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法国一家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天天坐在电脑前面作热力学计算, 与熵和焓打交道。坐在我旁边电脑前面的是一位大胡子法国博士。刚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经常工作了一半就用手敲敲额头,嘴里嘟囔一句:打破中国人的脑袋。我开始以为自己的法语不好,听错了意思。久而久之,我忍不住问他:你干你的工作,我干我的工作,毫不相干,你为什么老嘟囔着要打破我的脑袋?他一本正经告诉我说,这是句法国成语,凡是遇到难解的问题、搞不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头脑里的东西是最复杂的,不打破中国人的脑袋就搞不懂。真荒唐!

我于1979年11月份到法国,当时从国内出去的中国人还很少。我记得有一次在大学生食堂用餐,一位法国厨师特地从厨房里出来,走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不穿毛服装,头上不戴八角帽?说我跟电影里见到的中国人不一样。

许多法国邻居也都说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为了让法国人更多地了解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我们从我国使馆弄来了一部国产影片在当地放,谢芳演的《早春二月》。小小的电影院里挤满了法国观众,因为座位不够,许多人都是站着在看。散场后观众们兴趣未散,都说中国电影好,并提了不少问题进行讨论。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他们相爱,为什么仅仅是捏捏手,而不是互相拥抱接吻呢?

去法国前,在国内突击学了3个月法语。现在回过头来看,胆子真是够大的。到了法国后先进他们为外国留学生办的法语学校学习2个月。法语跟汉语一样有多种方言。巴黎人到马赛,就跟北京人到了广东一样,听不懂。但标准的发音不是首都巴黎的发音,而是法国中部城市维希附近的发音。所以在维希有许多法语学校。我去了不久,恰好遇到他们过圣诞节。班上有二十多位同学,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老师邀大家圣诞夜去她家聚餐,每人动手做一道本国的佳肴。这天我去菜市场买菜。法国的蔬菜跟中国的一样,基本上没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那里的柿子椒特别大,像小西瓜似的。我买了六个柿子椒,又去超市买肉馅,售货员问我买多少,我说买2公斤。售货员对我叫了一通,我没听懂,管他呢!回来后把柿子椒掏空,嵌进肉馅用酱油白糖煮,然后切成一片一片放在长长的西餐盘中端上桌子。令人兴奋的是,桌子上二三十道菜,就我做的佳肴被一抢而空。一对外国情侣端着盘子告诉我,他们在纽约和巴黎去过许多中国馆子,就是你李先生做的中国菜最好吃。这真让我兴奋不已。过了两个星期,一些外国同学说周末要上我住处聚聚。上次受到表扬,积极性上来了。我说你们来我处吃中国饺子。我会和面,会赶皮子,准备大展身手。我又去超市买肉馅,售货员问我买多少,我说2公斤。售货员又对我叫了一通。大概是在法语学校学了两个星期法语的缘故,听觉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次听懂了。他说:“布赫待香”, 这是喂狗的肉馅!我差一点当场晕倒,真没想到世上竟然还有专门喂狗的肉馅!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对不起我的那些外国老师和同学。

改革开放前,中国学生关起门来学外语,戏称为哑巴外语,根本没有与外国人接触讲话的机会,听觉能力差。但中国人的笔头功夫好。记得在一堂法文课上,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写一封情书!全班还就是我的情书写得最漂亮,深受老师的赞扬。能不能用外文写情书,还真是检验一个人外文水平的试金石!

刚到法国时,我住在一个大学生宿舍里。这天上午进来了一位女清洁工打扫房间。她见周围没有人,就轻轻地问我是不是毛主义者。她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个宿舍区的一千多名法国大学生都自称是毛主义者,敲锣打鼓闹革命,最后遭到军警的镇压。她还神秘地告诉我,她自己也是毛主义者,还要我替她保密,以免遭军警逮捕。

这个大学生宿舍在一个小山顶上。这天是星期天,学生餐厅不开门,我就在山脚下找了一家餐馆进去用晚餐,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一个菜:十个法朗的一盘炒饭。刚吃完饭,还没来得及结帐,来了一位服务员,他说楼上有一位先生请我上楼谈话。还特地告诉我说,这位先生是本市最有名望的企业家,还经常到中国访问。既然有请,哪能怠慢。我上了楼见到一位矮矮小小的法国老头。谈话颇为融洽,他说他多次到过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夸中国领导人怎么怎么能干,夸中国多么多么美好。谈了一个小时,我告别下楼,毕竟你做你的生意,我做我的论文,有何相干!下了楼后,我叫服务员结帐,没想到服务员说楼上那位先生已经替我把帐结清了。十个法朗!我当时真后悔叫了一盘最便宜的菜!改革开放后再一次后悔:第一次后悔得不在地方,如果当时跟他要一张名片,在当今经济大潮中玩一把,多好!

在研究所里,每天一上班有一刻钟喝咖啡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讨论工作,也可以聊天。但把咖啡杯放下后,就各干各的工作,很少再谈话了,谁都不能影响其它人的工作。法国同事们工作都很认真,但原则上没有加班这一说。有一次喝咖啡,听说两位教授合伙买了一架飞机。我问他们是不是直升机,他们说不是,是有两个翅膀的飞机,旅游用。真酷!又有一次,法国某研究所所长到中国参观访问后在当地作报告。我对这个报告当然颇感兴趣,想听听他对中国的印象,就进了报告厅。没想到第二天喝咖啡的时候,教授们告诉我,这位所长见到有我这个中国人来听他的报告,竟吓得有好多话没敢讲。直到报告会后,教授们一起用餐的时候,他才在餐桌上把报告中想讲而未敢讲的内容讲完。至于他到底讲了些什么,我当然不便于问了。

一位法国博士的太太在海关工作,告诉我法国海关经常会发现一些毒贩子,但他们对这些小毒贩子不感兴趣,而是实施监控、跟踪追击。但往往追到最后竟然都是一些大人物,连海关都不敢再追了。

法国人喜欢德国人,不喜欢英国人,说德国老百姓好,德国仅仅是政治家不好。

一个周末,一对法国夫妇带我走亲戚,到了那里发现教堂前的停车位已全被占满。他们告诉我,很少有这种情况。通常周末停车场只有二三辆车。这天因为一位富人替儿子捐巨款修教堂修圣像,这天来了这么多人都是来看这位富人的,而不是来看上帝。又说,只有当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你才会相信上帝,现在大家都很富了,不再需要上帝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再信上帝。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一家法国人家里,房东是一对老头老太。到了周末,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一起来看望老头老太。用餐的时候满满一桌,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作为特邀外宾也参加了进去,分享他们的天伦之乐。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老太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洗碗筷。嘴里在嘟囔,说儿媳妇怎么怎么不好,来了不干活,还夸女儿好。婆媳关系似乎有问题,与中国人何其相似!真像是上帝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房东老头老太的小女儿当时23岁,尚未出嫁。男友是一位医生,同居。我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办喜事?回答是:有了孩子后再结婚,为孩子而成家。我又问,既然爱这位医生,为什么现在不结婚?回答是:现在爱他并不意味着会永远爱他。真是大实话!

法国人的浪漫似乎是世界闻名的。法国人对爱情有一个定义:一种双方合作的利己主义。在法国期间,我自己在无意之中竟然也“浪漫”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刚到法国研究所上班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大学生宿舍楼里。法国大学生宿舍楼不分男生楼或女生楼,反正是一人一间房。这天晚饭后我一个人在宿舍里阅读科技文献。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漂亮的法国女孩,她说自己是一年级的大学生,就住在我隔壁,今天是她过生日,同学聚会,邀我去她房间一起吃蛋糕。好,我答应过一会儿就去。既然是参加人家的生日聚会,总不能空着手去。我在箱底找到一把缎子的中国扇子,上面画着林黛玉。我拿着扇子去敲隔壁的房门,里面站满了男女大学生,奶油蛋糕上插着18根蜡烛。18岁生日!我把这把中国扇子送给这位小寿星。显然他们都没见过这种中国扇子,这位小寿星兴奋异常,叫了一声“你真好”,就把脸颊送到了我面前!我先是一愣,后来转过神来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文革期间,我们在国内连外国电影都看不到,哪料到会遇到这么一个场面,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既然人家把脸颊送了过来,不意思一下的话似乎有失礼貌。尽管内心斗争很剧烈、心砰砰地跳,但为了要证明自己来自礼仪之邦,还是硬着头皮,闭起眼睛去轻轻地……。睁开眼睛一看,周围的男女大学生都兴奋异常。我自己心里一松,总算过了这一关,没有丢中国人的脸!这时一位女大学生开口了:“我们法国人是互相用脸颊轻轻地碰一碰,而你们中国人是用嘴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