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至1956年8月,开展内部肃反,重点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全区共审结反革命案件1436件,其他刑事案件1142件。后又破获一起“大韩朝”反革命暴动案件。1955年秋,舒城县柏林乡富农韩必贤组织“大韩朝”反革命组织,自称皇帝,封官加爵,发展组织,1957年农历三月初一(公历3月31日)暴乱,当晚杀害干部程千业,次日,韩必贤率徒31人公开袭击公安民警和基层干部,砍死民警3人、社干1人,砍伤民警、社干8人,夺去民警冲锋枪、卡宾枪、步枪5支、子弹100多发。经公安部队和民兵追剿,匪众全部捕获。结案审理判处韩必贤等14犯死刑、韩同之等5犯死缓,其余各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免刑教育释放。

1949年5月至1985年12月,全区审判刑事案件96997件,其中,反革命案件60702件,占62.5%;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案件17748件,占18.3%;危害公共安全案件698件,占0.7%;侵犯财产案件3030件,占5.1%,其中抢劫案18943件、贪污盗窃诈骗案1136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6506件,占6.7%,其中杀人案2251件、强奸案2891件、奸淫幼女案815件、拐卖人口案446件。

1949年至1953年,结合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依法审判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7491人,分别予以判刑。1951年4月,六安军分区军事法庭、皖北人民法院六安分院联合公审,判决祸害皖西达十几年之久的匪首岳歧山(绰号岳葫芦)、特务吴曙光等死刑。1954年1月至3月,发生“毛人水鬼”案,反革命分子趁机杀害干部,群众极为恐怖,六安分院及各县法院密切配合公安部门破案、结案,逮捕造谣犯122人,其中土匪19人、特务1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道会门徒1人、旧军政人员11人,经审判,判处有期徒刑46人、无期徒刑1人、死刑3人。

1958年开展扫除残余反革命分子,1月至11月,全区共捕反革命犯17357名,其中,公安系统捕12118名,检察系统捕1688名,法院捕3551名。当年,全区审结的反革命案达34752件。

60年代初,反革命案件减少。“文化大革命”期间,反革命案件回升。1967年4月破获反革命集团“皖特党”案。“皖特党”是刑满释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王梦兰为首,于1966年8月组成,全案成员171人,分布六安、寿县等11个公社、80多个生产队。1968年全案审结,判处首犯王梦兰等4犯死刑、李传德等3犯死缓,其余罪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982年破获反革命“中国劳动党”案,该案是霍山县21岁青年蒋传锋等人于1978年酝酿组织,1982年2月建立组织、编写代号,确定纲领、“党旗”。同年8月破案,经审理,判处首犯蒋传锋有期徒刑5年,其他案犯另案处理。1983年至1985年审理反革命案件14件、24人。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1月,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专门机关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着重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召开公判大会控诉反革命罪行。至1953年底,全区共逮捕各类反革命罪犯7409名,其中判处死刑3578名,分别在所属县召开公判大会,发动群众诉苦、控告、对证后就地处决,从而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初,全区有会道门组织37种,其中影响较大并有破坏活动的19种,道众41000多人,坛主以上道首1972人。1949年6月,皖北军区、行署联合发出布告,宣布取缔会道门。1953年,经上报批准列为反动组织并公开宣布取缔的有一贯道、同善社、神师道、红学、白学、黄学、先天道、天仙道、九宫道9种。同年,在安徽省公安厅统一部署指导下,全区抽调干部821人(其中公安干部170人),全面开展取缔会道门工作,历时6个多月,逮捕道首102人、管制228人,集训登记道首1661人,缴获会道具、武器3807件。1955年,发现进行复辟活动的反动会道门有一贯道、圣贤道、红学、黄学、同善社和先天道,尤以先天道为甚,各级道首466人、道众2466人。同年6月,在49个乡(镇)再次开展取缔工作,逮捕道首42人,管制道首96人,登记道首269人,退道道众2262人。1958年,又对全区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进行调查摸底,先后组织332名干部深入35个公社,破获反动会道门案件39起,逮捕惩办骨干分子621人、管制197人,登记悔过、退道126人,从而有效地制止了反动会道门的活动。80年代初,有少数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公安部门及时予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