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民间宗教和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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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明教,民间宗教和明王朝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终于奄有华夏大地,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基地而最终统一北方及全国。当察罕帖木儿及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1359年攻破北方红巾军首都开封而逐步肃清北方农民军队时,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据历史经验,还没有谁从南方起事却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国号“明”,这一名称是个能引起人们议论兴趣的话题,吴晗说:“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这一国号,体现了这位农民皇帝的一些特质,因为此名称明显来源于民间,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或是其他。

本文对中国明教(摩尼教),民间宗教及朱元璋起事的一些政治宗教背景进行讨论,希望对此话题的探讨不无补益。

摩尼教或明教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明教),三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后向其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但后来其教逐渐式徽,终不可闻。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学家胡瑟(G. Huth)远赴新疆探险考察,发现大量摩尼教经典抄件残片。自此以后,摩尼教研究再次兴隆,许多东西方学者作巨大贡献。王国维、陈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 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们的开创性作品发表后,七八十年间很少有更进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与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行后,后世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已无太大空间了,除非另有惊世骇俗的考古发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于摩尼教源流的考证,似乎更走在前列,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本序云:“盖彼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国研究的局限与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佛道诸教摩尼教教义集中于摩尼用波斯文写就的摩尼教经典《撒布拉干》(汉译为《二宗经》),宣扬“二宗三际”思想。“二宗”即明与暗,善与恶:“三际”即过去、现在、将来(初际、中际和后际)。明王及其光明王国的诸神在初际后期与中际时期同魔王率领的黑暗王国群魔不断斗争,终在中际末期大获全胜,世界毁灭,明王(大明尊)将人类带回光明王国。

从教义来看,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世人的思想,这些对于日后与中国民间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创摩尼教之初,即发下宏誓大愿,要将其教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宗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片,编号T11D126(即M5799)记载下了摩尼欲传教于世界的豪言壮语:“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祆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祗此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庭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

有了中亚这种佛教化的基础,摩尼教进入中国便少了许多障碍。传统观点认为,摩尼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为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入朝。”(《佛祖统记》卷39)摩尼教在中土大发展是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将摩尼法师带入唐朝“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新唐书。回鹘传》)。出于对回鹘的羁縻政策,唐廷正式接受了摩尼教,在长安建立寺庙,赐额“大云光明寺”。其后足迹遍布长江以南,荆、扬、洪、越等州先后建立大云光明寺,摩尼教盛极一时。

摩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部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阴阳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小)。

摩尼教的极强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摩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阳国”)。摩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摩栽菩提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借此跻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几点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5),其伪造的经典名为《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庙。上文已提及,806年回鹘入唐,长安建立的摩尼寺庙为“大云光明寺”,恐怕这种名称上的雷同不仅仅是巧合。究其原因,摩尼教在中土传播时,正是中土弥勒净土大行其道之时。以摩尼教官方传入的唐朝为例,许多高僧(如玄奘、窥基师徒),文人(如白居易)都是弥勒信徒,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了。

进入中土,摩尼教也和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三际”观点也体现出了道教三清的概念中(查一查三清名讳)。当然摩尼教与道教关系最重要的物证还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讲述老子化摩尼的情况:“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据信其成书于唐开元天宝以后,目的无非提高道教身价。是继晋代王浮杜撰《老子化胡经》后道教徒们的又一次表演。《老子西升化胡经》被摩尼教徒默认,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与道教合流。

许多学者认为840回鹘被戛黠斯击破,被迫西迁,唐廷以回鹘不再有利用价值,故摩尼教(回鹘国教)卒被禁止流行。但事实是,845年“会昌法难”禁止包括摩尼教、佛教、景教一切外来宗教,唐武宗下诏毁天下寺4600区,并且“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但其主要目标还是在中国流传之久并根深蒂固的佛教,武宗颁《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意图纯洁中国宗教,并收回寺庙产业。

“会昌法难”再加上此后中国与中亚交通日趋不便,在中土的外来各宗教不再能获得外部的支持和影响。所有的西来宗教于此时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能完全被汉人接受符合汉人思维习惯的宗教,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景教就此告别中土,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土再次引进,说明景教无法“华化”。但像佛教和摩尼教却顽强生存下来。佛教接下来仍占据中土宗教的最主要地位,这与其终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这一事实密不可分。摩尼教虽然不如佛教地位显赫,但毕竟没有被连根拔去。伯希和、沙畹有一种观点,即会昌年间灭绝的只是外来的摩尼教,而散于民间的华化摩尼教却存活了下来。从唐代以后,摩尼教便经常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有唐一代,很少有人称摩尼教为“明教”,人们宁愿采用音译名称如摩尼,末摩尼(Mar Mani意即摩尼师),末尼,牟尼等等。直到宋朝开始,“明教”,这一称呼才真正被广泛应用。“摩尼教”与“明教”虽然只存在音译和意译的区别,但从历史背景来看,其差别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使用“摩尼教”这一名称,说明在民众的意识中,它只是外来宗教,而“明教”这一名称一旦被承认,足可见其已经被视作中国宗教的一派了。

“会昌法难”以后,摩尼教和佛教都加快了“华化”的进程而得以存活。摩尼教未能如佛教一样获得官方承认的正统地位,所以只在一部分地区(浙江、福建一带)小规模地传教发展。

从宋朝到元朝有许多次明教活动的记载见诸史籍,虽然这些记载往往只是蛛丝马迹,有时并不准确,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这些时期明教的一些情况。

《宋会要辑稿》刑法门二记载:“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能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上僭天王太子之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明教的经卷列举比较详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明教依附于佛教的传统。宋代明教不但继续了以前佛化摩尼传统,而且更积极广泛地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结合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君房《云笈七签》序记载:“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百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道士商较异同,铨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

记明明教经典已经进入道教,《佛祖统记》卷四八录《夷坚志》记载有人贿赂《道藏》主编,编入明教经典:“其经名《二宗之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

明教经典进入《道藏》是事实,但贿赂一事却不一定是信史,不能排除宋朝道教兴盛,明教主动归附,遭到佛教徒忌恨,终有贿赂一说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宋元之际明教以前所未有之势与道教合流,显示了其“华化”的决心与成果。甚至有一些摩尼寺庙已经完全道观化,使外人难以分辨。元代陈高的《不系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温州平阳潜光院的情况:“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林国流入中土,欧越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暝拜焉。”

潜光院以道观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明教庙宇。宋代黄震描绘的崇寿宫也是一样,这两处都是有明确记载的道教化明教庙宇。其余散于民间而不见于史籍的更加不可胜数。

虽然历史上对于中国明教活动的记载片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教在个中国传播的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正统记录往往是道听途说而不可尽信的。并且许多其他民间宗教的活动事迹也混人间,真伪不辨。

最著名的例子,是研究明教者最常引用的1270年《佛祖统记》志磐记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

虽然引文中明确表示是“末尼”聚众选择,而且其行为确实有类似明教的地方,但如果仅就此这是明教无疑,显然是证据不足。从其文最后一句:“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这一说法,十分类似当时民间流传颇文的三阶教的上乘上上乘一说。考虑到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弥勒大乘教暴动,其教义也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认为这些聚众造反的教团很有可能在信仰上一脉相承,明教只是他们利用的一面旗帜。虽然明教努力将自己向佛教靠拢,但佛教内部人士却对明教十分嫌恶,称其“魔教”,取“摩”与“魔”谐言,并对其多有诋毁。《佛祖统记》这些记载只是其中之一。“魔教”这一称呼虽然并未取代“明教”这一称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明就里的人会误认为出现了一个新教派,Jacquest Gernet在其《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十二世纪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流行的“魔教”,对其教义,仪式都略有描写。其实他描写的正是明教。这已足够证明明教被指成“魔教”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数佛”画象都是西亚或中亚人种,非常不容于一些中国正统人士,便认为他们崇拜魔王。官方人士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诸宗教教派并不详加甄别,难免张冠李戴,他们对于行动诡异,不食荤酒的各个教派,都污蔑为“吃菜事魔”,其中也包括明教。

虽然明教在宋元之际始终无法发扬光大,只能在少数地区发展流传,但并不意味着明教完全不为官方容许。相反,在这些时期中的大部时间内,明教仍然拥有合法地位。尤其在元朝,蒙古朝廷对于中国本士及外来的各个宗教都采取容忍和保护的立场。这个时期的明教,已经相当“华化”。蒙古统治者一视同仁加以管理。这一点中国史书很少提及,但西方却有史料加以佐证。1951年学者L.Olschki发表“Manichaeism,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in Marco Polo‘s China”一文,引用了一段1928年拉丁文抄本《马可波罗游记》(ⅡMilione)以住不曾公开的一段记载:马可波罗在福州访问过一伙与世无争的教徒,他们不信奉***,不事火,不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人们不知他们所属何教,马可波罗对他们进行访问,并参观他们的壁画、经卷后,判定为***并建议他们北上向忽必烈争取合法地们。终在他们的一番努力下,大汗允许他们归于***管辖。Olschki认为他们就是摩尼教徒。凑巧的是,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吴文良和庄为玑在泉州发现了一块元代墓碑,其中的汉文部分如下:“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此碑由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N.C. Lieu)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读,认为马里哈者牙为叙利亚语Mari Hasia音译,意为最尊敬的,马里失里门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温是景教(秦教)。全文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主教马里失里门。“此碑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正好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样心怀不满秘密结社。经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来论证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动,但纵观其整段刑法条文,不难发现,《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结社民间,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一些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并且组织能力较强,严重危及元廷统治,事实上正是这些团体组织,最终挑起元末农民战争。至于”白衣善友“一名,王见川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解释颇为切中要害,他认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对于缁衣,并非指白色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见,”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最终起事的弥勒教派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且明教入中土以来,虽然出现的面目经常变化,不断依附佛道各教,但其最基本教义和修行方式却始终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咏膜拜。”明教这一保持本色的能力,自始至终,所以它不可能在整体上与民间弥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一直是内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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