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明朝"赋税低"完全是虚幻的假象

对所谓"明朝赋税过低"观点的驳斥


对所谓"赋税过低"发表点意见:


作者:superyi



明朝百姓负担除税收外,还有徭役.农民负担的徭役是地方分派,这其中可由腐败官员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役就是供驱使的免费劳动力。役的存在证实了所谓税收低只是虚伪的假象。役为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开支,大抵是驿站、差役、军役等等。政府对他们只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老百姓的劳动力和技术都是免费供国家使用的。毫无疑问,这种额外的、人身的徭役有很多弊端,而且往往加诸于穷人和本分人身上。额外的征派不定期,又无法抵制,危害远远大于正常的赋税。根据黄仁宇的计算,役银约为1000万两。


因为有了役,来源于田赋正税的开支主要用于军事开支、皇亲国戚费用和官员俸给。这些都是作为个人消费分发给他们。即使是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诸如维修宫殿、修长城这些,开支也是用于为劳动力提供保障生活的基本食物。所以户部被认为不需要支配大笔金额。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粮食的运输是困难的,损耗很大。大部分的粮食并没有到中央就进行了分配。税收都干吗了?

明朝当权者,本来就缺乏通过生产性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能力的卓识远见。明代中后期的统治者,只顾消费,不管积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占有明一代的三分之一,


先看田赋收支情况:

据方家统计,嘉靖时每年田赋收入平均为二千二百余万石,隆庆时为二千四百余万石,万历时为二千八百多万石。其支出是:


第一,地方存留粮约一千万石,其中八百万石作宗室禄米,其余为地方行政开支,80%用来养活越来越多的朱家子孙;

第二,每年起运粮中四百万石折金花银一百万两,少部分作军官傣禄,大部归宫廷消费;每年皇宫消费是大头;

第三,每年槽粮四百万石,供京军、蓟州驻军和中央各衙门官僚消费,养官为大头;

第四,白粮十七万石,供内宫消费;

第五,南京岁费粮一百万石左右,

第六,“九边”岁费军粮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上述六项支出约二千三百万石至二千八百万石。换言之,嘉万之际田斌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宫廷消费。


从《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第七一至七二页表中可以看出,嘉靖二十八年财政收入中银三百九十五万二千七百余两,支出四百零七万八千二百余两,赤字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两。支出中只有防秋银是用于防治秋季洪水泛滥,竹囤修船银用于潜运,共计九十余万两,其他三百万两的花费均与生产无关。嘉万时期财政分配数字还表明,在公共消费中,军事消费、宫廷消费和宗室消费比例过大。宫廷消费每年八十余万两,相当于三百余万石本色粮,宗室禄米八百万石,军粮在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之间,三者合计一千四百万石至一千九百万石之间,占全年田赋收入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在整个明代,权力阶层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日益不可抑制,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权贵们贪污聚敛金银的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比如太监王振家的赃物是:金银六十余库,玉百盘,其它珍玩无算;刘瑾家的赃物有金银数百万两,其他宝货不可胜记;权臣严嵩家藏黄金1万3千多两,纯金器皿重1万1千多两、家藏白银201万3千多两;张居正家藏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其政治靠山太监冯保家赃物有金银100余万两,珠宝瑰异以万计。又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例如严嵩当权时,某举人以2200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某刑部主事行贿1万3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的程度。这些贿赂高出当时的财政收入,官员们的钱肯定不是来之薪水,那么是怎么来得?


明代后期以后,这种贪婪变本加厉,所以万历时,采木、织造、宫室等每项弊政都要都耗费白银数百万两,为修造宫室而进口的珍贵木料原定价格是每棵1千两白银,但由于层层贪污,运到北京时的花费已在每棵1万两以上!贪婪成性的万历皇帝利用一切机会搜刮,仅他生一女儿,即"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儿子福王大婚的费用是30万两银子,为他修建洛阳宫室的费用是28万两银子,都超过国家法定数额的十余倍;由于万历皇帝聚敛的珍宝"山积"、而金银数额以"亿万计",经手官员可以放胆从中贪污自肥,所以一个这样的肥缺需要行贿数万两白银才能谋到;万历时其他藩王"冠婚",内廷宦官们同样借机贪污,因此所需银子都在数十万两以上,所需珠宝的银价也有此数。在天启时情况依然如此,比如仅各地给权臣魏忠贤修建"生祠"所费白银即在几百万两以上。

即使所谓低税的商户也并未有什么可乐的,明朝商人地位低下, 明中叶后统治集团为了购买消费品,政府强迫城镇铺户编入“市籍”,承担“当行买办”摇役,将其经售的商品卖给官府。官府依仗权势,从商品价格、货物交纳、货币支付等各个环节,刁难勒索铺户,使铺户破产(《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如应天府铺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转徙”。北京“有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无不荡产罄黄”。。统治集团消费与商品经济联系加强,同时也加深了商人的苦难。



统治集团消费的恶性膨胀,必然会导致劳动者消费状况的恶化.

一方面,它把财政收入用光吃光,毫无生产性积累,从而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限制了生财之道。另方面,统治集团消费恶性膨胀,财政支出口子越开越大。这是造成昵中期以后财政危机逐步加深的基本原由。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统治者生财无道,加派有策。但这是饮鸠止渴,其结果只能造成消费膨胀—财政危机—赋税如派—社会矛盾尖锐恶性循环的社会问题。在这恶性循环中农民受害最烈。明末农民战争能以“不当差、不纳粮”’、“均田免粮”口号,动员起千百万农民群众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明代统治集团腐朽性消费恶性膨胀的产物,也是对明代财政分配制度的否定。



嘉靖后期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四友斋丛说》卷13“史九”〕。 "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这是当时人的说法,没理由不信.



根据全汉升、李文华:《明中叶后太包岁入银两的研究》载明代财政收支的主要机构大包银库的记录来看,也晚期太包银库岁入白银是呈上升的趋向,如1570年是230万两,1577年增至440万两,以后的40年保持稳定,每年平均约在300万一400万之间,1618年是600万两,1630年增至900万两,1631年增至1220万两,1639年增至2000万两,1642年增至2300万两。这种持续不断的增长,也应归功于明后期“一条鞭法”的逐步推广,以及名目繁多的加征,加派;70年间税收增加近10倍,要知道这时期明朝人口趋势是减少,也就是是说纳税人口减少而税收增加10倍,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灭亡和税收的关系了.



而且,明朝武宗时期刘瑾的家产,大概是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也提到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十倍于明代岁收入的财富能够被刘瑾大贪官据为己有,当朝皇帝要搜刮到同样数量的财富,难道会很难吗?这些出自哪里?难道不是出自与百姓身上????


于是我们大抵明白,明代的“岁收入”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全部收入”,甚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百姓所承担的压力,绝不仅仅是法定的税赋而已,否则黄宗羲就不会整出个"黄宗羲定律’了:“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所谓"赋税低"完全是虚幻的假象.



本文内容于 2008-4-5 23:16:00 被飞龙人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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