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日本经历记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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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85日本经历记zt 三名技术人员坐在电脑终端前,头上裹着湿毛巾、旁边放着浓咖啡、两眼熬夜熬得通红、嘴里叫着“刚帮来!刚帮来!”(加油干!加油干!)。这是1985年我作为研修员在东京大学计算中心与两名日本软件技术人员一起挑灯夜战的情景。是夜凌晨5:00,我到主机房去办事,发现日立公司的4名软件技术人员也以同样的方式在那里“刚帮来!” 东京地铁到半夜11:30为止。我经常加班加到下半夜,免不了要打出租车回家。这天像往常一样,坐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一聊天把我吓了一大跳,

1985日本经历记zt


三名技术人员坐在电脑终端前,头上裹着湿毛巾、旁边放着浓咖啡、两眼熬夜熬得通红、嘴里叫着“刚帮来!刚帮来!”(加油干!加油干!)。这是1985年我作为研修员在东京大学计算中心与两名日本软件技术人员一起挑灯夜战的情景。是夜凌晨5:00,我到主机房去办事,发现日立公司的4名软件技术人员也以同样的方式在那里“刚帮来!”

东京地铁到半夜11:30为止。我经常加班加到下半夜,免不了要打出租车回家。这天像往常一样,坐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一聊天把我吓了一大跳,他说他以前是个日本兵,当年兵营驻在苏州。我顿时感到血往头上湧,捏紧了拳头。这是我记忆中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日本兵。这可不是电影里闹着玩的。他还会说一句中国话:“中国兵”。我告诉他,我是中国兵(尽管仅仅当过民兵)。估计也把他吓了一大跳,以至于下车时他怎么也不肯收我的打车费。

某天偶然不需要加班,我坐电梯从30层的办公大楼下来,回家。在电梯里一个矮矮小小的老头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邀我一块喝酒去。好!难得有机会把自己放松放松。我以前在办公大楼里见到过这个老头,但没有打过交道。喝酒时他告诉我,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律师,大学里学的是法律专业。没想到大学毕业后被征入伍,当上了海军中尉,被分派到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身边当谍报员。他说他天天和山本五十六在一起喝酒。说山本五十六长得一脸凶相,跟电影里的完全不一样。他说他们日本人太笨,密码被美国人破译了还不知道。我告诉他真正破译了日本人密码的是我们中国人池步洲(如果我没有记错姓名的话)!他感叹说中国有十亿人口,日本只有一亿人口,中国十亿人口中的聪明人就有一亿!只要把这一亿聪明人挖掘出来,中国将无敌于天下,哪是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比!毕竟是海军出身,酷爱游泳。

1985年底我下班回家。走进一个胡同,对面来了一个日本人,走到我面前噗通一声瘫倒在地。我本能的反应这是心肌梗死。当时没有手机,我就赶紧去敲附近居民家的门,让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没来,骑着自行车来了两名警察,伸手抓住头发一把把他从地上揪了起来,还是那么一付笑嘻嘻的样:喝醉了酒。日本男人平时把工资交给老婆,养家糊口,到年底领了年终奖就设立了小金库。喝酒去,借酒浇愁嘛!到了每年的元旦前后,东京满街都是一身西服革履躺在路边的醉汉。

当时日本全国七百多家大学图书馆以东京大学文献情报中心牵头联手编制《学术杂志综合目录数据库》。其数据量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数千名录入员在那里录入数据,这里面出现的错误之多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各种错误真是千奇百怪!他们给我一个任务:去编制一个电脑程序把这里面所有的错误找出来。指出错误的位置和错误的性质。在我后面有一个校对组,17个日本人,他们根据我所指出的信息去重新校对和录入数据。连续奋战了几天,这天又到下半夜,我在电脑上一检查,程序运行正常。我打电话把楼下校对组的组长叫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交代了程序的使用方法。然后去实现数天来最大的一个愿望:回家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上午9:00我照常到办公室(日本公司不论你加班到几点,第二天9:00上班不得有误),还没来得及脱大衣,校对组组长上来找我了。昨夜我回家后,他们就用我的程序开始工作。到凌晨4:00,程序卡住了,也就是说在我编制的程序中出现了错误。我赶紧检查我的程序。又到了半夜,我头昏脑胀,第二天再说吧。我到楼下校对组去找校对组组长,竟发现校对组17个日本人全都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程序,没有一个回家!这时是半夜12:30!

到了日本两星期后,我真后悔到了这么个地方。我当时真担心,全世界都要像日本人那样在拚命竞争的话,那就真是全人类的苦日子到了。

日本人加班多,美国人戏称日本人是工作虫。我问日本人,你们为什么这么拼命加班?答案是两个:一是单靠工资不够养家糊口,要靠加班费补贴;二是全公司的人都这样拼命加班,你不加班的话,碰到提职加薪就永远没有你的份。日本人基本上没有跳槽这一说。日本公司是终身制,你想跳槽,不是本公司不放,而是没有公司会要你。大家会认为肯定是你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才想跳槽,至少缺乏“忠诚心”。

和日本人喝咖啡聊天,他们喜欢谈三件事:一是日本经济发展快,世界瞩目;二是日本社会秩序好,地铁里数年没有发生过偷盗事件,半夜里2:00女孩可以大胆地在街上走;三是日本人平均寿命长,全世界第一。我问日本人,任何事情都是一长一短,你们作为日本人认为日本社会的短处在哪里?回答是:在日本生活没有意思!就是不断工作,不断学习,又是不断工作。你要想出人头地,没有这种可能,大家都大学毕业。你要想成为百万富翁也没有这种可能,一亿日本人都是中产阶级。当然,这是对有雄心的人讲的。有一次我和日本一家大公司的领导人在一起喝咖啡、聊天。他说日本有四种人:第一种是没有雄心的聪明人,大部分技术人员都是;第二种是有雄心的聪明人,办自己的事业去了;第三种是没有雄心的笨人,他戏称自己属于这种类型;第四种是雄心勃勃的笨人,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类型。他问我,中国是不是也有这四种人?请读者们考虑一下,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吧!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恰当地给自己定位十分重要!

东京满街都是高楼大厦,一派繁华景象。但日本是一个十分讲节约的国家。在办公室里每人桌上有一盏小台灯,随手关灯是一个大家都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哪怕仅仅是离开座位5分钟。有时我忘了关灯,邻座的日本人就会马上起身帮我执行这条纪律。我们当时从电脑里打印材料都还是用宽行打印机。在国内时,我们把用完的打印纸带回家,给孩子打草稿。日本人则是把用完的打印纸用透明胶粘起来打反面。日本人的“小气”真是让我刮目想看。每个日本人都明白日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小国。居安思危,节约资材、节约能源真是在每个日本人的头脑里扎了根。

日本人跟美国人不一样,不讲单打独斗,而是强调团队精神。每周一一上班,大家立正听部长或科长(日本人叫课长)训话。训话的结尾是表扬好人好事。有一次我在的项目组受到了表扬,並上台领回了奖品:8罐可口可乐!这是物质奖励还是精神奖励?这是思想教育!而且是在强调集体主义:8罐可口可乐,项目组8个人一人一罐!

礼貌是对对方的尊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润滑剂。日本人讲礼貌的一个方式就是鞠躬,其谦恭的神情令人起敬。每天下班,先走的人总会大声说一声:“先走一步,失礼了!”然后全办公室的人会一起大声回应:“您辛苦了!”。 我刚去的时候不习惯,觉得挺滑稽。后来认识到,这是他们保持团队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

日本公司里还有一种强制性的退休制度。例如30年前有四名大学毕业生进了公司。30年后的今天需要从这四人中提拔一人当公司领导,则另外三人强制性退休。目的是避免因不满情绪带来的内部摩擦。这也是保持公司内部和谐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欧美国家,什么事情都是女士优先,在日本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名中国女学生刚到日本不懂这个规矩,在出电梯的时候抢先跨出一步,结果与日本男士们卡在了电梯口。

某日,我跷着二郞腿在办公室里写文件,突然大楼摇晃了起来,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日本小姐嘴里在轻轻地喊着:“地震!地震!”。我的办公室在23层,摇摆的幅度很大。我开始心里一慌,然后冷静了下来,把右腿从左腿上放了下来,以便掉下去的时候能保持一个舒适一点的姿势。幸亏没有那一幕,否则也就写不了这篇文章了。事后才知道有幸遇到了日本战后最大的地震。

日本人上级对下级讲话,下级一连声地高喊“哈依!哈依!”(是!是!),回到国内,我的助理没有这个习惯,有时仅轻轻地哼一声。我实在不知道她听懂了我的意思没有。

当时日美贸易摩擦很厉害,美国想尽办法整日本。我问日本人:“你们把美国当作自己人,还是当作敌人?”回答是:“我们既是朋友,又是竞争者。”

1985年元旦,在东京的一对法国情侣请我去他们家里聚餐。我问他们,到东京后感到最新奇、最惊讶的是什么事?女主人说,日本男人不论是走路、还是坐在地铁里,都学英国人的绅士派,头不转动目不斜视。而女人们要美容,要带耳环、带项链,目的就是为了给男人们看的,他们目不斜视真是可惜!

我一个人在东京,觉得挺寂寞,公司里的一位英国人大卫拉我去参加他们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十分打动人心的名字:《国际冒险俱乐部》。活动内容主要是在周末一起爬山、远游、滑雪等。成员都是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年青人。他们大学毕业后靠语言吃饭:教英语。走到哪里教到哪里,不愁没饭吃。他们对日本人英语水平的评价是一塌糊涂。日本学校不强调英语教育,甚至许多日本教授都不会讲英语。日本的科技文化自成一体。在东亚只有三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才强调英语教学:一是新加坡、二是菲律宾、三是香港。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一件事:1981年一个法国代表团访华,在餐桌上我对三位法国来宾说:这里的中国先生们都能讲英语,你们愿意讲英语的话可以直接用英语交谈;如果愿意讲法语的话,我来当翻译。一位法国外交部的科长开口了:法国和中国都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我们应当保护法语和汉语,不应当讲英语。事后在正式会谈中,他们提出的一个合作项目是联合起来共同打倒英语的霸权主义!当时我们国家刚改革开放不久,正鼓励大家学习外语。我在陪他们游玩颐和园时,跟他们说全世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讲汉语,汉语谈不上要保护的问题。他们感叹说真是太多了,太多了。现在我们国家几乎是全民学英语,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是不是有矫枉过正之嫌?值得探讨!

1985年,我从东京去金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宾馆前台办了报到手续,领到了房门钥匙后就上楼去找我的房间。还没把门打开,从走廊里走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睛。他说他住这个房间。这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在撬人家的房门!我对了对房门上的号码没错。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德国人,也是来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在欧美国家,同性住一个房间不太正常。但日本人没有这个规矩,日本教授们都是俩人一个房间。我和这名德国人是老外,就把我们俩人安排住进了同一个房间。我夜里打呼是出了名的,他打呼比我还响,夜里这个房间里的热呼劲就可想而知了。这名德国人是当时西德某机构驻远东的首席代表。他毕业于东京大学,获得了东大的化学博士学位。他的德文、英文、日文就不必说了,竟然还能借助辞典阅读我们中国的“人民日报”! 且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真是一块做科技情报工作的好材料!他告诉我,女友是一位德国教授,不愿到日本来,每年利用假期往返团聚。没想到外国竟然也有牛郞织女。

回到东京后,到了周末,有时我带他去中国餐馆,有时他带我去德国餐馆,饭后一起逛逛书店。我们一起用餐时有一个规矩,不叫土豆。他说小时候正值战后,记忆中天天吃土豆,其他一无所有,现在一见到土豆就反胃。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美军的地毯式轰炸中丧生,当时他还小,至今对父亲毫无印象。言语哽塞。战争对双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有一次来了一个德国代表团,他在自己的寓所举办一个小小的招待会,並请了一些日本教授和我一起去凑热闹。这名德国人酷爱中国文化,在他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郑板桥的四个字:吃亏是福。他不懂这句话的含义,向在座的德国教授和日本教授们翻译这句话的任务显然放到了我的肩上。这次可真把我难倒了,用英语翻译不出来,用日语也翻译不出来。越是翻译不出来,那些外国教授们就越起劲,最后把我弄了个大红脸,还是没能翻出来。今天就把这句话留给读者们去翻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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