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 》1960年版

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

戈定远


一、二十九军的成立



一九三O年,阎西山、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战争结束,阎、冯失败,冯部在河南一带的,如孙连仲、粱冠英、吉鸿昌等,都纷纷投降蒋介石,只有零星部队退入山西境内,散驻晋南一带。这时蒋介石把华北交给张学良负责,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名义,由沈阳进驻北平。退到晋南一带的西北军,以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等部比较整齐,其中又以张自忠部的人数较多,有几千人。宋哲元、孙良诚也都退到山西,他们已经没有直接掌握的部队了。张自忠等的资望浅,而且他们和东北军方面向无渊源,联系不上;宋哲元和孙良诚在西北军中间资望较高,但都已失去实力。在这种形势之下,张自忠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如拥护宋,宋就可以有军队做资本;他如拥护孙,孙便可以挾以自重。

在这里要叙述一个同二十九军的成立和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的人物,就是萧振瀛。他是吉林扶余县人,民国初年在家乡经商,但并无多大资本,只是买空卖空。后因币制贬价,萧经营的商业因亏空太大停业,无法偿还债务,遂溜之大吉,逃进关内依附在西北军当高级军官的吉林同乡門致中和石友三门下。西北军的士兵和官佐,大多数是直、鲁,豫的人,关外人当将领的很少,文职人员也不多。萧由于门、石二人的推荐,在一九二四年当了临河设治局局长。等到一九二六年南口战役,西北军被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击败以后,萧随门致中到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一九二六年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时,萧振瀛被任为包临道道尹,在后方筹饷。以后萧随宋哲元当幕僚,到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宋任陕西省主席时,他曾任西安市长。当一九二六年西北军由南口撤退的时候,阎西山在大同抄西北军的后路,西北军因而大败,纷纷向包头一带瀢退。这时石友三和张自忠曾一度降阎,等到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以后,石、张又复回到冯处。在此期间石和张发生仇恨。后来北伐进行顺利,冯玉祥率部到达郑州,张自忠当了冯的总司令部副官长,石友三带兵当军长。石恐怕张自忠不忘前仇,在冯面前陷害他,就托萧振瀛代表他到郑州,送“兰谱”给张自忠,结为兄弟,以示和好。因此,萧和张也发生了较深的关系。

这时宋哲元和孙良诚都在晋南,他们凭借各人的旧关系,拉拢张自忠和赵登禹。宋、孙二人都想用张、赵做资本,来向张学良请求收编。替孙良诚在张学良方面奔走的是郑道儒(天津人,在冯玉祥西北边防督办署的外交处作过事,在蒋介石由大陆溃逃台湾的时候,做过国民党经济部部长);替宋哲元奔走的,是萧振瀛。萧先从张自忠处取得拥宋的初步同意后,就来到北平走张学良的门子。他利用关外同乡的关系,找到了从前就认识的一个张学良的承启官(传达事务的人)。萧对他大加拉拢并送了他一千元钱,请求他让自己尽先见到张学良,而对于孙良诚的代表郑道儒,则希望他托词阻挡,不让郑先见张。由于这个承记官的协助,萧很快见到了张学良,收到了先入为主的效果。张学良允准宋哲元负责改编晋南的西北军为一个军,辖两个师。等到孙良诚的代表进见张学良时,宋哲元担任军长的命令早已下达,成为事实了。

宋编军之时,张自忠是主力部队,当然编为一师,由张当师长。还有一个师长,张自忠力主由冯治安担任,这其间又有一段经过。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后,对张自忠已不加信任,后来由于冯治安的力保,张自忠才慢慢地又得以重新带上队伍。冯治安在一九三O年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的时候,全军在河南被缴械,这时正在北平閒居。张自忠为了拉拢好友,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又因为冯治安是宋哲元的嫡系,容易得到宋的同意,就竭力主张把冯治安由北平叫去当师长。冯治安并无一兵一卒,他和赵登禹过去关系很好,于是就将赵登禹编在他的部下,作为一个旅,由赵当旅长,另外再拔一些队伍,编成一个师。二十九军成立了,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这时晋南的西北军,还剩下刘汝明一部分,刘的资格仅次于宋哲元,但刘自己没有别的出路,就依附于宋,后来通过张学良的允许,刘以暂编师师长的名义,隶属于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的军部,设于山西的阳泉,实际掌握兵权的,为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通过萧振瀛的秘密拉拢,他们商量决定,大家永远一致拥护宋哲元为“头儿”,张自忠为“二头儿”,依次以下,为冯治安,为赵登禹,为刘汝明。刘汝明的资望本来比张、冯、赵高,但是因为这次编成二十九军,由于张、赵拥宋出力最多,而刘汝明则是最后出于无奈,才依附二十九军的,因此,刘的名次落在赵后。他们大家商定,以后如有发展,除开宋哲元永远是首领以外,一定按照张、冯、赵、刘的次序,依次“升官”,决不变更。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二十九军在阳泉站住了脚,从事休整。


二、二十九军由山西到北平


二十九军既在阳泉得到立足之地,但是饷少兵多,经常闹穷,于是由萧振瀛出马,向蒋介石方面找路子。当时宋子文为财政部部长,孔祥煕为实业部部长。宋子文最当权,但是他喜欢留学英美的人,谁不会说英语,谁就得不到他的欢心。因此,萧振瀛对于宋子文的门路走不进去,只好走孔祥熙的门路。孔祥熙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曾跟着王正延在冯玉祥处做过门客;北伐以后,孔和冯的往来更密。他和西北军的人都有些熟识,而且这时他在蒋介石处没有宋子文吃香,也很想和外边带兵的将领勾搭勾搭,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好在蒋介石面前挾以自重,增加身价。这样,萧走孔祥熙的门路就自然比较容易走得通了。二十九军很穷,但是为了走门路,特地挪借了两万元钱,买了些贵重物品送给孔祥熙。孔大为高兴,就在蒋面前说说宋哲元的好话,因而蒋对宋哲元就有了较好的印象了。但是,二十九军虽然有时候由蒋拔给几万元的补助费,仍旧解决不了问题。萧振瀛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知道蒋最恨阎锡山,因为历次华北反蒋活动,阎锡山总是操纵其间,而且阎闭关自固,蒋的军队开不进去,因而对山西无法直接加以控制。萧于是向蒋献策,表达宋哲元拥蒋的忠诚,并说明西北军与阎是世仇,官兵恨阎入骨,宋愿意率领部属,以阳泉做根据地来监视阎锡山,替蒋效忠。蒋听到此话,大加赏识,马上下条子拔给二十九军五十万元,并增加每月的军饷。二十九军得

到这项接济,如同久旱之遇甘霖,从此添购军械,扩充队伍,一天壮大一天;宋哲元在华北的地位,也渐渐重要起来。

“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张学良离开北平,何应钦受蒋命到北平主持华北局面。这时蒋介石正在竭其全力对付在江西的人民武装力量,不肯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开驻华北,同时,蒋卖国求荣,怕日本人不愿意、也不敢开军队到华北来。这时原来驻在华北而战斗力稍好一点的队伍,就只有二十九军了,于是一部分的二十九军,就由何应钦从山西调到北平附近,驻防通县,蓟县一带。

二十九军的一部分调驻平东以后,宋哲元跟着部队离开山西,经常驻在北平。一九三三年春天,日军在攻打热河得手以后,向长城各口进军,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日军从“九一八”以来,侵略中国从未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气焰极高。攻喜峰口的日军,它的前头部队就在口外不远的地方扎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间,旅长赵登禹带着少数部队突袭日营,日军再也没有想到二十九军竟敢在夜间袭击,出其不意,仓卒溃退,死伤甚多。由于蒋介石以主力在江西对工农红军作战,华北兵力单薄,不久日军就突破长城各要隘,兵临北平城下。何应钦签订了臭名远扬的《塘沽协定》。从此宋哲元就以“抗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华北,当了察哈尔省的主席,而赵登禹也升为师长。这时二十九军辖四个师,师长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和赵登禹。


三、二十九军取得冀察地盘


一九三三年间,在宋哲元当察哈尔主席的时期,冯玉祥由山东泰安北上到张家口,和共产党人合作,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宋哲元对于此事,左右为难,软硬不得。一方面,宋对同盟军在他的地盘内抗日,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蒋介石不愿抗日,同盟军若是在别处抗日,与他无关,现在偏偏在张家口发出号召,这一定会招致蒋介石对他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不是替他惹祸吗?但是另一方面,冯玉祥是宋的老长官,宋是由冯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之间的封建关系极深,而且宋部下的重要军官,全是冯的旧部,他们对冯表面上都甚为尊敬,所以宋又不敢公开地制止冯的行动。于是宋只好避居北平,而叫他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张家口代理主席,与冯敷衍。蒋介石通过他的驻北平代理人何应钦,几次叫宋哲元约束冯的行动,不许冯在张家口抗日,宋始终拖延搪塞,后来何应钦一面叫宋哲元不要过问此事,一面命令驻北平附近的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庞曾受过冯玉祥的指挥,冯反蒋失败后,庞投降蒋介石,这时驻军北平附近),率部攻打张家口的同盟军。何应钦答应庞,只要他打下张家口,驱逐冯玉祥,便发表他为察哈尔主席。庞欣然受命,整军待发。但是,这事如果实现,二十九军就会失去察哈尔的地盘,所有全军的粮饷就会马上发生问题,这是关系二十九军生存的大事。于是就由宋部的师长冯治安出面,向庞警告,如果庞敢打张家口,二十九军就帮冯玉祥打庞。这时二十九军有四个师,人数在二万以上,而庞只有几千人,战斗力远不如二十九军,因此庞吓得不敢动兵。同时,宋向何应钦表示,请何不要派庞去打冯玉祥,由宋保证冯离开张家口。由于二十九军的军队驻在平绥路一带,直接控制着北平附近的形势,何应钦虽然不满意宋的做法,但仍不能不答应他的要求。在何应钦方面,只要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同盟军不活动,日本人不逼他,也就如愿了。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由宋请冯停止军事行动,离开张家口,护送他仍回泰安居住,此事逐告一段落。

这时,日军在《塘沽协定》之后,对华北加紧侵略,勾结汉奸,伪造民意,派出所谓代表,向何应钦要求华北自治,吓得何应钦连夜逃回南京,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负责。鲍眼看北平没有兵,无法维持秩序,他束手无策,只好商请宋哲元调一部分军队到北平驻防。宋得此机会,就把他二十九军的主力部队,迅速全部南开,控制了北平、天津的形势(经过详见“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于是平津一带,就成为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了。何应钦在北平呆了几年,很惧怕日军,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正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所有原来驻在华北的中央军关、黄两师和东北军也在《何梅协定》后调离了华北,因此,那时候除了一些零星部队外,华北力量最大的驻军,就算二十九军了。蒋介石自己在华北不能立足,只得叫宋哲元当平津卫戍司令,而由宋推荐他的副军长秦德纯任北平市长。不久,蒋介石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这个委员会,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随后,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组为冀察绥靖公署,由宋哲元兼任主任,原来的二十九军军长,仍由宋兼任。

宋哲元取得冀察政权后,以张自忠为察哈尔省主席,以萧振瀛为天津市长,秦德纯仍为北平市长,而由宋自兼河北省主席。所有华北较大的税收机关,如统税、关税、盐税等等,都由宋哲元一一派人接收过来,提用税款。南京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让出税收,因此冀察的军政各费,不愁支绌。

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宋在军事方面,将二十九军所辖的四个师大加扩充,购买枪械,增募兵额,陆续把四个师扩充到五万人以上,另外还增编骑兵师、保安部队和独立旅等等。日本人也卖些陈旧的枪械给二十九军,二十九军也从欧洲国家买些枪械。至此,宋哲元攫取地盘、扩充兵力的野心,已经如愿以偿了。

这时摆在宋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对付日本人的问题。关于此事,最初是由秦德纯、萧振瀛秉承宋的意思,和日本人接触,而用汉奸陈觉生做翻译。后来日本人扶植陈觉生,陈就当了北宁铁路局局长。从此以后,日本人通过陈觉生直接和宋接触,但秦德纯还是参与其事。至于萧振瀛,则由于张自忠的反对,迫得离开华北,到国外去游历。萧的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任,另由刘汝明接任察哈尔主席。此外,宋把他自兼的河北省主席让给冯治安。于是,二十九军四个师长中,三个师长都有了地盘。

由于二十九军的编军,是在张学良手中办理的,所以宋哲元对张学良甚表恭顺。宋在冀察一段时期里,对于张学良留下来的东北军的军政人员,尽量予以维持。从前何应钦北平军分会的办事人员,都是张学良的旧底子,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署,接收了军分会,把东北军的军政人员全部容纳下来。当时东北军的刘哲(后来曾任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在冀察政委会任常委,帮着宋办事,富占魁(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任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而莫德惠则经常往来于西安、北平之间。宋哲元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保持得很好。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双十二事变时,宋接张通电,感到惊异,复电中有“国事由国人解决”及“请保障委座(指蒋介石而言)安全”之语。宋不赞成张学良如此做,但没有显明地反对他。


四、冀察政权的内哄


上面说过,二十九军在山西阳泉成军的时候,内部带兵官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四人,曾经有过“分脏名次”的商定。大家约好,这四个人中间,无论何人,功劳再大,也必须按照这个次序,分别先后,享受“好处”。等到二十九军到了冀察以后,有了地盘,势力也扩大了,这时候,由于没有完全依照从前规定的“分脏名次”来办事,内哄就由此而起了。

冀察局面刚刚成立,在军队编制方面,就发生了问题。二十九军扩充队伍,拟定每师编制为六个团,但是张自忠自以为是“二头儿”,主张他这一师要多编两个团,就是要编八个团的兵力。冯、赵、刘三个师长都不愿意张的势力特大,但又不便面对面加以反对。由于这个“分脏名次”从前是由萧振瀛通过宋哲元的同意而向他们四人宣布规定的,萧是原来的经手人,因此,由刘汝明出面找萧,说明他和赵、冯等都不同意张自忠师多编两个团,但他们不便自己提出,希望萧在参加宋所召集的师长会议的时候提出反对,打消这个办法。结果,萧提出四个师应当一样编制的主张,就把张的企图给打消了。本来张自忠从前并不是宋哲元的嫡系,宋也不愿意张的势力太大,所以萧一提出四个师编制平等的主张,宋也就同意了。会议以后,张自忠以为这是违背“分脏名次”,不尊重“二头儿”,对萧振瀛非常愤恨,认为萧从前捧他为“二头儿”,是在愚弄他。不久,张自忠用其他理由,向宋提出撤换萧振瀛。宋向来对张有所顾忌,张每有要求,宋总是敷衍照办的,于是宋就把萧免职,萧随即出国去了。

二十九军的军部,设在北平的南苑,冯治安的一师,驻在北平附近一带,宋哲元有时去天津(宋的母亲住天津),就叫冯代理军长,这也是使张自忠不快的原因之一。因为张总是认定自己是“二头儿”,军长应当由他来代理,现在宋叫冯代理,看来还是嫡系吃香,因而大为不满。后来宋又把河北省的主席让给冯治安,张更不高兴,因为在冀察的两省、两市范围内,河北省的位置似乎居于首位,张当时任天津市长,天津虽然重要,但是地面小,不能和河北省比,从此张对宋更加不满了。

天津有日本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集中之地,这些人想捧张自忠弄点好处。特别是汉奸们知道宋哲元不得日军的欢心,他们就凭藉日本人的势力,包围张自忠,要抬他起来和日本人更妥协地办事。当时张虽有代宋之意,而力量不够,宋还有其他几个师长的拥护,他一个人推不倒宋。汉奸们如潘毓桂(曾任伪政权的天津市长,日本投降后被逮捕入狱)、张璧(已死)、齐燮元(汉奸,已处决)等等,和张的左右亲信互相勾结,打算仿照曹锟、吴佩孚的办法(曹当巡阅使时,诸事不大过问,全由吴孚佩主持,曹不过当傀儡而已),叫宋在名义上当冀察的负责人,而实际上由张自忠主持一切,总揽大权。他们曾经将此办法,由齐燮元、张璧借端向宋试探,宋置之不理。同时,张自忠也知道宋的个性刚强,不是甘于当傀儡的人,因而不敢贸然从事。但张不甘心久居宋下,他明白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管不了宋,只有日本人,宋才有所顾忌,于是他便坠入汉奸的奸计,加紧和日本人联系,并应日本的邀请组织赴日参观团,由张自忠任团长,到日本参观,拜访日本当局。因此,当时天津亲日的空气异常浓厚,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前几个月,那时张自忠已成为日军心目中的华北中心人物了。“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肘。后来在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的紧急情况下,张自忠竟勾结日军逼宋哲元退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不久,日本人以瓦解二十九军的目的已达到,就踢开张自忠,将平津和冀察直接控制起来,成为向中国内地侵略的后方。




引自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篇

一九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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