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抹杀的历史:日军性奴隶制度 [转帖]

内容提要 日军“慰安妇”问题是由日军从制度上策划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犯罪。由韩国诸多女性团体自发组织的“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运动,已经势不可挡。1990年成立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为了减少正在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慰安妇”受害者的痛苦,积极地开展了为这些人服务的福利事业。目的是通过与世界人民的沟通与团结,结合目前女性人权的现实问题,继续对外宣传日军“慰安妇”问题,对下一代进行和平教育和人权教育。

关键词 慰安妇 日军 人权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


“1938年我14岁,正在与妈妈一起摘棉花时,四个日本宪兵乘坐小型军用吉普车,佩带长刀和红袖章,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宪兵用我根本听不懂的日语把我叫过去站着,当时我惊吓得只顾大喊‘妈妈呀!’妈妈死死地搂住一个宪兵的大腿,哭喊着打死也不让把自己的女儿带走,这时一个宪兵飞起一脚把妈妈使劲踢倒。这是我与妈妈的最后告别。”这是曾在台湾经历过六年日军性奴隶生活的一位老妇人对当时被强迫拉走的情形所做的证言。SonPanmi【1】对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如下证言:“我们一般每日必须要接待20~30名军人。尤其是星期六和星期日需接待的军人特别多,感到像被关进屠宰场一样。”BaeJoKgan【2】证言说,每日一般得接待30~40名军人,每天房间角落里用过的避孕套堆积如山,恶臭刺鼻。大部分经历过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言说,即使在月经期、妊娠期、有病期或阴道出血肿得厉害时,也毫不例外地不分昼夜受到无数军人的强奸。


这些妇女所受到的悲惨遭遇,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世人所知。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故事引发了一些妇女人权运动的活动。也就是说,几乎过了半个世纪这些妇女们才打破痛苦的沉默,开始控诉在日军性奴隶制度下自己所经受的各种摧残,并提出要求道歉和赔偿。听到这些控诉,人们感到非常惊骇,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令人更感到惊讶的是,日本犯下如此令人发指且残酷的滔天大罪之后,怎能如此长期掩盖事实,而且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以及他们的国家长期以来为何能保持如此沉默?


一 日军“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制度


日军“慰安妇”问题,绝非个人偶发事件,而是由日军制度造成的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犯罪。因此,我们将这一问题称为日军“慰安妇”制度或日军性奴隶制度。尽管日本的保守右翼政客或媒体等极力歪曲说日军“慰安妇”不是强迫的,但目前已经发现了许多能证明日军有组织地介入到日军“慰安妇”征召活动的文件。


标题为《关于募集军慰安妇的文件》【3】的文件,披露出在征召日军“慰安妇”过程中有军部和地方警察参与并指导过民营业主的事实,还从中发现了第21军松村军医部长的有关为预防性病而为每100名军人配备1名慰安妇的报告书。【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陆军省为了预防性病一直强调充分完善慰安所设施。例如在1942年9月陆军省课长汇报中,记录了人事局课长想要在北部地区设置100个、中部地区设置140个、南部地区设置10个、桦太【5】设置10个,合计要设置400个慰安所的发言内容。该记录是从美国国家公立文件资料中发现的。【6】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文件披露了日军有组织地介入的信息。总之,所有的这些文件表明,日军从政策上就已经制定日军“慰安妇”制度或性奴隶制度,利用国家组织对妇女进行了征召和管理,酿下了国家犯罪。在此过程中,日军就像狩猎一样抓走了大量的妇女。


“有一天,我头顶着小水缸离家去村头水井打水,突然有人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胳膊。小水缸滚跑了,我被他们抓走了,被他们扔上卡车”(ChoeIlryed证言)。【7】“因为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白天一个盹儿就睡着了。突然,4~5名日本巡警和军人闯进家里……一边叫喊着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日本话,一边强迫地把我扔进卡车里,当时尽管爸爸和妹妹跪在地上哭着哀求放过我,可是根本没有用”(YeoBoksil的证言)。【8】


有的少女与同学一起在照相馆照完相刚出来就被抓走了;有的妇女与同伴一起正在田野里采野菜时被抓走,任何抓捕的过程都充满了暴力性。除了这种强迫性暴力方法之外,日军还利用欺骗就业、人身买卖等方法进行抓捕。甚至还以给巧克力糖、给白米饭吃等诱饵进行拐骗。日军为使妇女成为“慰安妇”,不仅使用了军队、警察和行政人员,还动员了私人业主、教师与家属、亲戚、朋友等,通过这些事实可以证实,日军“慰安妇”制度本身就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犯罪根源。


根据《日本军“慰安妇”证词统计资料集》【9】的内容,在韩国朝鲜政府登记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被抓走时的年龄范围是从11岁的儿童至27岁。最多的年龄段是14~19岁,尤其集中在16~17岁。【10】根据她们的证言可知,成为“慰安妇”的少女和妇女,不准随便离开“慰安所”,被剥夺了最起码的人身移动自由。


日军把“慰安妇”视为私有物品,妇女的价值只能取决于军方的使用方案。妇女只是军队里的普通用品,与武器、士兵一起运输。军人可以任意地使用、虐待、处理妇女的身躯。当时,在上海驻地担任过军医官的麻生撤雄也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从朝鲜强征来的妇女们是为日本士兵排泄性欲的卫生公共便所。”


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妇女被遗弃在战场上,有的“慰安妇”就地被杀害,有的妇女被强制劳动。因此,事实上有许多妇女未能活着归来。2002年死亡的AnBeopsun证言说,自己是所在“慰安所”的唯一幸存者,别的同伴都因所乘船只受到轰炸沉没而丧生。即使已经回到故乡的妇女,也由于经历过“慰安妇”生活而感到的自责、受害心理、从“慰安妇”生活中得的疾病、周边的冷眼偏见等原因,无法过上正常的结婚生活。


二 成立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

协议会与日军“慰安妇”

受害者的公开证言


为了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韩国的妇女团体首先发起了运动。韩国进步的妇女运动团体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地参与支持女工生存权斗争的人权运动、民族统一和民主化运动以及和平运动。到了80年代末,围绕着嫖娼卖淫问题而开展反对迎合日本经济力的嫖娼观光的同时,开始认识到目前问题之根源在于日军“慰安妇”问题,并将此作为妇女运动要解决的课题。借此契机,于1990年11月16日成立了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队协)。


成立挺队协之后,日军“慰安妇”问题之所以能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热门话题,是因为有了受害者的洋溢着勇气的证言。起初,当日本政府否认有关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事实时,很快就出现了一位证人,于1991年8月14日通过记者招待会表明了自己被拉去充当日军“慰安妇”而历经性奴隶生活的事实,这人就是金学顺。该事件通过报刊和电视很快扩散到全国,成为其他生存者继之控诉的契机。同时,于当年12月由日本的吉见义明教授找出了可以证明日军直接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文件,这使日军“慰安妇”问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舆论,报刊和电视连续刊载和发表了有关“慰安妇”的新消息。


三 光复后受害者的生活以及挺队协对受害者的福利事业


曾经在日军“慰安所”里经受的痛苦,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终止或妇女从性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而结束。许多幸存者至今为止尚有一些由于过去遭受的殴打或拷问、遭到的无数次强奸而留下了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残疾,而且一直带着这些苦涩的烙印长期生活下来。正因为如此,光复后她们的生活实际上是与精神和肉体上的后遗症进行斗争。尤其是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患有一些诸如恐人症、精神恍惚症、郁闷、羞耻感、罪责感、愤怒与怨恨、自卑感、?呆、忧虑症、寂寞感等精神心理方面的“慰安妇”后遗症。还有许多人患有男性规避症。


除了精神不安感之外,这些生存者还因受到殴打等原因都还患有外伤和不孕、性病、子宫异常、心脏异常、消化器官异常、肺疾病等“慰安妇”的直接后遗症和由于经历“慰安妇”而产生的后天性疾病。这些病导致生存者不能取得正式的职业,据悉只能从事诸如清洁工或洗衣工、看孩子、当保姆、餐馆后厨杂工等日常劳务工作,而且其工资收入都不得不用于医疗费上。1995年在汉城中央医院(现在是牙山中央医院)对生存者进行了健康体检,检查结果显示50%的生存者至今还是梅毒菌带有者,说明其后遗症即使光复后过了半个世纪还潜伏在受害者身上。


战争之后的韩国,对于妇女来说结婚与家庭是她们很渴望的重要的人生目标,家庭所赋予的作用直接决定着妇女的幸福生活和将来的稳定。不仅如此,通过生育所获得的满足感对妇女也很重要。但是,曾经当过日军性奴隶的妇女由于经历“慰安妇”生活时有过身体上的创伤,丧失了生孩子的能力,这一点严重地妨碍了这些妇女的结婚与家庭生活。所以,大部分受害者只能过上孤身一人的生活。


挺队协认识到受害者的这种悲惨遭遇的人生苦楚,努力开展获得民间支持运动的同时,通过开展对韩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活动,积极地促进制定出一种从经济上能够支持受害者的方案。进而,韩国政府于1993年制定出《日本殖民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方案》。韩国政府通过这项法案开始对受害者提供住宅、生活费、医疗补助服务等,并逐渐地扩大到提供经济支持的优惠待遇。到2007年为止,受害者享受到韩国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医院、韩医院)、每月生活费100万~150万韩元、永久性廉价租赁住房等。1998年金大中政府在反对日本的“为了妇女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的同时,在挺队协已经按每个受害者650万韩元标准募到的金额基础上,向每一位受害者支付了4300万韩元。既使现在有人挺身而出申告,经过确认并登录为受害者的话,也可获得4300万韩元的经济支持。


民间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全国上下成立了不少支持受害者的民间团体组织,全国形成了统一网络,正在从各方面帮助受害者。在大邱、庆北、金山、尉山、大田、全南、全州、忠清、麻山等地,都产生了帮助和支持老妇人的组织。挺队协利用这一网络正在开展访问老妇人、健康支持活动等。同时还开展在家自愿义务工作者与老妇人建立一对一关系、人权维护园等活动。而且在汉城建立了老妇人的休闲地“我们家”。


随着运动的进行,那些申告当初由于经历过“慰安妇”而患有见人规避症,并因此与邻居和家族以隔绝状态生活的受害者,开始发生了些变化。通过申告和访谈开始向外界吐露内心痛苦的过程,或者通过与自己相同遭遇的人见面体验同病相怜的感受,以及通过社会舆论认识到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本质与犯罪性质之后,生存者开始从受害意识的深渊里摆脱出来。她们开始积极地控诉日本政府的犯罪行为,控诉的方法有在公众集会上的证言,有在电视或舆论机构等大众媒体上的公开证言等多种多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有日军“慰安妇”生存者发表的证词,这种活动在日本、美国、德国、瑞士等世界各地巡回进行,迅速得到扩散。


四 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每周星期三开展定期示威活动


挺队协决定从1992年1月8日星期三开始,每周星期三举行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定期集会,并开始举行了第一个“星期三示威”。至今为止星期三示威已经连续坚持进行了16个年头,保持了世界上最长时期的集会记录,到2007年8月1日为止,共计举行了772次活动。星期三示威超越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或追究责任的意义,已经作为活生生的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活的历史教育现场,成为与世界和平运动者和人权运动者形成纽带关系的舞台。随着星期三示威的长期化以及国内外找到集会场的人数增多,起初尽量躲避人们目光而被动地参与示威队伍的老妇人们,后来堂堂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最前排正视着人群,号召人们的支持,并开始要求日本政府早日解决问题。这些老妇人站在前台,已经成为活着的战争体验者、妇女暴力牺牲者,而且同时也是积极的和平运动家和历史教师。


五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做出的努力


该运动使包括韩国和日本妇女在内的亚洲、欧洲、美洲区域的妇女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联合国与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国际机构也在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1994年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接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官拉迪卡·库玛拉斯瓦米提出的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特别报告书。该报告书阐明了日军“慰安妇”问题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督促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并履行法定程序,以及对施害人加以惩处。1998年8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接受了防止对少数者处罚小委员会柯·梦都格尔报告官提出的有关战时有组织的强奸、性奴隶、奴隶待遇行为的报告书。在该报告书中也再次阐明了日军性奴隶制度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督促日本政府履行赔偿责任并确认对参与设置慰安所之负责人有起诉的义务。尔后在1997年、1999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的报告书中,继续记录了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报告内容。


2000年12月12日在东京的妇女战犯国际法庭上,得出了“裕仁有罪!东条英机有罪!”的判决。2001年12月在荷兰的海牙做出最终判决后关闭了法庭。2000年妇女国际法庭列出了重要的负责人名单,并对他们做出了有罪判决,这是明确问题责任所在的第一次判决。尽管这是由非官方机构的民间团体所做出的判决,但作为国际社会对战时情况下侵害妇女人权的行为进行处罚的重要判例,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


此外,许多国际法专门民间机构和人权机构等开展了有关日军性奴隶制度调查活动,并发表了相关报告书,要求日本政府履行法律责任。


六 美国众议院总会上正式接受的有关日军“慰安妇”的决议案


2006年9月,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正式通过了督促日本政府对日军“慰安妇”问题的道歉并履行历史责任的决议案,同时2007年2月向外交委员会提出了督促道歉的决议案,而且于2007年7月30日在众议院总会上一致通过了“慰安妇”决议案。该决议案阐明了日本政府应该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强奸与强迫堕胎、杀人、买卖人口等日军施于“慰安妇”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滔天大罪进行公开明确的道歉,而且要求日本政府公开地承认自己的责任,对日本的下一代教育这方面的历史。为了防止重犯祖先买卖人口的罪行,还含有应该重视尊重人类和妇女人权的内容。这将会对今后的日本政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美国的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3月27日在加拿大下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小委员会上,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对日军性奴隶制度进行道歉和法律赔偿的决议案,并向常任委员会提交了该项决议案。预计该项决议案的接受范围今后会扩大到欧洲国家。


七 日本政府的立场


1990年6月,日本政府在日本国会听众会上,做出了否认政府曾经介入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答辩。这种做法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导致成立了挺队协和出现了一大批受害者的证言。当亚洲的受害者与受害国妇女团体、受害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反驳集会像暴风骤雨般来临时,一贯自称不承认犯罪、不承认强迫性、不想道歉和赔偿的日本政府,才乖乖地开始进行自查。在1992年7月发表的第一次调查结果中承认了军方的介入,在1993年8月发表的第二次真相调查结果中承认了强制性,其顽固的态度稍微有所改变。但在法律赔偿责任方面,以日本与受害国之间通过国家关系条约得到妥善解决为由,仍然固守只存在道德责任的立场。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绝对无法无条件地忽视来自于国际社会要求履行法律赔偿责任的压力。为此,日本政府于1995年以纪念战后50周年的项目名义,设立了“为妇女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以下简称国民基金)。该国民基金是在否认国际社会所要求的应该向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承认犯罪和履行法律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只是为了缓和国际舆论而做出的幌子。该基金并非由政府来主导,而是由民间出面通过募金支付安慰金的方式而已。因此,“国民基金”只能遭到亚洲受害者和受害国政府以及有关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力反对,坚持强行基金的募金,以非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接触个别受害者,向她们支付了基金。然后向国际社会宣扬已经对日军“慰安妇”问题履行了全部责任。其实,仍然有大多数的受害者并未领取国民基金,她们正在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犯罪的事实、正式道歉并履行法律赔偿责任。


八 日军“慰安妇”生存者的居住状况以及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2007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62周年。时间在不断地流逝,受害者在一个、两个地死去。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愿望是能在有生之年尽量早一天看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法律赔偿。


挺队协通过联合国和ILO等国际机构开展国际联合活动,十多年来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虽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ILO基准适用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多次规劝日本政府道歉和进行法律赔偿,但日本政府却采取拒绝接受的态度。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重要的是与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把日军“慰安妇”问题与目前妇女人权议题联系起来,继续向外扩散影响,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应该让人们认识到,日军“慰安妇”问题虽然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事件,但目前尚未结束。现在,世界上还继续存在战争、宗教纠纷和内战,在那里妇女们还在遭受强奸和人权蹂?。应该使人们认识到,目前这些问题之所以继续存在,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国家酿下的像日军“慰安妇”制度那样的犯罪。


其次,为了对下一代施行和平教育,应该建立一个人权教育现场———战争与妇女人权博物馆,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挺队协于2004年12月成立了“战争与妇女人权博物馆筹建委员会”,正在促进建立博物馆的事业,在汉城市西大门独立公园内预备了用于建立博物馆的用地,并继续进行资料收集和调查研究工作。挺队协今后将会通过这个博物馆展示日军“慰安妇”受难史、妇女受害者人权回归运动史以及有关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与妇女人权问题等,通过这种教育,力求达到防止今后的人类历史再次发生类似犯罪的目的。而且,为了努力避免妇女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还要让下一代具备正确的历史认识,能对他们进行和平与人权教育。


再次,我们能为高龄受害者做些什么呢?光复后,大部分受害者未能被编入正常的家庭结构之中,她们都一直独自生活,现在仍然是独居老人妇女。区域社会应该努力成为这些老妇人的家。应该从传统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观念中摆脱出来,使老妇人与我们的家庭结成一对一的亲戚关系,至年老送终为止对她们的生活倾注信赖是十分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主管支持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业务的妇女部,应该与地方自治团体、区域疗养设施、居民团体等加强联系,建立起网络关系,制定出能为生存者提供系统性福利的共同对策。


只要我们能对历史必定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定信心,持定人权蹂?与非正义必然被人权与正义恢复所取代的信念,日军“慰安妇”问题就一定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日本社会动向来看,若想到达希望的终点所需时间似乎会比过去的17年更为长一些。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不断地汇集国际舆论,取得最终胜利的必将是坚持到最后的我们。


直到正义恢复在日军“慰安妇”受害者身上那一天,为使这世界上不再发生像日军“慰安妇”那样的悲剧,衷心希望亚洲以及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参考文献:


【1】SonPanim老妇人辗转于多处慰安所,经历了“慰安妇”生活。

【2】BaeJokgan老妇人在中国经历了八年的“慰安妇”生活。

【3】这是日本陆军省副官于1938年3月4日向北支那方面军及中支那派遣军发出的文件。

【4】1938年5月在日本教育总监部汇编的《战时服务提要》上的记录。

【5】桦太:位于日本北海道北边的岛,目前围绕着该岛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存在领土纠纷。

【6】美国国家公立文件资料:1944~1945年,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

【7】被强迫抓走的朝鲜日军慰安妇,1997。

【8】美国国家公立文件资料:1944~1945年。

【9】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的附设机构———战争与妇女人权中心:《日军慰安妇证词统计资料集》,2001。

【10】美国国家公立文件资料:1944~1945年。



(原载《当代韩国》2007年秋季号 编辑:吴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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