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学家很在意评价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关于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宋朝同辽金元,明朝同蒙古 后金(清)的战争性质,都有好多著名的史学家都加入了这些战争的讨论,但是关于蒙古崛起时同昔日宗主国金朝的战争,却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地讨论,辽金史研究者,特别是搞金史的,都把研究重点放在金朝前期和中期,攻后期的相对较少。元史的研究者虽然承认蒙古对金朝的战争具有掠夺性 非正义性,但是往往分散于各个章节,系统论述的较少,现在我搜集了一些金蒙战争的史料,从头全面审视一下中原人民遭受的灾祸以及蒙古贵族的掠夺性质。

第一,中原人民遭受的杀戮灾难。

蒙古统治者成吉思汗自从金朝大安三年举起反金大旗起来,同草原上以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从本质上以缓解阶级矛盾出发,转移民族内部下层人矛盾,把矛头对准金朝。在战争进行期间,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民,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杀戮,仅仅从元朝的文人的一些记载,就能看出端倪:

比如蒙古军队攻陷金朝军队把守的保州“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尽驱居民出”“是夕下令老者杀”“后二日,令再下,无老有尽杀。”(1),“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于城等。”(2)

卫州被围“粤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驱居民出泊近甸,无噍类轸歼。”(3)

“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记,千百不一余。”(4)

有道士形容“马蹄之所及,则荡齑粉,兵刃之所临,则人物劫灰。变谷为陵,视南成北,比屋被诛,十门九绝。孑身不免,万无一存。漏诛残喘者,孤若零丁;覆宗绝嗣者,穷年索寞。”(5)

文人感叹“中原兵祸之惨,往往家无噍类。”(6),有的地方“比近井落,至百里无人声。”(7),不一而足,触目惊心!

关于蒙古军队杀戮之惨,金人也有记述。比如金朝遗民李俊民的家乡泽州“贞祐甲戌二月初一日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城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泰和年间泽州有六万户,金亡后只得973户!(8)

金朝御史陈规的上奏说“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9)

和《哀王旦》一诗被编列在一起的有金朝大臣梁询谊的《哀辽东》,反映了辽东重镇东京被蒙古大将哲别攻陷后的惨状,“守臣肉食头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万人家糜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膻荤。”(10)

金朝诗人元好问在京城陷落后被蒙古军胁迫北上,观看了人民的惨境“白骨纵横乱如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竦烟却数家。”(11)

南宋的史学家也客观记录了蒙古军杀戮之惨“(鞑靼)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 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 子女 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12)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中国北方自从金蒙战争开战以来,人口从最高的5600万下降到1000万左右,这个人口下降比例是惊人的,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秦汉交替以外再找不出第三例。(13),尽管并非所有的老百姓都死于蒙古军的屠刀之下,有红袄军乘机杀女真人,如“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14)有金对红袄军的围剿和屠杀,比如仅仅对郝定部的红袄军就杀了八万。还有各地割据势力的互相残杀“诸方州皆事兼并,争地杀人,不恤其民,目荐饥,更相啖噬。”(15),还有金朝南渡后的瘟疫“贞祐初,人争相南渡,而厄于河阳三城,至于淮泗间上下千余里,积流民数百万,饥疫荐至,死十七八。”(16)。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是蒙古军队率先进入中原,到处掳掠、杀人、放火,广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极严重的威胁,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遭到了空前的灾难。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悲惨事件。

第二,中原阶级关系的倒退和蒙古的横征暴敛

蒙古在兴起之前,就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压迫,他们同之前草原上的一些强大的游牧民族一样,也走上了将本民族阶级矛盾转移到对外的民族矛盾上的道路,随着对外战争的扩展,大量的俘虏被勒充为奴隶。蒙古诸王 贵族 军将在战争中大肆俘掠人口,凡军前所俘人口,便是他所有的私属,即“驱口”,“无论达达 回回 契丹 女真 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1),而且这些人子子孙孙都永远是奴婢的身份“今蒙古 色目人之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2)。根据李锡厚先生的考证,驱口在辽 金 元法律地位同“奴婢”“宫分人”,也就是说是奴隶身份。我们无法了解更多在蒙金战争初期那些被掳掠为驱口的人的状况,但是从元朝后来的法律可以看出端倪,元朝法律中,驱口的地位十分低下,奴婢在主人及其直属亲属面前,被视同卑幼,被完全剥夺了向官府告发主人的权利,奴婢的婚配亦完全由主家掌握,主人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与私宰牛马杖一百相比,说明奴婢的地位连牛马都不如。这个还是元朝政府后来意识到过多的驱口是元朝统治的威胁,三番五次下令禁止把平民变成驱口之后的规定!仍然是低于牛马的非人待遇,至于之前元朝政府中央集权不强,领主有较大的自主权时,驱口的地位及生活待遇只能想象更为低下和悲惨而不是相反。还有一些驱口被俘虏到大草原,被广泛地使用在手工业 军事乃至牧业等生产部门,出使蒙古的西方使者记录了他们生活的惨状,记载他们“被当作奴隶来对待,并且像其他俘虏一样,被派从事各种各样危险的事情”“如果他们在任何事情上触犯了主人,或不服从一道命令,他们就像驴一样地被鞭打”“吃得很少,喝得很少,穿得很坏”“夏天在极为炎热的阳光之下,穿着皮裤,身体的其余部分裸露着;在冬天,他们忍受着严寒,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极度的寒冷而冻掉了脚趾和手指。”(3),可见命运之低下和悲惨!

蒙古统治者通过战争手段,使得草原上的奴隶制度大大向中原地区发展,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原大地上到处开花,当时人记载“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4),蒙古统治者拥有的驱口竟然达到了当时中原人口的一半,也许作者有些夸张,但是驱口数目相当庞大显然是事实。这是阶级关系的大倒退,中原的生产关系显然发生了较大的逆转。与南宋相比,中原受到的阶级关系的倒退显然是更强的,根据研究宋代阶级结构的学者专门的研究,元灭南宋时,除了四川地区外,其他地区的阶级关系大体保持原状,没有发生明显的倒退了逆转。(5),既然南宋抗击蒙古有一定的正义性,那么比南宋受到的破坏更严重的金朝为什么没有这个正义性呢?

说完了驱口,我们再来说说那些平民,也许有人要辩护,那些局部的阶级关系倒退不过是一时的。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平民的状况。蒙古统治者攻占中原地区后,被没有进行一些诸如轻徭薄赋的一些措施,相反却是进行超经济剥削,没有一点把占领区人民当作自己子民的意思。各地的赙仪也很不统一规范,诸王投下与世侯所属都往往各行其是,混乱不堪。南宋使者记载了蒙古赋役之重“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6)

蒙古在灭金后分封诸王贵族,在领地大肆进行剥削,比如在平阳,那里多产麻布,而王赋 官赋却多收金 银。比如王府“又必使贡黄金,始白银十折,再则十五折,复再至二十折,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今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 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监督”作者大呼“人民荒空芜没,尽为穷山饿水,而人自相食也。”(7),这些人对待百姓有一点所谓的仁慈吗?

无独有偶,元好问的一首诗也描述了蒙古统治者的花天酒地和农民的惨状: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

去年夏秋旱,器乐禾穗吐。一夕营幕来,天明但平土。

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多高悬,乐国果何所?

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

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

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8)

作者通过白描的手法,描写了蒙古统治者和贵族们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而在民间,那饥寒交迫的惨状令人痛彻肺腑。并描写蒙古军队践踏了庄稼,庄稼被毁,但是官府仍然急如星火地催逼着交粮纳税,交不出就严刑拷打。到处都是天罗地网,连个“乐国”也找不到啊。这首诗是十三世纪中叶北中国农民的生活血泪图。农民们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而他们的主人却一点怜悯之意都没有啊。

蒙古统治者在征服中原时,还分封了一些汉人的世侯,帮助他们管理汉地,这些世侯由于作了一些保护知识分子的事,所以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是一些正面的。但是对于百姓,他们则远没那么正面。比如在邢州,他们“肆为峻剥,始于贫民下户,次则中人富家,末则权家势要,剥肤椎髓,惟恐不竭。”(9)后来忽必烈时罢黜了汉人世侯“至元之罢侯守,民盖有视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骂如仇雠者。”(10),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怒。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蒙古入中原时期的吏治,也是倒退的。蒙古贵族“见其物则欲,谓之撒花,予之则曰捺杀因,好也。”(11),说白了叫凭空掠夺,耶律楚材上数条便民事,窝阔台其他都同意,就是不同意废除“撒花”的恶习。元朝遗民说元朝亡于蒙古色目人不知礼义廉耻,就是说他们腐败的意思。除了蒙古 色目人的腐败外,一般的官府也不用读书人,专用胥吏“府州司县人吏,幼年废学,辄就吏门,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熏染成性。及至年长,就于官府勾当,往往受赃曲法,遭罹刑宪,盖因未尝读书,心术不正所致。”(12),“廉耻道丧,贪浊成风。”(13),比起金朝地方官大多为进士出身,也是明显的倒退。


三对中原文化的摧残

蒙古军事活动带来的第三个严重问题,就是中原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这主要表现在对儒学的冲击上。蒙古统治者本来主要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另有一些人则信仰聂思脱里派***。在进人中原地区后,许多宗教开始渗透进蒙古统治阶级上层,而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由于其宗教色彩不明显,一时还很难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所接受。儒学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许多儒士同普通百姓一样,沦为蒙古贵族的驱口。“大夫 士 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1),除了被虏为驱口外,由于士人阶层自身的特点,他们承受战乱之苦的能力弱于平民百姓。根据金朝遗民和元人的《归潜志》《中州集》《析津志》记载,大批士人在金亡前后死亡,虞集说的金朝士大夫殉国之多可能就是针对此点而发的。儒士们侥幸活下来的,丧失了传统的优越地位,学习成文,作诗吟赋,科举题名,进入仕途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命运与普通平民无异。南宋使臣经过燕京时,即使他们对金朝充满敌意和仇恨,但是也不得不对金朝士大夫表示唏嘘

“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抚(王檝)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2)

早期由于蒙古统治者认为儒学的宗教色彩不明显,而蒙古统治者信任佛教 道教等宗教,佛道等宗教的赋税进行了蠲免,但儒士却要同普通编户一样,“出银作差发”,以至于当时的燕京教学行曾有诗云:

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

金马玉堂卢景善,明月清风范子仁。

李舍才容讲德子,张斋恰受舞雩人。

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3)

儒户的正式确立是在太宗十年以后,戊戌试“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4),其中仅仅读书人在驱口身份的就达到四分之一,可见读书人陷于驱口身份之多。

很多儒士为了逃脱成为驱口的地位,流入僧 道 民 军 站 匠 医 卜等户,谋生手段改变。(5)

在此情况下,儒学遭到沉重的打击,跌入谷底。

除了儒士和读书人的命运悲惨之外,经过好几代发展起来的文化产物也遭到破坏。比如学校“金季板荡,中原丘墟,所在庙学例为灰烬”(6)。“自经大变,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之余者,百不存一二焉。”(7)

还有蒙古统治者和军队丝毫不重视文献的价值,大批文献遭到焚毁和破坏,辽金两朝本来文化成就很可观,但是由于蒙古统治的摧残,好多文献没有流传后世。比如辽朝的典籍,由于几经战乱,辽朝的实录、国史以及金朝据此编纂的《辽史》都已严重受损,因而变得残缺不全。元好问对此感慨系之,他曾说道:“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8)

还有金朝的典籍“中原新经打乱,文籍化为灰烬”“金儒士蔡珪 郑子聃 翟永固 王庭筠 赵沨皆有文集行世,兵后往往不存。”(9),到了清朝时收集金人的文集时,仅仅存《拙轩集》等五种,不少还是从《永乐大典》里辑佚出来的。另外,金灭北宋时接收了一批北宋收藏的文献“宋自南渡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金。”(10),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北宋刻本很少,就与蒙古的破坏有关。我从前是很相信报应之说的,研究辽金史,最大的困难在于文献过于缺乏,而这不能不说与蒙古的破坏,而且不注重收集辽金文献有关。而元朝的传世文献虽然不如宋 明 清。但是比起辽 金 汉 唐则绰绰有余,看来报应之说还是不能信啊。

还有,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本民族文明充满优越感,对于其他民族的文明,则抱有顽固的傲慢与偏见。比如成吉思汗对自己制定的法令和规矩充满自豪,他说“将来,直到五百年 千年 万年以后,只要承嗣汗位的后裔们依然遵守并用不改在全民族中普遍沿用的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上天将佑助他们强国,使他们永远欢乐。”(11)

窝阔台时期的大臣别迭建议“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12)

蒙哥“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13)

综上所述,蒙古在入侵金朝的过程中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使中原生产关系倒退,对待占领区百姓根本没有当作自己的子民,而只是剥削的对象。而且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刘浦江先生说“蒙古人初入汉地,统治手段相当野蛮,根本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对汉族文明持抵制的态度”(14)是十分有见地的。

那么我们比较蒙古灭金与灭南宋,可以发现灭南宋比灭金要温和的多,不仅对于皇族是保护了,而且屠城的现象减少了,阶级关系也基本没有出现倒退。如果这时说南宋抗击蒙古的战争是正义的,学者论述也比较多(15),那么不详细说明金朝抗击蒙古是正义的,我们是不是有点偏于“华夷之辨”和历史研究的双重标准呢?请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