军组成突击阵形,竭尽全力的攻击唐军主阵,进展的看起来也似乎比较顺利。唐军受到倭奴军的压迫,逐步后退,“一”字阵形逐渐变成“V”字阵形,眼看就要被中央突破了。表面上看倭奴军占据优势,而实际上正中刘仁轨下怀。刘仁轨指挥唐军两翼逐渐向中间收缩,将倭奴军压迫成一团。倭奴军被进展顺利的表象所迷惑,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唐军的阵形变化,等到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倭奴战船因为过于拥挤而无法掉头转向。这时,刘仁轨指挥唐军释放出装满燃料的小船,点上火驰向已经乱作一团的倭奴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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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海战发生时,百济王扶馀丰正在倭奴水师中。当然,他是用不着冲锋陷阵的,因而并没有进入唐军的包围圈。见势不妙,扶馀丰来了个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他甚至不敢返回自己的巢穴周留城,而是坐着战船逃到了高丽。这也暗示孙仁师、刘仁愿率领的陆军一路进展顺利,对周留城构成了严重威胁。

周留城的守军在得知他们的靠山倭奴军战败,首领扶馀丰逃跑之后,迅速的失去了战意。没过几天,周留城及其周围的百济叛军及倭奴陆军就投降了。还有一部分倭奴军、百济叛军从氐礼城逃回倭奴国。战后,大唐官员将百济的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改名为“平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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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海战的影响是深远的。战后倭奴国从极度自信变成了极度自卑,从信心满满变成了风声鹤唳。倭奴国在九州岛修了一大堆防御工事,用来防备传说中的唐军打击。说一句笑话,就连刘仁轨放个屁,倭奴王也要考虑考虑:“刘大将军放了一个什么样的屁?刘大将军为什么要放屁?他是不是要用霹雳和闪电来惩罚我们?”

倭奴国的政局因为此战诱发了一系列的变化,甚至改变了倭奴国的历史走向。同时,倭奴国也失去了染指大陆的信心,他们的正规军再一次踏上大陆是在将近一千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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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海战过程是我的推测,不可当作史实。由于没有留下足够的史料,要想还原那场海战,恐怕只有坐上时光机,亲自去看一遍了。

之所以推测被刘仁轨歼灭的是倭奴军主力两万七千,而不是庐原君那一万,是因为如下考量:如果被歼灭的仅仅是一万人的非主力部队,倭奴国也没有必要变得如此惊慌失措,风声鹤唳。只有主力部队,特别是取得虾夷战争胜利的那支主力部队全部或大部被歼灭,才会起到这种效果。因此,庐原君那一万人极有可能没能赶上白江口海战,而是从氐礼城撤退的那支部队。阿倍比罗夫本人能够回到日本,不一定能够说明他的部队也能回到日本。

《日本书纪》中的鬼室福信,显然指的就是扶馀福信。《新唐书》记载此君乃是百济王扶馀璋的侄子(璋从子福信尝将兵,乃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馀丰于倭,立为王。)我怀疑所谓“鬼室”,不过是《日本书纪》中的错别字而已,应该是“宗室”才对(或者是古代日本人使用汉字时的特殊用法?有知道的朋友赐教一下)。按说《日本书纪》成书在白江口海战之后不过几十年,甚至有可能部分当事人还活着,但是《日本书纪》水平不高,很难当作信史,只能当作参考。

上毛野君稚子、巨势神前臣译语、阿倍引田臣比逻夫之类的称呼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就像是“刘都督仁愿”“刘刺史仁轨”,所以我更习惯于称之为上毛稚子、巨势译语、阿倍比逻夫......

古倭奴国和今天的日本关系复杂,不是本文的主要讨论内容,这里仅使用主流说法。至于本文称之为倭奴国而不是称之为日本,是因为那个时期我国官方就是这么称呼大海东面的那个国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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