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教科书》看“皇国观念”在日本的影响[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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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摘要: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通过了由日本右翼学者编写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教科书自始至终贯穿着“皇国观念”,它不是个别事件的描述,而是对整个近现代日本历史的颠覆。《新历史教科书》在21世纪初出笼,反映出“皇国观念”不仅在近代,而且在当今日本社会也有比较大的影响。近代日本政府神化天皇,鼓吹日本国体优越、大和民族优秀,“皇国观念”成为近代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日本战败后,“皇国观念”没有受到彻底批判,至今日本国内仍有人利用“皇国观念”否认侵略战争。 关键词:皇国

摘要: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通过了由日本右翼学者编写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教科书自始至终贯穿着“皇国观念”,它不是个别事件的描述,而是对整个近现代日本历史的颠覆。《新历史教科书》在21世纪初出笼,反映出“皇国观念”不仅在近代,而且在当今日本社会也有比较大的影响。近代日本政府神化天皇,鼓吹日本国体优越、大和民族优秀,“皇国观念”成为近代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日本战败后,“皇国观念”没有受到彻底批判,至今日本国内仍有人利用“皇国观念”否认侵略战争。

关键词:皇国观念;侵略战争;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


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通过了由日本右翼学者编写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教科书自始至终贯穿着“皇国观念”,它不是对个别事件的描述,而是对整个近现代日本历史的颠覆,宣传的是侵略有理,侵略有功。《新历史教科书》在21世纪初出笼,反映出“皇国观念”不仅在近代,而且在当今日本社会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反映出日本主要领导对战争的认识。本文透过《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皇国观念”做一剖析,以期引起学界对“皇国观念”在当今日本侵华战争、在中日关系中影响的重视。


近代日本“皇国观念”的形成及特点


明治维新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发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借助封建君王的威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核心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的权力是神赐给的,神圣不可侵犯。宪法将一般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称为“臣民”,把国民应享受的权利,当作天皇的恩赐。宪法还规定在国会、政府与王室的关系中,主权归于王室,天皇具有绝对的最后裁决权。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使日本的“皇国观念”得以用法律形式确立并加以推行。近代日本的“皇国观念”有如下特点:


首先,神化日本天皇,向国民灌输“忠君”思想,将“忠君”解释为爱国。近代日本政府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从天而降的“现人神”。要求国民热爱天皇,忠于天皇,服从天皇,鼓吹“国恩宏大,在天孙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1]


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教育敕语》以封建的忠孝为根本理念,把学校、社会、家庭纳人军国主义的轨道。强调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天皇的忠臣,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国民应为保卫“皇运”献身。《教育敕语》公布的第二年,井上哲次郎拟制了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宣传天皇如父母、臣民如子孙的家族主义国家观,要求人民对天皇要尽忠尽孝,“忠、孝”一体。


1878年,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鼓吹效忠天皇是军人的天职,要求军人有“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山县认为对日本来说,第一是军备,第二是教育。这里的教育不是指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而是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1882年,天皇发布了《军人敕语》,进一步规定了武士道的道德规范。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叫嚣“军人之精神必须成为国民之精神”[2]企图将日本国民训练成像军人那样的绝对服从天皇的驯服工具。


其次,宣传“大和民族”优秀论,贬低亚洲邻国,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1885年3月,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了著名《脱亚论》,提出了著名的“脱亚人欧”思想。福泽谕吉认为:“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3]而邻国朝鲜、中国尚在未开化之列,它们在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其独立,不出数年其国将亡,其领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日本不能坐等朝鲜、中国诸国开化,“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虑,须以西洋人待彼等之方式加以处理”[4]这里“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就是要参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掠夺,做瓜分亚洲邻国的“食者”。


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实行“脱亚”的一次具体行动。福泽谕吉不仅认为这是“谋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进步者之战”,[5]而且在行动上给予支持,捐款1万日元支持这次战争,当时全日本捐款万元以上者只有5人。[6]福泽谕吉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其《脱亚论》却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再次,宣传对外侵略是维护“皇国”利益的正义行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一套“保卫”日本“皇国”利益的歪理:“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守卫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其主权线系指国之疆域,利益线系密切关系主权线之安危地区……,当今欲在列国中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守护主权线绝对不够,须要保护利益线”。[7]具休说到日本的利益线,那就是指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


日本通过“保护利益线”的甲午战争,从中国得到了巨额赔偿,增加了本国的黄金储备,实现了日本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度,日本货币从此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日本还取得了向中国资本输出的权力。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认为日俄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是为了日本的防卫,为了东亚的永久和平。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



“皇国观念”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由于日本统治阶级长期向国民尤其是士兵灌输“皇国观念”、军国主义思想,使得日本国民和士兵深受其毒。甲午战争后,日本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其国民中开始蔓延蔑视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情绪,连日本小学生都唱起了“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8]等轻蔑中国人的歌谣。日本大力宣扬“我们取得了这样巨大的胜利,扬我国威,靠的是谁的力量?靠的是赐我与睿圣、文武、至仁至爱的天皇陛下的光辉,以及他的忠实勇武的海陆军人的力量。[9]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舆论界就宣传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是以“10万生命、20亿国币”取得的“合法”权益,而这些“合法”权益受到中国“排日”运动的威胁,呼吁日本国民支持军队保卫“正当”利益的行动。不明真相的国民以各种形式表示对政府的支持。据1931年9月26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满洲事变突发后,南陆相、金谷参谋长的房间自不待言,连报社的桌上也堆满了从全国送来的血书、慰问袋。截止25日共收到慰问信2万余封,现金2千余元”。[10]在日本国内,一些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青年甚至走上极端道路。“九一八”事变后,“两名第八师团的士兵因未被选派到满洲而自杀。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满洲,从新世界通天阁生跳下自杀”。[11]有的女青年要求去战地服务,两名公共汽车售票员给部队写信要求“一定要让我们去作战地护士”。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有3名日本士兵手执掷弹筒冲向中国阵地,成为“人体炸弹”,这件事情被报界大加称颂,日本作曲家甚至将他们的“事迹”谱成歌曲。而文学家大野苇平的小议《小麦与士兵》,以徐州会战为背景,歌颂“武士道”精神,获得了日本文学界很有影响的芥川奖,这部作品被日本吹捧为世界最高的战争文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相继出现了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等官办团体,这些组织声称:“要赤诚报国,努力保证后方国民安定,军需品的供给,克服困难,为国运兴旺作贡献。[12]他们表示放弃以往只顾自己赢利、追求个人收益的做法,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重新从国家的角度把握商业原有的配给机能,确立国防国家需要的配给组织”。[l3]


日军攻占南京后,著名的钟纺株式会社社长津田信吾表示:“期望军队打到南昌、汉口、成都,直到蒋介石举手投降,我们将提供部队所需要的一切。......按照现在的样子前进,一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似乎是快了点,悠着点吧。”[14]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到日本,带来了股价暴涨,出现了不少“南京成金”(即攻占南京后的暴发户)。14日,日本东京40万人上街,举行庆祝攻占南京的提灯游行活动。


在一片战争叫嚣中,连自古以来在家“相夫教子”的日本妇女,也参与各种活动。1941年8月,“大日本妇人会”成立,他们将日本国内20岁以上的女子全部组织起来,并在朝鲜、台湾、桦太、南洋群岛等地建立相应的组织。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社会各界都主动或被动地表示过支持战争。而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举动,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进行的,日本政府、军部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者。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始终有反战人士和反战组织,他们在“非法”的条件下,与日本军阀、政府斗争,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严酷的形势,“反战”活动一直不占主导地位。


战后“皇国观念”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和表现


“皇国观念”是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与民主主义潮流背道而驰。在侵略战争中,受“皇国观念”毒害的日本军队,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突变,美国的对日政策由改革变为复兴,天皇制继续保留,甲级战犯重新担任政府要职,导致“皇国观念”没有受到彻底批判,至今仍然在社会中产生影响,成为影响中日、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因素。“皇国观念”的影响表现在:


首先,战后60年来,日本国内一直有人美化日本近代史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为侵略战争翻案。日本右翼学者认为日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对日本民族自立必要的战争,而且对亚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亚洲诸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15]是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唤起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人鼓吹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人排日运动所致,由卢沟桥事变而引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完全是偶然的。还有人认为,日木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同文同种”的日本,为了把亚洲人民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林房雄写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鼓吹日本太平洋战争是“解放”战争。1993年日本自民党内成立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全面篡改历史。


其次,日本右翼学者多次修改记载日本侵略历史的中小学教科书,企图用错误的历史观影响、教育年青一代。早在1955年自民党前身民主党中的部分右派就发表了《可忧虑的教科书》,主张把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所载的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1969年,文部省删去了有关反省战争责任的内容。1982年,日本再次删改教科书,把“侵略华北”、“全面侵略中国”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部分政治家、学者、新闻记者组成“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1996年1月起,在日本《产经新闻》上连续发表《教科书中没有讲的历史》,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充满了“共产国际史观”、“东京裁判史观”、“自虐史观”,要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等内容。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通过由日本右翼学者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贯穿于这部教科书的就是“皇国观念”。该书赞扬《教育敕语》在培养日本人人格中的作用,认为甲午战争是为了保证日本的安全,日俄战争则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引起,卢沟桥事变是因为日本军队遭到不法射击所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教科书大谈日本在战争中死亡了很多普通市民,特别强调原子弹对日本和平居民的伤害等等,对日军在南京等地制造的屠杀事件则只字不提。这本教科书虽然在2006年新学期高中的使用率只有0.4%,但是,其恶劣影响决不可低估。


再次,推卸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强调日本是受害者,缺乏主劝反省侵略战争的意识和勇气。由于日本国内存在“皇国观念”,因此在历史教育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深思的倾向,日本“对过去的战争充满被害者意识,很少考虑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日本是加害者”,[16]在日本出版的历史书中,多谈日本是世界上惟一受到原子弹破坏的国家,却不谈日本为什么会受到原子弹的攻击,更不谈日本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强调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受害国,日本最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


最后,日本内阁成员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自1985年以来,日本每年都有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内阁成员。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政治评论家细川隆一郎发表文章,称赞桥本参拜靖国神社是“高尚”的行动,主张把日本战败纪念口,改为“卧薪尝胆”纪念日。zoo1年8月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之所以多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甲级战犯顶礼膜拜,就是因为他的行动可以迎合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理,捞取政治资本。这说明了21世纪在日本的“皇国观念”仍然阴魂不散。


总之,“皇国观念”不仅在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中起了指导作用,至今仍然影响着日本国家的政治走向,也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对“皇国观念”的危害不可小视。


参考文献:

[1]明治文化全集[M).1868. 488一489.

[2][8]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48; 24.

[3][4]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M].东京:岩波书店,1960,239;240.

[5]沈才彬.论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思想[M]. //日本史论文集.沈阳:迁宁人民出版社,1985. 170.

[6]时事新报,1894-7-29.

[7]大日本帝国会志,第1卷(M].469.

[9]团团珍闻,第975号,1894-8-18.

[10]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1满洲事变【M].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4.333

[1l]东京日日新闻,1931-9-26.

[12][13]资料日本史·13[M].大月书店,1985.304,

[14]大阪朝日断闻,1938-1-4.

[15]战后日本防卫问题资料集,第1卷[M]. 东京:三一书房,1997.105.

[16]战争责任·战后责任[M].东京:朝日新闻社, 1994.9.




(原载2006年第2期《新视野》 编辑:吴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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