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的政治权谋与御人之术是一流的,在其高度集权的统治下,实际为太平天国的中枢,集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调度灵活,这些远非腐朽的满清旗兵绿营可比。但他的军事才能实在是差石冯一筹。在其指挥天国的时间里,从没有摆脱过单纯防御与流寇主义错误,但在天京保卫战中杨韦的错误军事指挥更是明显,与石达开两度主常天京防务工作天壤之别。

说实在的,我觉得天国过早定都天京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战略失误,过早地背上了过重的都城这个军事包袱。天京事变更是给天国带来了覆灭性的灾难,从此,天国再也连那一点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而造成这种悲剧,固然与洪杨韦等权力争夺至关重要,杨死后,天国中枢神经瘫痪,至此东南西北豫诸王皆没,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央那些诸殿高级幕僚几乎全被或受诛被杀,或离京出走,而地方实力并没有太大损失,造成历来亡国之本的外强内弱的情况。这种情况贯穿了太平天国整个后期,再也没有一个杨秀清式的中枢人物。

而韦杨死后,虽然天京损失惨重,但那时清兵也实在到了崩溃的边缘,向荣病逝,江南江北大营已破,曾对政府与江西当局充满怨愤,在家乡守孝,英法美俄不断对清廷施加压力,而咸丰更是断然拒绝谈判,中外战争一触即发,如果石洪能重新整合权力组织,取得一时的胜利又有何尝不可。但洪石都以个人私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亲手葬送了天国。

石的出走固然与洪的自毁长城有关,洪应该负较多责任,但石真的就没有一点私心吗?有,而且是可怕的,足以毁灭天国的私心。在洪密诏石、韦回京靖难时,石并没有立即进京勤王,而是以观望的态度静观其势态的发展,想置身内讧之外,然而制定诛杨计划又从来就没有少过他的参与,没有这位外部强有力的翼王支持,洪、韦还是没有那个胆量的。他在得知杨确实已被诛才只身进京,又以无辜的面目责备韦昌辉,想再次借洪,一箭双雕,但洪显然令他大失所望,反为韦所迫,只好只身连诳逃出京城。一方面密切注视天京的内讧继续发展,一方面召集东殿余部,扩大翼殿势力,以清正的面目大捞政治资本,当洪终于取得胜利,石的目的基本达到,而其时石的影响力虽仍不及杨在世时,但绝对是重新整合指挥权力机构,将来军政大权必然为其所控的唯一人选,当然,石没有韦杨取洪而代之的野心是肯定的,如果事实确如这样发展,对天国实是大大有利,但是他低估了洪的权术和高估了洪的大局观,刚入京便被事实上是软禁了,石的性格外柔内刚,极为自负,根本瞧不起洪氏兄弟,自然不愿如此下去,而群臣的拥护更加大了洪的猜忌和石的恐慌,害怕步杨韦后尘。

石当时的选择正如雪所说的三种情况,以石的个性他当然会选择离京出走,这虽是天国的唯一元老级加大军事家人物的损失,天国的悲剧,但石犹有瞒世人的理由,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带走天京的精锐十余万,他所告军民的那篇似出自肺腑的五言诗,实是一篇表面诉说冤屈感人挚深的自白,而内藏分裂天国的险恶用心的檄文,他一面在里面说或继续与天王“建功业”的自愿原则,另一面却到处散发传单拉拢天国军民,传单直传到天京城外,难道这就是他所说的继续为天国效劳?这就是他的“出师表真”?

再说洪在石离开的表现吧。平心而论,其实洪并非有些史家所说的那么阴狠残忍,只是一个迷恋皇权,志大才疏,昏庸无能,优柔寡断的一介儒生,创教后陷入神学思辨的陷阱中的可怜虫,没有杨的逼宫,没有韦的围攻,也许他还会躲藏下去。石也在那篇告示中承认洪没有杀他之心,只是他自己猜忌担心,石的离开,洪顿时明白了事态的严重,不惜屈尊封石义王,并造金牌,废安福二王,答应石的一切条件,召其回京主持军政事务。遍观天国始末,洪至死也从没有责备过石一句,即使是石犯下分裂天国这样的大罪也从没有过,无论从清兵还是天国档案及李秀成的供述,都从没有提过石叛国一说,可以说明洪不害怕石投降清的,如果说召石回京只是为了软禁他,试问有这样低声下气的必要吗?洪后期对石可谓仁致义尽了,当然,这也许并不能补偿石所受的惨变与伤害,但石不原谅洪也该以天国大局为重,如果石能接受金牌,甚至提出谈判条件,毅然执掌天国军政大权,天国绝不会像后期那样迅速覆灭。

再看石离开天京初期的军事行动。在天国的领导们杀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清廷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新布置军力,再次提拔守孝未满的曾国藩,重结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困天京,并从长江顺流而下进攻天京上游门户九江,九江告急,而近在咫尺的石达开稳坐安庆,因为老部下镇守九江的林启荣不愿跟他走而决然不顾,致使尚在皖北的陈玉成不得不进鄂援九,石既不援九又不援另一位不愿跟他分裂的将领陈玉成,却舍尽求远地进军江西,增援自己亲信吉安的傅忠信,而给洪进上了一条饮鸩止渴解天京之围之策,即让李秀成回撤皖北军团,陈玉成,韦俊回撤鄂豫皖边界军军团,以回援天京解围。至此,天国失去湖北(含武汉),皖南腹地(含宁国),九江终于相继失陷,天京上游门户大开,天国腹心直接暴露天敌军的兵锋之下,陈玉成也在鄂大败,天京下游溧水,句容,镇江,瓜洲失陷,天国危在旦夕。但石依然我行我素,东奔西走,他是希望割据称王,看着洪的自然覆灭,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再打起反清复仇的旗号,再走建国之路。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皮之不存,毛安附焉?在自私心的啃噬下,石的军事才能荡然无存,之后军事上再次犯了流寇主义错误,没有根据地,当时再退一步说,走就走吧,当时,清兵四处捉襟见肘,饷粮俱竭,而作为清廷经济命脉,皖赣苏等清兵粮饷筹措地的淅江虚弱不堪,正是进攻的最佳时机,清必然不惜一切调兵增援浙江,也可以真正意义上牵制清大部分兵力以解天京之围,又为天国开辟坚实的后方阵地,可惜石却只有在攻江西连连受挫,士气大落的情况下才挥军入浙,又屡犯天国一贯军事错误,久持于衢州,再次走上了林李围攻怀庆的北伐式的灭亡之路,之后辗转于闽北,赣南,粤,湘,桂,黔,鄂,滇,川,直至魂洒大渡河。他那以往杰出的军事才能再也看不到了,先是闽北分裂,赣南南安受挫,湘中宝庆失利,不直接沿鄂入川而是败退广西,在庆远贻误战机达八个月之久,轻信外族,终至覆灭。

从杨韦伏诛后,到石57年6月的出走,再到58年夏的时候,天京上下游俱已门户大开,宁镇瓜犄角之势已随溧句瓜镇的相继失守而消散,天京久困,九江失陷,江西沦丧,李秀成保全,滁,一筹莫展,陈玉成,韦俊被困潜山,太湖地区,无气大伤,天国处在了历史最危急的关头,而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石达开的出走与分裂,严重地扰乱了军民心志,石达开责无旁贷地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石达开为天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给天国带来毁灭性灾难,当然这些并非他所愿也许,其少年英豪,威震贵县,永安封王时年方弱冠,对待部下始终以义为先,直至穷途末路,仍欲舍其命以全三军,个人英雄史观让他屡建奇功,也促使他走上了绝路。

纵观天国一朝的军事行动,除了定都天京那半年的战略主动却丧失反攻机会外,从未摆脱战略防御的魔魇,而这一切,与天国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密不可分。而作为天国第一军事家的石达开,缺乏大战略观,虽曾一度超出杨秀清的单纯防御的羁绊,但对政治的无知终于造成了魂渡大渡河的悲剧,也最终葬送了太平天国的事业。他无论是文,军事,政治,还是个人胸襟气度,与七十二年后再一位强渡大渡河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都不可同日而语,而蒋将毛与石等同看待又如何能不败呢?

当然,太平天国的覆灭有其内在本身的原因,天京事变后宗教那一套彻底无效,急需新的思想武器的诞生,但洪却更加迷陷其中,直至死前犹说此去天国搬天兵,可笑可悲可叹令人扼腕。同位说的是因为封建性而灭亡显然是唯心之论,太平天国的根源之败正是败在以西方零碎的神学对抗中国几千年封建儒家文化,这如何能说是因天国的封建而败呢?当然这已离主题太远了,石出走对天国的影响主要是军事政治上的,当然,即使石达开能像杨秀清那样全权指挥天国,但没有新的思想武器的出现,终究会失败的。只是也许会更长些。天国的覆灭一定意义上有其必然性,也不能只让一两个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