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北元—南朝与北朝-蒙古关系之探讨

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呼和浩特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8412

【标题注释】《高丽史》恭愍王世家,二十年(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 王右丞等欲归附大明……”。这是“北元”一词第一次见于史笈。明人记载称妥欢帖木 儿后裔政权为“元”、“故元”、“残元”。“北元”当系高丽人所创。

【作 者】胡钟达

【内容提要】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一统王朝。一三六八年明军进入大都,从此,在元朝旧有 的版图上出现了明朝和北元*——蒙古两个并峙的政权。北元——蒙古的汗统是成吉思 汗——元顺帝皇统的延续,北元——蒙古自认是元朝的继承者,对这一基本事实,明朝 和清朝统治者都是承认的。北元——蒙古和明朝一样是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我国的政权 。

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宋齐梁陈与魏齐周隋并立、宋与辽金对峙的两次南北朝。明与 北元——蒙古也被当时的蒙汉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称之为南北朝。明朝和北元——蒙古的 对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

国家的分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南北朝总是暂时的。二百余年间 ,明朝与北元——蒙古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最后终于在十七世纪中期由后金—— 清完成了重新统一的历史使命。

【正 文】

明朝和北元——蒙古的关系,是十四世纪中至十七世纪中这二百余年间我国历史上的 一个重大问题。明朝与北元——蒙古之间,既有和平相处、友好往还,在经济、文化等 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给蒙汉各族人民带 来灾难和悲戚的消极的一面。这些都曾经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予以正确的总结,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课题之一。

明蒙关系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它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国家 之内两个对立政权之间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统一政权的内部问题。当我们涉及这个研究 领域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应该予以考虑的。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至今尚未取 得一致的意见。


北元——蒙古政权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元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就客观事实看,其汗统 又确实是元朝皇统的延续。要把这样一个政权当作中国的“外国”,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说北元——蒙古是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之内的一个国家,还有第三个理由,即自 我标榜为受天命继元朝得正统的明朝,实际上没有,也无法否认北元——蒙古是元朝的 继承者。

朱元璋于洪武初年曾多次发表文告,阐明明朝统治集团对元朝的态度。这些文告以及 有关文件、谈话充分肯定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封建正统王朝,并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件由 宋濂草拟的北伐檄文声称:“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 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是以纲维天下”。(17)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 诏立泰宁等三卫,敕元故辽王阿扎失里时,更加明确地说:“覆载之间,生民之众,天 必择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祸淫,始古至今,无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 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 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18)从 天命论的高度,论证了元朝统治的合理性和它的封建正统的地位。朱元璋还说过:“元 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父祖,亦预享其太平。”(19) 致元顺帝书中也承认:“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赖承平之乐。”(20)这就是对元代的治绩 ,也基本上予以肯定。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取代元朝的统治以后,于洪武二年二 月,三年二月两次开局,实际工作不足一年时间,匆匆修成《元史》算是给元王朝盖棺 论定。史官们按朱元璋的意图,盛赞蒙元功业。李善长《进元史表》说:“……成吉思 汗之时,聚会斡难河上,方尊位号,始定教条。既近取于乃蛮,复远攻于回纥。渡黄河 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继之,而金源为墟。世祖承之,而宗箓遂讫。立经陈 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自兹以降,亦号隆平。”(21)《元 史》地理志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 不逮之。”(22)洪武六年,又作历代帝王庙于京师。殿五楹。中奉伏羲、神农、黄帝; 左奉金天、高阳、高辛、尧、舜;右奉禹、汤、文。又左奉武王、光武、唐太宗;右奉 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23)同年十一月又立元世祖庙于北平。(24)元朝 作为我国古代一个封建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就这样完全确定了下来。

就朱元璋和他的集团而言,给予元朝以正统地位,不仅是对客观存在的承认,更是为 自己的统治建立理论依据。所谓“逮其后嗣不若,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25)说 穿了朱元璋自己的用心。但是,元之“受天命”,已有百年历史,而“天更元运,以付 于朕”,则尚待历史来证明;尤其元顺帝还在应昌,其子嗣复不失旧物,怎么对待这个 时刻企图复辟的北元政权,朱元璋颇费了一番心机。谈迁说:“高皇帝忧在漠北,意未 始一日释也。”(26)的确触及了朱元璋的痛处。

从朱元璋明王朝的立场来说,最好的对策莫过于消灭北元这个政权。洪武间对北元军 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交替进行,都未获得预期效果。北元大大地被削弱了,但依然存在。 剥夺北元的正统地位比较容易。早在北伐檄文里,朱元璋集团就提出了“胡虏无百年之 运”的封建大汉族主义的命题。其论据无非是华夷之辩,伦理纲常、君权天命等传统的 封建政治理论。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元末,把腐朽的元朝廷痛骂一通,是 很能打动汉族人民特别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何况现今元顺帝撤离大都,偏安沙漠,中原 地区已全在明朝统治之下,因而完全可以对着妥欢帖木儿宣称:“代君家为民主,亦莫 非天命”,对方也不得不默许。但是,要进一步否认以元顺帝及其后嗣为首的北元这个 政治实体的存在,否认这个政治实体是元朝的继续,则无论如何办不到。特别是,由于 百年统治,元朝已经赢得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效忠,张旭自书“身在江南,心 思塞北”,(27)很能代表一些遗老的心理。作为一代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朱元璋精明过 人,他清楚这种局面,所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元顺帝及其后裔的应昌、和林政权还是元统 的延续。他在致爱猷识理达腊的书中说:“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几及百年,养育之久,生 齿之繁,以此知运虽去而祀或未终”,(28)表述了他对北元的基本态度:元依然存在, 但已经不再是奉天承运的正统。于是对北元以“敌国”礼待之,所谓“非正朔所加,故 称敌国。”(29)往来函件称“书”,以示不臣;称北元皇帝为“元主”“元幼主”,以 示其非正统之君。这大体是袭用陈寿《三国志》的书法。对于我们来说,孰为正统,无 关宏旨;关键在于明朝一方仍然承认应昌、和林政权为“元”。鬼力赤去国号以后,明 朝对于蒙古国仍以“元裔”目之。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朱元璋及其后嗣常常习惯于以“中国”“中华”“中夏” 与“夷狄”“北狄”相对举。那一通北伐檄文劈头便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 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短短一篇八百字 的文字,“中国”一词竟用了九处,作为“中国”同义词的“中华”“华夏”“中夏” 用了五处,共达十四处之多。在以后的官方文件、人们言谈中,这种情况也每每可见。 实际上,这里的“中国”(包括“中华”“华夏”“中夏”)只是一个民族的和地域的概 念。它指汉民族或者是指汉民族的居住地区,亦即中原地区。

北伐檄文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说 文》,“帝,王天下之号也。”先秦,各诸侯称国,集各国为天下;王天下方可称帝。 明朝人也普遍认为,“言正统者,以天下为一,则以正统归之。”(30)“自古帝王临御 天下”云云,正是认为必须“有天下”,“得正统”,才能称帝,才是天下之主。元朝 符合这个条件。上引《元史•地理志》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 、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北伐檄文说:元“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 服”。都是说元朝为“有天下”者。明朝也自称为符合这个条件。朱元璋谕元宗室部落 臣民诏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31)朱棣敕谕阿鲁台 也说:“朕奉天命为天下君”。(32)元、明和汉、唐、清诸王朝一样,都因为有“天下 ”而成为我国的正统王朝。我国古代所谓的“天下”,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时代 的中国版图。

至于明朝甚至秦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语言里的“中国”,实际只是“天下”的一部分 。北伐檄文中的“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是说“ 中国”居中央,夷狄处四周,包中国、夷狄为一体,即天下。这里的“天下”显然是沿 袭先秦的“天下”模式。这里的“中国”无疑是指中原,或者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檄 文还说“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 华”,就是把“中原”当作“中国”的同义词来运用的。当然,朱元璋集团所谓“驱逐 胡虏,恢复中华”,并不是不要少数民族,也不是只求统治“中国”(即中原)即能满足 。他们的目标是“中国居内以制四夷”,即由汉族地主阶级来统治“天下”,因为如果 不能“有天下”,便不能称帝,便不能算是得正统。但是明朝始终未能统一蒙古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未能“有天下”,也就算不得“正统”。

综上所述,明朝方面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围绕由谁继承元朝正统的问题,做了许多 文章。但是由于同样的需要,它也不得不在实际上承认北元——蒙古是元朝的继承者, 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

最后,从蒙古政权的结局来看,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它是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的组成部 分。

一六三五年(皇太极天聪九年),后金贝勒多尔衮率军进攻察哈尔部,蒙古大汗额哲投 降。额哲降清,宣告蒙古汗统终结,成为北元——蒙古政权覆灭的标志。一六三六年皇 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与这次战争的胜利有直接关系:察哈尔部的降服固然是主要的 ,而所谓历代传国玉玺的获得,在思想、舆论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由《清 朝开国方略》卷二十、二十一摘引几段有关文字如下:

太宗天聪九年“八月庚辰,诸贝勒遣官赍疏至,谢上遣使远迎恩,并奏报收获历代传 国玉玺。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弃都城,携入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 百余年,有牧羊山岗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之,玺乃见,归 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为察哈尔林丹汗所破,玺归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贝勒等 闻玺在苏泰福晋所,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浩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 ,光气焕烂,询至宝也。多尔衮等甚喜,曰:‘皇上洪福非常,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 之瑞也。’遂收其宝。”

九月辛亥之次日,皇太极专程至阳什穆河迎接多尔衮等,“诸贝勒率归降察哈尔汗子 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大臣等驰马来谒。太宗率众稍前,至御营南岗所筑坛上,设黄案 ,焚香。太宗率众拜天毕,还御座,凯旋诸贝勒设案袭,以毡奉所得玉玺置于上,令正 黄旗大臣纳穆泰,镶黄旗大臣图尔格举案前进,诸贝勒率众遥跪以献。御幄前设黄案焚 香,太宗受玉玺,亲捧之,率众复拜天。礼毕复位,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 所用之宝,天以畀朕,非偶然也。’”

九月辛酉,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同日奏:“臣观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 符。历代玉玺,传自汉代,距今二千余年。今因圣武布昭,天畀我国,是天赐九五之尊 ,而享天下之福无疑也。愿顺时合天,早集大勋,以慰臣民之望。”

接着十月戊寅朔,管汉军大臣石廷柱率汉官等奉表称贺劝进。十二月甲辰,内外诸贝 勒以“察哈尔举国来归,又得历代玉玺”,合辞劝进,请上尊号。经过这一番舆论准备 ,第二年一六三六年四月,即以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都元帅孔有德等请,受 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

我们所以大段摘引,是因为这些记载如此生动,以致无须多作解释,就可以使人相信 ,在最初,清朝统治集团认为,他们是经由北元——蒙古承元统而得天下的。

论证至此,我们认为,北元——蒙古和明朝一样,只能是那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一个政 权。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主要由于内部原因崩溃了,在这个王朝 原有的版图上,形成一南一北两个(或几个)国家(即政权),而在北方的那个国家,又是 由少数民族所建立,这种现象曾经出现过多次。

公元四世纪初,西晋崩溃,晋室南渡,黄河流域大乱。四二○年,刘裕代晋建宋;四 三年拓拔魏结束十六国混战统一北方,出现南北两个王朝对峙的局面。南方有宋、齐、 梁、陈四朝邅替,北方也经过北魏、北齐、北周、隋四朝的分合,至五八九年灭陈,南 北复归统一。这种南北两个(有时是几个)国家对峙的局面,前后延续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北方的王朝自以为占有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即当时的所谓“中国 ”,标榜自己得封建正统,骂对方是“岛夷”;南方的王朝则自以为是汉民族出身,继 承了历史上传统的封建文化,也宣称自己是华夏正宗,骂对方是“索虏”。但是双方谁 也无法否定对方的存在,更无法阻止客观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人员的往还。广大下层人 民对这种封建正统之争并不感兴趣,一旦政治局势稳定下来以后,他们首先用平等的态 度来看待南北两个朝廷,渐渐地南朝、北朝这样的南北对等的称呼也为双方上层统治者 所接受。由于隋朝的统一和唐初李延寿《南史》、《北史》修成,无论是南朝或北朝都 被看作是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王朝,南北朝的概念终于被大家接受而成为对我国历史上 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政治局面的传统表述。

公元十世纪以后宋辽、宋金对峙相继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公元五至七世纪 那种特定政治局面的再现。由于第一次南北朝历史的经验,宋辽、宋金之间,很快就互 以南朝、北朝相称。当然,德运之争还是免不了的。在北方,自金修《辽史》开始,争 论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但所争无非是谁为正统,谁为闰统,谁算“合法” ,谁属“僭伪”。事实上,能够成为争论,其先决条件是,双方都把对方看作是我国当 时实际存在的、具有共同的封建礼法的政权。至正三年,元顺帝诏修宋辽金三史,总裁 官、右丞相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33)不久三史修成,宋与辽 、金作为我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的历史地位便确定了。

历史经常会重演,当然,具体情节是不会重复的。一三六八年以后,明朝与北元—— 蒙古两个政权很快形成并延续下来。明朝一方朱元璋集团出身于汉民族,占据着我国传 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亦即当时的所谓“中国”,可以宣称自己是正统,但 是北元——蒙古则又是大元王朝的堂堂正正的继承者,明朝既不否认元朝的大一统,又 无法否定北元——蒙古对大元的继承。公元五至七世纪、十至十三世纪两度在我国出现 的政治局面再次形成,这种政治形势反映到人们的意念上,就是南北朝重来。

洪武三年,朱元璋在祭爱猷识里达腊文里说:“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国”。(34) 这无异公开承认,应昌的元政权与南京的明政权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两个王朝。此后,洪 武五年朱元璋“遣使赉书元幼主云:“自古国家必有兴废,以小事大,理势之常。贤智 者亦所乐行而不以为辱。昔我中国赵宋将衰之际,为金所逼,迁都于杭,纳以岁币。其 后金为君家所灭,君家亦遣使于宋,约纳岁币,一如金时。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 延祚百五十年,此以小事大之明验也。”(35)这里,朱元璋拿出宋、金对峙的历史来与 明、北元相比较。尤其有趣的是,以南宋比北元之“小”,而将自己放在金、元的地位 ,以显示其“大”,要求北元象赵宋一样“以小事大”。这一比,历史的、现实的民族 矛盾完全不见了,只要北元称臣纳贡,“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 就是宋金对峙一样的南北朝,北元也因此可以“延祚”。朱元璋实际上已经承认明与北 元之间的南北朝事实,并大体上以近似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只不过,他希望这次南北朝 ,不应为五至七世纪那种类型的完全平等,而是象宋金那样“以小事大”,由北元向他 纳贡。

朱元璋及其后裔没有能兼并北元——蒙古政权,迫使蒙古政权称臣纳贡,也只是在某 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局部地实现过,南北对峙的局面延续下来,明朝君主们不得不习惯于 这样的局面。永乐六年,明成祖朱棣致书本雅失里云云“我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 意抚恤,来归者辄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帖木儿归,嗣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36) 此似为以“南北”来称呼明、北元两个政权之始。不过处于优势的明朝一方总不肯直截 了当地使用“南北朝”这个词,太祖、成祖固是如此,后代君主及其臣僚更不待言。大 约在孝宗年间,兵部主事何孟春《上大司马相公书》云:“比闻北虏有书,要三千人入 贡。……虏称‘书’而不‘表’,与我抗也;称我以‘南朝’,是将北等我也。”(37) 害怕一称“南朝”就“将北等我”,失去“天下主”的正统地位,他们的文件、言谈总 是摆出臭架子,自称“天朝”“中朝”,但处于困境的时候也不得不流露真情。早在正 统、景泰间,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明朝使臣与瓦剌也先交涉时,就自称“南朝”,说“ 今南朝沿关口,军马多者十余万,少者七八万,极少考二三万,俱各奋勇,欲报君父之 仇。”(38)

明朝一方被统治的汉族人民,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们径以“南朝”“北朝”来称 呼明朝和蒙古。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嘉靖四十年六月初八日,“朱朝大明国” 山西太原府代州崞县儒学增广生员段清题记,在诉说自己一家如何流落草地以后写道: “后至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有妹夫石枚带领幼男甲午几投过南朝去了。”(39)这南朝 就是明朝。又有张鲁那题记:“嘉靖三十八年,张鲁那在北朝丰州。我与达儿汉□□板 升下□。木匠张进峰,山西汾州爱子里人氏,蔚州□水北村主(住)。林(临)行上□达儿 汉,后到北朝多亏你。如今众要□□,不由我说要留下。木匠根(跟)通事□□□。”(4 0)张鲁那即张进峰,自称山西人。现在“北朝丰州”。呼和浩特地区元朝为丰州,嘉靖 三十八年左右正由蒙古俺达汗统治,所以这里的“北朝”无疑是指蒙古封建政权。段清 、张鲁那,一增广生员,一木匠,都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或劳动人民,而题记 本身又均为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毫无做作之态,他们称明、蒙古为南朝、北朝,反映 了南北朝的称呼在当时汉族下层人民中普遍流行的客观事实。

至于蒙古一方,据明代汉文文献记载,称呼明朝和蒙古为南朝、北朝的记载,也屡有 所见。

土木之变前后,为交涉通贡和释放明英宗,明朝与蒙古之间使臣往来频繁,蒙古封建 主的一些片言只语得以留传下来。英宗正统末年,瓦剌也先对明朝派来的通事言:“吾 有子,请婚南朝公主。”(41)后来英宗被俘,袁彬又从也先部下知院处得悉:“我太师 也先曾说,我有什么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皇帝一会。”(42)这都是也先亲口所 说,他一概将明朝称为南朝。李实受命赴也先营交涉,至土木,也先所遣右丞秃马“指 顾曰:上皇在彼被留,南朝枉有人马众多,不能战。”(43)显然。蒙古一方上上下下都 按照也先的口气,用“南朝”来称呼明朝。

达延汗在位,“南朝”的称谓更直接见诸大汗致明朝的国书。这件国书虽已不可见, 却能由上引何孟春文略窥端倪。何孟春说:“是将北等我也”,无疑达延汗的蒙古是以 北朝自居的。

俺答汗时期,南北交涉更多。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俺答派使者李天爵“持番文至,谓 :吉能欲犯河西,渠差人往谕,谓且入贡南朝,止令勿抢。”(44)隆庆四年把汉那吉降 明,俺答对明使鲍崇德说:“今天使我孙投降南朝。”(45)而那位把汉那吉,在下决心 降明时,一边骂他的祖父,一边愤慨地表示:“我即降南朝”。(46)另外,嘉靖二十年 ,俺答求卜,“乃往问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贡南朝乎?’”(47 )俺答和他的孙子以及他的部众们,都把明朝称作南朝。隆庆五年正月,吉能使者摆言 恰等到榆林墙下要求通贡“吉能使我们出来,议要和,各分地方住牧。……若南朝人出 边寻采柴草,不许捉脱衣裳;查出,原达子罚马一匹,牛羊各一只;若还杀死,就与偿 命。乞南朝通丁不要赶马打帐。”(48)则吉能和他的部属使者们也是这么称呼。

普通的蒙古族牧民,他们的生活思想、言谈举止本来就很难在文献史料中留下痕迹, 至于如何称呼明朝和蒙古,就更不容易搞清楚。但有时史料也会透露一点消息。景泰四 年十一月,大同东路参将方善奏称:“鞑贼累至边墙索羊酒,且言来看南朝墩台”。(4 9)则蒙古牧民也和上层统治者一样,习惯于南北朝的称呼。

明朝和蒙古的对峙。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崩溃以后在我国出现的两个政权,这种政 治局面与我国历史上四至七世纪、十至十三世纪两次南北朝一样;而且在当时,无论是 明朝,还是蒙古,无论是上层蒙汉封建统治阶级,还是蒙汉劳动人民,统统都称明朝为 南朝,北元——蒙古为北朝。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明朝和北元——蒙古的对峙,是 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

有一种意见,承认在明代,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又认为,它受明朝的管辖,不是 与明朝并列的一个政权。这种意见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明、蒙关系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多种隶属程度不等的关系形式。主要有下述这几 种:

一种是朝贡。明代蒙古各部,有时甚至包括蒙古大汗在内,对明朝的朝贡相当频繁。 中国古代,仅仅朝贡而没有其他隶属关系并存,这只是一种贸易形式。当然这种朝贡贸 易,并非平等的交换。就经济价值而言,回赐经常要大大超过贡品;而在政治上,朝贡 者则往往需要称臣。然而这种“称臣”,完全是名义上的,没有任何实质上的隶属。所 以仅仅凭借朝贡这一现象,不应该作出蒙古隶属于明朝的结论。

一种是设卫。朱元璋以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率归附,于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宁 、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这就是所谓兀良哈三卫。其制,“三卫头目各自领其众”。 (50)子嗣承袭须经明朝认可敕封,这是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明成祖朱棣“靖难”,选 兀良哈三千人为兵。从战有功,“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51)“约以为外 藩,居则侦探,警则捍卫,岁给牛具、种、布帛、酒食良厚。”(52)但是三卫统治者常 常不听指挥,“终明之世,泰宁、福余常与东合,而朵颜常与西合,为中国膏肓之患, 则皆三卫为之乡导也。”(53)同时三卫局处东边一隅,远不是蒙古主体,所以这种隶属 关系不应估计过高,它不会从整体上影响蒙古与明朝的关系。(至于赤斤蒙古等安西七 卫,情况复杂,另当别论。)

还有一种形式是封王。永乐七年,朱棣封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 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赐印诰。 永乐十一年,朱棣又封鞑靼权臣阿鲁台为和宁王。诸王,一般岁一贡或再贡。隆庆五年 ,明穆宗朱载垕封俺答为顺义王,给镀金银印,并封俺答子侄等数十人。诸王爵的袭封 ,必须报请明朝批准。尤其是俺答汗、接受明朝颁行的正朔,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称“ 大明金国”。(54)

应该认为,这种隶属关系更进了一层。但是,第一,接受明朝敕封为王者,都不是蒙 古大汗。他们或为权臣,如阿鲁台,或为割据一隅的酋长,如瓦剌三王等,无论在名分 上或是实际上,都不能代表整个蒙古。第二,时间也是短暂的,阿鲁台,至宣德九年为 脱欢所杀,和宁王之封不过二十年左右。瓦剌贤义、安乐二王,正统初年为脱欢所杀, 前后也不到三十年。顺宁王马哈木死,永乐十六年敕脱欢袭。正统四年脱欢死,子也先 称太师淮王,顺宁王之封似亦告终。俺答顺义王之封,历黄台吉、扯力克,至万历四十 一年卜失兔袭,已近半个世纪,但与整个明代比,还是短暂的。第三,隶属程度也有限 。受封者与明朝的关系,常常今日受封,明日开战,叛服无常,闹得很僵。至于受封诸 王的内部政事,明朝几乎完全干预不得。《明史•鞑靼传》总结云云“鞑靼”当洪、永 、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 多以雄杰之姿,峙其暴强,迭与中夏抗。”一般说来,比较公允。

蒙古与明朝之间,是存在过某种低级的、短暂的、局部的隶属关系,但并不能从总体 上、实质上改变这是南北两个并列政权的基本面貌。这既不象宋、齐、梁、陈之与魏、 齐、周、隋那样完全平等,也不象两宋之与辽、金那样“以小事大”。总之,无论从什 么角度看,把明朝与北元——蒙古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来对待,还是比较符合 当时历史实际的。

在我们祖国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政治上大一统的时期,也有不少几个国家分立的岁 月。但是统一总是主流,而且这种统一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第一次南北朝,延续了一百 五六十年;随之而来的是隋唐大一统;第二次南北朝延续了三百年左右,代之而起的是 元朝的大一统;明朝和北元——蒙古并峙的这第三次南北朝,经过二百六七十年以后, 最终也由清朝统一起来。南北朝总是暂时的,因为这种政治局面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要求,不符合我国广大各族人民的愿望。明朝与北元——蒙古对峙的二百多年里, 尽管战争连绵,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股强大的要求和平、统一的潮流贯穿始终,并 且日益加强。

我国历史上,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源远流长。这种联系在元代得到了 进一步发展。由于内地物质财富源源北运,大量汉人、色目人迁入屯垦,蒙古草原畜牧 业和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大大改观。内地也因为结束南北分裂和混战, 生产发展获得了必要的前提。政治上的统一推动南北经济的发展和联系,蒙古草原在经 济上与内地成为一体。一三六八年以后,两个政权并立,人为地切断了这种经济一体, 结果使蒙古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单一游牧经济时代。单一游牧经济满足不了蒙古族牧民 对生产和生活所必备的手工业品、农产品的需求。也满足不了贵族统治者们获得生活奢 侈品的欲望。人们的这种经济要求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在明朝与北元——蒙古之间, 开辟着交往的渠道。而当它受到明朝一方的阻挠而不能实现的时候,往往以战争的形式 曲折地表现出来;战争则又使双方两败俱伤,不得不坐下来探求新的联系途径。

永乐初,朱棣先后封瓦剌马哈木等为顺宁三王,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允许每年一贡或 再贡。明朝与北元——蒙古间的直接经济联系,在中断四十年以后,以朝贡贸易的形式 重新建立起来(与兀良哈三卫的经济联系恢复得更早些)。朝贡贸易规模不断由蒙古方面 加以扩大,至也先、达延汗时期常常一次三千人入贡,最多达六千余人,(55)据统计, 自永乐初年至隆庆四年一百六十余年间,蒙古封建主们向明朝朝贡八百余次,其中一百 九十一次的贡使人数是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一名。永乐间,仅漠北阿鲁台即入贡四十二次 ,其中三次的赏赐是:钞四万八千锭,文绮二千匹,丝绢二千匹,表里二十八,金织文 绮四十五匹,绢八十匹,米三千石。(56)即使是这样的规模,朝贡贸易仍然满足不了蒙 古方面的需求,战争又打起来。当双方关系恶化,战乱不休,明朝封锁边境的时候,蒙 汉人民冲破统治者所设的藩篱,以各种方式互通有无,甚至被明朝统治者推到第一线去 防备蒙古的墩军,也卷进了经济交换的渠道。“我之墩军、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 交易,久遂结为腹心”,竟至发展到“虏代墩军了望,军代达虏牧马”的地步(57)。

隆庆五年,在经过一番战火的洗礼以后,俺答封贡实现。除去原先的朝贡而外,宣府 之张家口、大同之守口堡等十三处马市相继开设。马市本身就包含着很浓厚的民间贸易 因素;在十三处马市地点,每逢马市完毕以后,还要开设民市,马市和民市作为一种独 立的贸易形式出现,标志着明朝与蒙古之间经济联系之门大开。在万全等地,开市之日 ,市集上“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锻铺,苏杭绸锻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 、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长四五里许。”(58)其繁盛可想而知。此 外,俺答封贡以后,边防“衡口,每月望后,俱有小市”,“以抚穷夷”。(59)于是蒙 汉之间的贸易通道,从官方到民间,从大宗买卖到零星交易俱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 系。比起明朝初年的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来,真是换了一个天地。

元代,蒙古草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带着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烙印, 韩林儿檄文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60)以略带夸张的语言反映了这一事实。明代 隆庆万历以后由朝贡,马市、民市、小市组成的明蒙间贸易体系,则基本上是平等互利 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后期蒙汉经济联系比起元朝来,基础更坚实,渠道更通畅和 多样,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政治方面,无须讳言,明朝和蒙古之间曾经发生多年的,有时是很残酷的战争。但 是从总体上考察,这些战争曲折地体现了扩大经济联系和恢复统一的客观历史要求,呈 现出明显的兼并统一战争性质。

就北元——蒙古一方来说,顺帝退出大都以后,即“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 欲图恢复”。(61)尽管连遭挫折,北元统治集图并未失去复辟的希望、洪武七年朱元璋 致书爱猷识理达腊,说他“壮弱不过二万”,仍然在“意图中兴”。(62)此后,北元— —蒙古内部长期陷于无休止的封建割据混战的泥淖,无法再图恢复,但是一旦条件许可 ,总要“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63)也先就是在重建大元一统的旗号下发 动的对明战争。至于明朝,其宗旨则是“朕今统承天位,天下一家,薄海内外,俱效职 贡”,(64)因而认为“元运既终,天命归我中华,凡其遗民,皆我赤子”。(65)洪武、 永乐间,每发动对北元——蒙古的战争,总俨然以为子民除残去秽为标榜。朱棣大败本 雅失里于斡难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上日:朕所讨者凶渠耳 ,彼亦吾赤子,为贼所困久矣,命皆释之,人给口粮羊马,仍下令禁官军勿侵害。”(6 6)双方统治者的实际目的如何,他们的兼并统一战争能否胜利,那是另一问题,明朝与 北元——蒙古之间的许多战争,有着强烈的南北朝兼并统一战争性质,则是显而易见的 。

不过,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明朝和蒙古双方,都已被自己内部极为尖锐的阶 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严重削弱,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再去兼并对方。统一作为 一种趋势,是在日益成熟,然而无论明朝和蒙古都不可能担当起统一的重任。

就在这时,祖国大地上一股新兴的封建政治力量出现了。刚刚由满洲贵族所建立起来 的后金——清政权,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一六三五年灭蒙古,一六四四年入关,终于 结束了二百六七十年来明朝与北元——蒙古对峙的局面,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统一使命。

注释:

①《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一九,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

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21页。

③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31页。

④《高丽史》辛福世家,三年(洪武十年)二月“始行北元‘宣光’年号。中外决狱, 一遵至正条格。”五年(洪武十二年)六月“北元遣佥院甫非告郊祀,改元‘天元’。” 引自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版。

⑤《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八八,永乐十一年八月庚午。(以下仅标某祖某宗实录,“ 明实录”略)

⑥《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卷六六,洪武四年六月壬寅。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⑧《正统临戒录》,丛书集成本。

⑨《英宗实录》卷二三四,景泰四年十月戊戎。

⑩《孝宗实录》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乙酉。

(11)《英宗实录》卷五十,正统四年正月癸卯。

(12)《英宗实录》卷一二四,正统九年十二月甲寅。

(13)《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四,翁万达《北虏求贡疏》。

(14)《蒙古源流》卷五。

(15)《国榷》卷九,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己巳。

(16)《英宗实录》卷二三四,景泰四年十月戊戎。

(17)《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以下引檄文不再加注。

(18)《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

(19)《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癸酉。

(20)《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

(21)《元史》卷末。

(22)《元史》卷五八。

(23)《国榷》卷五,洪武六年八月乙酉。

(24)《国榷》卷五,洪武六年十一月。

(25)《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

(26)《国榷》卷四,洪武四年九月丙辰。

(2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六,鞑靼。

(28)《太祖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29)《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30)徐一夔《正统篇》,载《明文衡》卷二四,四部丛刊本。

(31)《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32)《太宗实录》卷七三,永乐八年十二月丁末。

(33)权衡《庚申外史》至正四年条,丛书集成本。

(34)《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一九,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

(35)《太祖实录》卷七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

(36)《太宗实录》卷五五,永乐六年三月辛酉。

(37)《明经世文编》卷一二六。

(38)李实《北使录》,丛书集成本。

(39)李逸友《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金元明各代题记》附录《万部华严经塔明代各汉 文题记摘抄》,《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40)李逸友《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金元明各代题记》附录《万部华严经塔明代各汉 文题记摘抄》,《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41)郑晓《今言类编》卷四,丛书集成本。

(42)袁彬《北征事迹》,丛书集成本。

(43)李实《北使录》。

(44)《世宗实录》卷三一三,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戊辰。

(4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中华影印本。

(46)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大隐楼集》卷十六。

(47)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48)何东序《套虏输款求贡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八二

(49)《英宗实录》卷二三五,景泰四年十一月丙子。

(50)《明史》卷三二八,《朵颜三卫传》。

(51)《明史》卷三二八,《朵颜三卫传》。

(52)《明史记事本末》卷十,《设立三卫》。

(53)《明史记事本末》卷十,《设立三卫》。

(54)见美岱召泰和门门额。

(55)《孝宗实录》卷一三四,弘治十一年二月己巳。

(56)阿萨拉图《明代蒙古和中原间的贸易关系》,载《民族团结》一九六四年第二、 三期。

(57)《世宗实录》卷三六四,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参看岷峨山人《译语》,丛书 集成本。

(5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五五卷。

(59)《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壬辰。

(60)叶子奇《草木子》。

(61)《太祖实录》卷四四,洪武二年八月丙寅。

(62)《太祖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63)《正统临戎录》。

(64)《太祖实录》卷一四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寅。

(65)《太祖实录》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己丑。

(66)《太宗实录》卷七十,永乐八年五月辛已。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

新闻阅读排行

热门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