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 当全世界人民重新审视历史, 对德、日法西斯的侵略罪行进行再认识之时, 日本再一次不承认战争罪责、篡改历史, 抛出新一轮的“教科书”问题, 引发了东亚乃至全世界的一致声讨。这就是从1996 年开始至今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教科书问题, 可溯源到战后盟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由于这次整肃并不彻底, 从二战结束时起, 日本就存在一股否认侵略历史, 推行“皇国史观”的极右势力。半个世纪以来, 这股势力发动了三次“教科书攻击”行动。

一、三次“教科书攻击”

日本战后第一次围绕教科书问题的政治波澜, 发生在《旧金山和约》签定后的冷战时期, 即1955 年到1965年之间。1955 年2 月, 本来在中学《学习指导要领》所保留的“侵略”一词也改为“进出”。这时期的文部省的教科书核定制度, 就是推行和贯彻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文部省的官员认为,“满清事变的发生, 是因为有排日运动,所以日本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 不能单独以日本侵略来说明中日之间的冲突”。1955 年8 月, 日本自民党首次提出“教科书问题令人担忧”。1956 年, 日本政府颁布《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 废除《教育委员会法》, 把教育委员会选任制改为任命制, 为“教科书问题”埋下了伏笔。当时执政的自民党对战后教育改革不满, 蓄意恢复战前的教育制度。在日本右翼势力和一些残留的军国主义分子的鼓噪下, 日本于1958 年对教科书进行了重大修改。这次修改不仅不再写明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 以及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反而称赞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主管教育的文部省利用审定教科书的权利, 把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掉, 强行加进提高天皇地位、复活神话教育的内容。这一次是日本对教科书修改的一次试探。

对历史教科书冲击的第一次浪潮, 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 年代初, 几乎有80% 的正确认识战争罪责的教科书先后被审定为不合格, 迫使许多正直的学者中途折笔, 放弃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长期支持编写正确认识战争责任的教科书的日本教职工工会(日教组)、出版工会等都受到很大政治压力甚至迫害。“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1970 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定家永三郎胜诉后, 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有所缓和, 教科书中对侵略事实的叙述有所增加。从1974 年起, 部分中学和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开始出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 以后记述日本侵略罪行的教科书也越来越多, 形势曾一度好转。

第二次“教科书攻击”发生在20 世纪80 年代。1982年是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高潮, 在这一年6 月,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日本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1983 年度使用的教科书过程中, 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提出的修改原则是: 在记述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时, 要冲淡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记述。在审定中, 还对一些具体史实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如对日本侵略问题的叙述, 认为“侵略”一词过于强烈, 要改成“进入”或“进攻”等。特别是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文部省将之改写成“在占领南京之际, 日本杀害了中国国民, 受到了国际的谴责”; 把1931 年“九·一八”事变, 改写成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 把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 改为“全面进攻”; 把在中国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 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等等。在审定过程中, 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这种公然篡改历史事实的活动, 激起了身受日本侵略祸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严正抗议, 也遭到了日本各界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在中国、朝鲜、韩国及日本正义力量的强烈谴责和要求下, 日本政府不得不表示要承担起责任, 倾听亚洲各国的批评。这样, 在1984 年版和1985 年版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才又恢复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但是, 日本政府进一步, 退两步。1986 年, 日本再次发生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这年的5月, 由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合格”。该书多处记述严重歪曲史实: 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描写成为日本是被迫应战; 对于南京大屠杀, 则声称这是日本国民战后才知道的“南京事件”, 需进一步查明真相; 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表述为“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由于中、朝、韩和东亚各国的抗议和严正交涉, 日本文部省对该书进行了117 处修改, 最后审定合格。

而第三次“教科书攻击”从1996 年至今, 是历次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1997 年, 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代表的一些右翼学者, 以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带有“民族自虐”性质为借口, 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并着手炮制以他们的反动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2000 年4 月, 这本教科书书稿被提交文部省审定。但在媒体将教科书的内容曝光后, 迫于舆论的压力, 文部省要求“编撰会”将“历史”、“公民”教科书书稿中137 处和99 处明显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地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教科书仍然存在掩盖史实的地方。“南京大屠杀”仍表述为“在南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认定, 日军在1937 年日中战争中, 在占领南京时, 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但是, 关于这个事件, 资料上有很多疑点, 事实究竟如何, 对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 有关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2001 年4 月3 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 被文部省宣布为“合格”, 通过了审定。虽然这部2002 年版历史教科书, 在审定过程中因被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而作了137 处修改, 但其宣扬“皇国史观”的基调未变。用此书编撰者之一西尾干二的话说, 修改不过是删繁就简, 并未伤筋动骨。当年8 月,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 扶桑社(出版社名)《新历史教科书》将为东京的两所学校采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一个智障儿子在其中一所学校就读, 对自己儿子即将接受的“历史教育”, 大江当时愤怒地表示:“他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 哪里是为有障碍的儿童着想? 这是欺凌弱者的一种非常毒辣的机会主义行径。”[ 1 ]

然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2004 年8 月,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 将于2005 年4 月开校的东京都立白鸥高等附属中学历史课程选用日本扶桑社2002 年版《新历史教科书》。日本2006 年版初中新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在2005 年4 月公布, 从已经披露的内容来看, 更延续了其

“皇国史观”, 而愈发变本加厉, 在内容和措辞上, 与2002年版相比, 出现了更加令人不安的内容。如对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改写为“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 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 不断发生妨碍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对卢沟桥事变的表述是这样的: “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 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 中国方面继续开枪, 进入了战争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 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 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 解决变得困难起来。”

2005 年3 月22 日, 针对日本的“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的无耻言论, 侵华日军731 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周福菊, 以及日本前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731 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了抗议游行。

所谓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仍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对于这样歪曲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文部省如何制定审定意见, 正式上市的版本将是一个如何的面目, 人们正拭目以待。

二、教科书问题缘由

日本这种赤裸裸地、公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教科书, 拒不承认战争罪责的行径, 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力反对, 日本这个民族的形象在国际上也大打折扣。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日本民族心理潜在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崇拜的潜在驱动, 即对天皇的愚忠和盲从。日本民族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崇拜思想自古代产生, 到近代被统治阶级强化而根深蒂固。日本人认为, 日本乃日所出之国, 是神国。“自古代伊始, 日本人就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天照大神, 进而崇拜其子孙和化身——天皇。在日本人眼中, 天皇是神, 是至高无上的; 天皇比佛还善, 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 即指天皇是十全十美的。”[ 2 ]这种思想是一种类似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 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力。日本人将那场以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视为圣战, 众多人的参战动机是“为国捐躯, 为天皇效力”。武士道精神“忠”的思想, 由封建时代对君主的效忠转化为对天皇的愚忠,“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大君”[ 3 ]的愚忠心理就是明证。这种对天皇的崇拜思想, 并没有因为二战的失败而发生动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特别是对占人口相当数量的神道教徒来说, 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 按天皇的意愿所为没有错误、悔罪可言。因而, 日本人视“谢罪”、“认罪”为可耻, 认为“认罪”就会触动大和民族的“皇脉”, 动摇了他们的“国体”。因而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影响下所发生的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2. 取得对世界的支配权, 是日本否定侵略战争、歪曲历史的现实原因和政治目的。冷战开始后, 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遏制”战略目标, 对日本由打击削弱转变为扶植的政策。美国不仅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而且还给日本许多援助和贷款。在美国的扶植下, 50 年代中期, 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已达到战前水平。到60 年代后期, 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经济大国。随着济实力的增强, 一些日本人认为, 作为发达国家, 应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领导作用”。从80 年代开始, 日本明确表明了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愿望。1983年1 月,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不久, 在一次讲话中就提出:“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 不仅做经济大国, 而且要增强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 [ 日]每日新闻, 1983 年7 月31 日) [ 4 ]日本正是靠雄厚的经济实力, 不断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推进, 其军事力量是亚太地区除美、俄之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一支武装力量, 军费开支位居世界第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和民族优秀论”重新滋长, 大国意识抬头, 一种狂妄自负、忘乎所以的心态悄然兴起。一些过去不敢公开翻案的人, 现在也开始大放厥词了。他们认为,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 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领导作用”,战后处理问题已经解决, 不必再通过国会决议谢罪, 否则只会给日本“埋下祸根”[ 5 ]。甚至认为“谢罪”是“自虐行为”, 有损日本自身形象。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人与正确的历史观就越来越远了。

3. 日本政要的战争史观继承了前代人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史观”。日本的天皇多数首相和大批阁僚, 奉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 时刻为侵略战争翻案[ 6 ] 日本天皇裕仁在“投降诏书”中说:“交战四载(1941 年12 月算起) 朕之陆海将士勇战, 朕之百僚有司奖励, 朕之一亿众庶奉公, 各尽最善。”[ 7 ] 至于侵华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只字未提。

直到1989 年去世, 裕仁一直没有对侵略战争有丝毫悔意, 更没有向遭受了巨大灾难的亚洲国家的人民说上一句道歉的话。天皇如此, 阁僚更有人大放厥词, 试图翻案。近十年来, 已有10 多位阁僚公开否认侵略历史的罪行。

4. 国内一个特殊群体——遗族会的影响。遗族, 指的是二战中阵亡者的遗属。日本遗族会的成员是阵亡者的家属、后裔, 他们惟恐战死者受贬, 以致影响到自己的面子和利益, 不愿意把日本在二战时的行为说成是侵略。这群人在日本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殊团体。日本人信神道, 他们内心深处都认为, 如果将其父辈定为是因参加侵略战争而丧生, 他们的在天之灵将不得安宁, 自己作为战犯的遗属也得不到救助。这种精神结构使一些人不愿意正视父辈的历史污点, 而容易受到“皇国史观”的蛊惑, 甚至同流合污[ 8 ]。这使得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成为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歪曲历史、宣扬“皇国史观”的社会基础。

5. 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 使日本人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日本人不仅长期麻醉自己, 而且对下一代隐瞒、歪曲历史真相, 搞自欺欺人的“精神贩毒”。日本人在战后的教育中, 时刻将自己扮成一个战争的受害国, 是原子弹的惟一受害国。但是, 他们从不承认自己国家曾经在亚洲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淡化日本的侵略行为, 因而战后的一代容易产生自己是受害国而非加害国的感觉,“没有能够从战争‘加害’的角度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9 ]。这样错误的历史观必然导致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战争性质的模糊认识, 保守倾向比较明显。军国主义的毒素没有清除,“军国主义思想蛰伏于民众意识的底层”[ 10 ] , 从而出现否认侵略战争的倾向。

正是以上诸因素导致了战后日本“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史观”的再现和教科书问题的一再出现。美化侵略战争, 歪曲历史, 不反省, 不道歉, 日本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极大地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理所当然要引起中国及曾在二战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强烈愤怒和严正的抗议, 日本已陷于国际孤立的处境。从长远看, 右翼教科书将再生军国主义思想的后代, 最终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日本自身。而且今后, 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还可能会出现。因此, 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牢记60 年前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深刻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 揭露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复活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图谋, 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注 释]

①所谓“皇国史观”即军国主义历史观。其核心就是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 日本的国土等都是“神”给的; 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 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身亡者视为“为国捐躯的英灵”。

②所谓“教科书攻击”, 指的是对那些叙述了日本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的非难和攻击, 旨在迫使教科书出版社或编写者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③ 家永三郎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 从1965 年开始到1997 年针对历史上右翼势力的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 进行了长达32 年之久的诉讼案, 是日本现代历史上少有的个人三次控诉政府违宪的事件。

[参 考 文 献]

[1 ] 王小飞. 日本右翼如此篡改历史[N ]. 南方周末, 2005- 03- 31.

[ 2 ]肖辉, 杨俭瑞, 闫瑜. 日本不承认的历史文化探源[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2000, (1) : 30- 33.

[3 ]大岛孝一. 战争中的青年[M ]. 东京: 岩波书店, 1985.

[4 ] 唐安杰.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之史观[J ].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2).

[ 5 ]李光耀答记者: 日本应坦率面对历史[J ]. 世纪, 1995,(12) : 74- 77.

[6 ]刘江永. 歪曲历史将误导未来[J ]. 日本学刊, 1996,(4) : 1- 17.

[ 7 ]孙立祥. 日德两国政要“二战史观”之比较研究[J ].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3) : 79- 84.

[ 8 ]陈景彦.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及其影响[J ]. 日本学论坛, 2000, (4) : 22- 26.

[ 9 ]杨绍先. 武士道与军国主义[J ]. 世界历史, 1999, (4) :56- 64.

[ 10 ]步平. 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J ]. 抗日战争研究[J ]. 2000, (4) : 154- 179.

(摘自:《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编辑: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