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



作者:王春霞 女,,汉族,1975年生,200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社会史。现为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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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就存在著一个民族国家再造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现代民族国家都有对国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迹之纪念,但它们往往是晚近产品1。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提出“排满”,要求建立汉民族的共和国,对于“国史”的重新缔造也成为革命派的时代任务。因此,他们书写的历史均以汉族族体为中心:除了寻求汉族的起源、歌颂汉族的始祖之外,还宣扬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辉煌斗争史、涌现的英雄豪杰、以及汉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等等。本文著重以史料来重现当时的“国史”,以期对辛亥革命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 汉族始祖──黄帝

黄帝原是一位部落首领,属于姬周族。随著后来以周族为核心的各部族逐渐融为一体,黄帝也就成了新的共同体──“华夏”的初祖。司马迁作《史记》,在《五帝本纪》里不仅把黄帝列在了所有帝王之首,而且把其他几位古帝都说成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甚至以后的“三王”──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始祖,也都是黄帝的直系后裔2。但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一直提的是三代、尧、舜,孔子是其中的中心人物。黄帝因汉初黄老并称,后来逐渐演变成方术的守护神,开始与民族的始祖身份分离。


到了20世纪初,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开始普遍起来。清末率先尊黄帝为汉族始祖的是部分改良派人士。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3欧矩甲也说:“合中国汉族之始祖,黄帝也;合中国汉种各族姓所自出,黄帝之子孙也”4。当时他们如此提法,似无多少政治用意,只是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国内各种族类。而革命派在晚清掀起的尊崇黄帝的高潮,则是宣导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革命派黄节说:“衡阳王氏,当有明鼎革,抱种族之痛,发愤著书,乃取轩辕肇纪,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统吾国。”5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为重视黄帝的大学者,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6他视黄帝时代为华夏畛域之界定者,对其他族系只“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存四国”7。王氏的黄帝界定中国“种类”畛域之说,在晚清已成汉民族主义者之共识。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横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用公共回忆的方式来重新想像汉族团体,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说成是“亡国”,把日本称呼中国的“支那”当本国名称。章在会上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模仿他们8。在“亡国纪念会”后,留日学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后春笋,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新广东》一文中即明确说明:“今所谓朝廷者,乃鞑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应以土地还之中国人,……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9此时,各地的汉民族主义者都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1903年4月出版的《江苏》杂志第二期用的还是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出的第三期便改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宣告成立,会员徽章的正面镌黄帝像,背面小字为“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10。军国民教育会以黄帝为徽章的图案,显然寓有反清的意图。正如当时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组织者秦毓所说:“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11。


1903年5月,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满洲人与我不通婚姻,我犹是清清白白黄帝之子孙也。”126月,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称:“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137月,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说:“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14接著又在《攘书》里说:“炎黄之裔,厥惟汉族”15。陈天华也在次年的《猛回头》里把黄帝唤作“始祖公公”16,望他“给汉种速降下英雄”,以匡国难17。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也称:“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18。之后,革命派类似的称呼比比皆是,如称“我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19、“世界民族第一之黄帝胄裔”20、“吾聪明灵秀之黄帝民族”21、“神圣祖宗黄帝”22、“我四百兆黄族”23,等等。许之衡指出:“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始祖,揭民族主义而宣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24刘师培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25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李仲特与井勿幕、郭希仁等人还组织同盟会员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重阳节那天,会员们假扮成延长油矿考察员、商人、猎户等,纷纷赶往黄陵。最后到达黄陵参祭的共有三十人。祭陵仪式庄重俭朴,参祭者在黄帝陵前宣誓:“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26





“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

黄帝作为汉族的始祖,自然也应是“民族国家”的起源。 1903年7月,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倡行黄帝纪年以取代光绪纪年和耶稣纪元。他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27宋教仁也主张以“(黄帝)即位之年为纪元,为汉族开国之一大纪念也。”28之前,黄兴也曾使用黄帝纪元。黄帝发明后,当时计算的方式并不统一:于1904年创刊的《黄帝魂》将该年定为黄帝纪元4614年,而《国民报汇编》则把同年推算为4395年,《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洞庭波》、《汉帜》则用同一系统,分别把创刊年1905、1906、1907年改为黄帝纪元4603、4604、4605年。1905年,宋教仁根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沪军都督府等地方革命政权也大多以此纪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并通令全国执行。中华民国元年定为黄帝46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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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黄帝的来源国人并无多少认识,西方学者主张外来说的居多29,其中最占势力的是法国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的美索布达米亚西来说。拉库伯里在1894年写的《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一书中认为: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率领巴克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乃是汉民族的前身30。此说被中国学者所采纳,也都相信黄帝与中国民族起自昆仑山。如宋教仁在《黄帝肖像题词》一文中即写道:“呜乎!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31刘师培在《攘书》开篇也写道:“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实为巴克民族所发迹……”32林獬发表在《中国白话报》上的《国民意见书》上也说:“原来我们中国汉种从前是住在西方帕米尔地方,昆仑山下。”331904年陶成章发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其中详细考证了汉族祖先的迁徙史,并专门辟了六节叙述黄帝的地位和战功。


其实,把黄帝作为汉族的祖先,只是一面之辞。因为古代人们也把他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不仅历代汉族统治者尊黄帝为祖先神,而且魏、辽、夏、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承认自己为炎黄后裔。因此,改良派对革命派的这种说法给予驳斥和批判。康有为说:“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排满论“不过宋、明来据夷之旧论而已。”34严复认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排满民族主义乃“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35。




二 汉族英雄谱

很明显,革命派突出“黄帝”,认同“汉族”的目的是为了“排满”。革命派主张,“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有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36;“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族,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37。


为了激起革命者的民族自豪感,鼓舞革命士气,革命派又开始挖掘历史上汉族的辉煌斗争史。“历史者,非徒为古人作纪念之碑,将为今人发爱群之想。”38因此宋教仁著《汉族侵略史》,盛赞汉族曰:“集合四百五十余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哩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 39他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建立起国家,主要是能坚持“排外主义”与“进取之政策”。所以,他“专叙述汉族历代以兵力征服外族,或灭其国、或略其地、或降其人之各事实”40,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对于国内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进入中原,宋教仁认为是汉族的“亡国”。他说:“满洲人则更以其打牲游牧野蛮凶悍之武力,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横噬之惯技,以与吾族难,一遇而国弱,再遇而国亡,……今之忧时之士,亟亟焉唱为民族主义,与夫复仇主义之说,以冀恢我势力,完我国家。”41


1904年,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开篇即提出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则我祖先创拓之丰功,不敢不颂言也”42。他还说:“英雄者,历史之产出物也;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43。他盛赞汉民族的英雄,既有政治上的帝王豪杰、科技文化上巨匠鸿儒、也有热心爱国的大义之士……皆“世界莫能及。”44


章太炎也特别注意以民族历史激励民族自豪感,增进民族主义的力度。他撰《中国通史》,胪举历代保种卫国之帝王将相,一一为之考记,又撰文字、学术、礼俗、章制诸典,顾、黄、王、颜、郑、张以及全党、逸民诸别录,莫不寓有民族之大义45。1908年,胡适也写道:“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著的。”46




“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

由于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他们高举种族革命的旗帜,要求他们所大力宣扬的“民族英雄”,多为历史上汉族与他民族斗争中持抗拒态度的典型。首先跻身此一系谱,取得“民族英雄”之光荣地位者,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903年,《湖北学生界》率先刊载《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文,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抗御金人之伟大典范。1906年,《竞业旬报》编辑傅君剑也撰有《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岳飞传》的长篇传记。作者于文末说道:“吾宁夭折早亡,以见我楚(?)清胡虏,志复中原的民族伟人岳飞。”47马叙伦则于《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一文,并述岳飞、文天祥二人之事迹,并寄望乎“爱国士之嘟佣觥梗讻闱h族复兴张本48。《国粹学报》第15、16期于卷首接连刊出岳飞画像与遗墨数帧,题识曰:“公抱种族之痛最烈,夙怀忠愤。今去公七百余年,而公之排斥异族、忠君爱国之精神,犹可于此尺幅之上想见之云”。1904年,芜湖安徽公学教师更发起组织“岳王公”,假岳飞抗金之精神,为反满革命宣传49。


1903至1904年间,《新白话报》刊出题为《文天祥》的传记小说,呼吁国人效法他们的爱种之心,投入排满革命的行列50。1904年《觉民》杂志亦载有《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一文,誉之为“首竖义旗、攘斥胡虏,九死不屈、为种流血”之大豪杰。同年,有署名“遁园”者,于《扬子江》四期上刊载文天祥与谢枋得二人合传。


此外,明末反清史事更因与排满革命直接相关,尤为革命派所注目。如黄节的《黄史列传》成传的二十人中,明清之际抗节死义的忠烈之士或矢志光复的遗老孤臣有左懋第、张煌言、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张斐、邝露等七人。其他如夏完淳、朱舜水、李定国、张名振诸人,也有马叙伦、陈去病等为之立传,载于《国粹学报》诸号。在晚明的“民族英雄”中,传诵最多的是史可法和郑成功两人。1903年,《江苏》第六期载《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将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因为他们都是为民族而死51。同年《江苏》第四期卷首附史可法画像一帧,后录词一阕,对史可法“义析春秋、防严夷夏”的种族精神赞扬备至。1904年,《扬子江》第三期也刊出黎士宏所撰《史可法殉难记》一文,同样誉之为“为民族流血之伟人”。同年,《汉声》载有《陆沉痛》传奇,描写史可法死守扬州、兵败殉难的懿行义烈,反复说明“种族”之义,号召国人高标义帜,“振起天声,廓清故宇”52。


清末,对于郑成功的叙事论述,数量之多,分量之重,是其他“民族英雄”所不能比的。1903年,《浙江潮》连载《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长文。同年,柳亚子也在《江苏》发表《郑成功传》一文53。1904年的《中国白话报》也发表了白话文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除此之外,清末所写诗文中涉及郑成功的也有很多。如《国民日日报》即收录咏赞郑氏的长诗二首:剑公所撰《郑成功》和慈石所撰《读郑成功传》。1906至1907年间,有署名“浴日生”者于《民报》分期刊出《海国英雄传》历史剧,虽完成未及一半,但作者已于序言中肯定:“夫自庄烈殉国,鞑靼入关,其不愧黄帝子孙,泣血誓师,不共天日,与逆胡抗战,卒据台湾一片干净土,延明祀于二十余稔者,其吾国英雄郑成功之力也。”541910年,《民报》复载《南洋华侨史略》一文,特辟专章以叙郑成功据台抗清史事。


自然,汉族的历史并非全是光荣的战史和辉煌的成就,民族战争中的失败和耻辱也是革命派藉以唤醒汉族同胞的手段。1907年,《民报》第十八号起连载《桑澥遗征》,以宋明忠臣义士的事迹来鼓吹排满55 。共辑《钱谦益致瞿文忠公蜡丸书》、《陈鉴哭卧子陈公文》、《刘均杨娥传》(第十八号)、《陈卧子报夏文忠公书》(第十九号)、《陈卧子徐文靖公殉节书卷序》、《陈卧子袁烈妇传》、《陈卧子玄丝传》(第二十号)、《陈卧子皇明殉节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虞求徐公行状》(第二十一号)、《夏存右大哀赋》(第二十三号)。《民报》第十九号《本社特别广告》二说:“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海内外志士如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杂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钞录,寄交本社,以资采辑,汉族幸甚。”


这种藉读史以培养民族思想之理论,遂成为清末革命者所趋。鲁迅说,东京留学生中有一部分人,“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56一时间反清英雄们的传记、反清思想家的文集、太平天国的战史、清军入主中原的痛史、各种历史古籍和珍贵的照片画像,充斥于留学界。如《广州三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亡国惨史》、《大明亡国痛恨史》、以及明末清初反清思想家顾、黄、王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黄书》等都翻印出来,广为散发。国粹派的黄节有感于国家种族之濒临灭亡,发愤作《黄史》,全书网罗历代节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实际成传者二十人。陈去病则刊有《明遗民录》一书,搜罗典籍至数万卷,所传人物,分省论次,气势尤为博大。还有马叙伦的《啸天庐搜幽访奇录》、刘师培之《刊故拾遗》、庞树柏之《龙禅室摭说》等笔记杂志,也都记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遗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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