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密档案中的吴佩孚和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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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十世纪末,俄罗斯人撕掉了一批前苏联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文件被翻译成中文后,许多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终于公诸于世。 拒不与苏联人合作的吴佩孚 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吴佩孚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就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注意。 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是吴佩孚。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

二十世纪末,俄罗斯人撕掉了一批前苏联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文件被翻译成中文后,许多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终于公诸于世。


拒不与苏联人合作的吴佩孚


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吴佩孚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就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注意。


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是吴佩孚。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信中称:“……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然而,民族气节极重的吴佩孚拒绝了苏联人的游说。


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其时,用苏联的枪炮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并自我放逐,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一个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朝时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俄国人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与苏联人的愿望相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做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


段祺瑞与“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这天使段祺瑞成了民族的罪人:四十七位爱国青年被打死,伤者数百人———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为什么会发生?仅仅因为段祺瑞的“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只能从冯玉祥的国民军说起。长期以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总是代表进步力量的武装,但若读到苏联人解密的史料,必会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畏惧和警惕。所以,他们制订的对华政策,大多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于是,民国十四年春,那位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鲍罗廷,说服了驻扎在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十余架飞机!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加无序。诱发“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


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公使们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摘自《文武北洋》李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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