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回归中央政府的真相

目前西藏出现暴乱事件,主要指使为达赖集团。《共和国省长:新中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省长、市长和主席纪实》(华文出版社,2008年1月 )一书对当年西藏是如何回归中央政府作了详细的披露, 现摘要如下: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就在这时,在外国势力挑唆下,西藏地方政府以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为首的少数最高当权者,不顾历史事实,公然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子,分裂祖国,不停歇地召开“官员大会”、“精干的官员会议”、“精干的官员扩大会”,反复讨论形势,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如何应对“解放军的武装进攻”。

一次,在详仓会议上,在达扎等主战派授意下,有人率先提出了两个应对方案:

一是扩军备战,动员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组成民兵,配合现有藏军,武力阻止解放军进攻。一是派出“亲善代表团”,去向美、英、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政府通告“西藏独立”,请求他们“支援”西藏。

这两个方案的由来,与会官员心知肚明,个个知道是达扎和外在势力弄出来的,但是迫于压力,加上不了解解放军的政策,几乎众口一词,表示赞同。

这时,阿沛·阿旺晋美已是西藏地方政府孜康的四个孜本之一,也参加了会议。他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按照旧例,会议由四个仲译钦莫和四个孜本主持,主持人只能听取与会者的意见,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更不许反驳别人的意见。但是,听了这两个方案,阿沛着急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会议通过这两个方案付诸实行,必将给西藏带来灾难。为此,他站起来说:“我声明抛开旧例,提出自己的两点意见。”

经过众人的同意后,会议允许他发表意见。他说:

“一、西藏属于中国,这是历史事实。西藏问题只能由中国和中央政府解决。因此,我们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二、我们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有800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结果彻底失败,最后跑到台湾去了。我们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100万,既没经过训练,更没武器,怎么能打得赢?打的结果只能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应该冷静地想一想。”

本来西藏上层就有不少人反对达扎主战和分裂的。阿沛·阿旺晋美话音一落,那些原来随声附和的人或有异议而不说的人立即活跃起来。

有的说:“阿沛的意见有道理。”

有的说:“应该把阿沛的意见同原来的两个方案一起,作为会议通过的共同意见上报噶厦和摄政最后裁决。”

结果,众人讨论来讨论去,阿沛·阿旺晋美的第一条意见被采纳,第二条意见没有被采纳,扩军备战继续进行。

会后,噶厦政府决定派一个去北京的代表团,但在实际执行中又变了样,派出的人也没有去北京。虽然如此,和平和反对分裂是西藏多数人的心愿,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一经传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舆论普遍认为,他的意见对西藏上层和整个西藏有利,应当重视和支持。有些官员还跑到阿沛家中,私下说:“我表示支持你的主张。”

“我认为这是民意的真实反映。”阿沛·阿旺晋美说。

当摄政达扎·阿旺松绕等人抛出“西藏独立”后,北平的新华社发表了《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警告说任何国家接待西藏当局的“亲善代表团”,即视为与新中国抱有敌意,为此他们“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和全部责任”,这给达扎等人和外国势力当头一棒。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这使阿沛·阿旺晋美和那些主张和平谈判的人们包括贵族官员和市民百姓受到鼓舞和支持。


1950年2月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二野5兵团18军为进藏部队,进藏主力部队集结甘孜,渐渐对西藏形成钳形夹击包围。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威慑之下,驻守昌都的藏军备感处境危险。昌都总督拉鲁·次旺多杰不断收到解放军的信件、布告、传单,手下的士兵纷纷逃亡,军心动摇,厌战求和情绪与日俱增。这下把拉鲁拉入了困境。

面对形势,他左思右虑,主战?藏军武器落后、兵力不济,战斗力很差,“蒋介石800万军队都被共军打得所剩无几,凭我们几千人的兵力,只能是螳臂当车”,况且年年开战,老百姓已饱尝战争痛楚,土地荒芜,无法供给打仗的粮草。虽说西藏地方政府主战势力一再声称:“穷山恶水能抵10万大军”,但这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主和?他怕上司怪罪他贪生怕死而因此失宠。经过仔细而慎重的考虑后,他想出了一个可进可退的办法,电告西藏噶厦政府,声称自己在昌都任期已满,夸大昌都局势,以加强边界防务为名,要求调派新任总督,借此摆脱困境。私下又给部属发出噶厦政府指令:“已派遣孜本土登加布与孜本夏格巴赴京和谈,故昌都边界不得过早抵抗还击,以免扩大事态。”

由于在详仓会议上主和受派系势力的排挤,1950年7月,阿沛·阿旺晋美受命出任昌都总督,辅助拉鲁·次旺多杰共同指挥昌都地区防务。他经过一个多月的闲游,于8月下旬才到昌都。在去昌都的途中,他深感此去上任是对自己的发落,满腹怨言,和秘书崔科进行商量,到昌都后决不和共军对抗。因为他已经听说在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边省已集结400多万的解放军,而西藏只有近两万人的部队,要打的话,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认为和谈是解决边省问题的主要策略。

8月27日,阿沛与拉鲁向西藏政府联名请示:

“目前我们考虑对和谈可先进行接触,已让帮达热噶先去函联系。现昌都事态紧张,共军已到邓柯、巴塘,眼下我们究竟采取文武何策,尚待确定。”

两天后,阿沛又电告西藏地方政府,汇报他对昌都局势的看法,说部队士气低落,民不聊生,“有的县内仅有少数的户还有糍粑,其余全以元根充饥、乞丐成群,景象凄凉”,藏军纪律松懈,各代本自行其是,官兵抢劫时有发生,老百姓抗差抗税经常可见,民兵更是无人管束,经常欺诈百姓。于是,阿沛私自下令撤销波密、洞洞竹卡的民兵700余名,处罚民兵代本热杰。接着,又撤销硕打洛松的民兵组织,紧缩开支,力图减轻民众负担。

这,客观上为解放军进藏减轻了压力。

拉鲁见阿沛和自己心照不宣,并且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乘机电告噶厦,说二噶伦共驻昌都不便指挥,两总督共事增加老百姓负担,向噶厦请示愿到洛隆宗二线督阵,组织第二防线。他变相辞职,这样的话,如战局不利或主和失败都与他拉鲁毫无相干,可退可进。阿沛看出拉鲁的心迹,自己主和意愿已定,于是也不挽留他。拉鲁见目的已达到,感激得流泪,然后溜之大吉,把昌都的一副烂摊子扔给了阿沛。

阿沛坐镇昌都后,立即与新任官员商量,实现自己的和谈主张,他派遣勒参玉嘎前去邓柯和解放军联系和谈,并把帮达热噶和解放军接触,解放军进藏宗旨、和谈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人民等具体问题请示上报噶厦政府,郑重地说:

“要挽救昌都及拉萨的命运只有和谈。按目前这样长期备战下去,就是没有共军进攻,其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年。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但是,他把电报发出后,拉萨的噶伦们并没采纳他的建议,回电指示:

“撤军不放心,和谈之事尚待噶厦会议决定。”

10月17日,阿沛得知驻守宁静的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起义,各防区都已被攻破,立即召集昌都文武官员商量,研究是否停止抵抗、放弃昌都,还是投诚解放军等问题。会中多数主张撤退,只有勒参玉嘎、帮达热嘎和阿沛主张起义。但是,昌都的武官长期受反动宣传和影响,对共产党的政策抱着疑惧乃至反对的态度,会议只好以一些模棱两可的发言,了结了这个不愉快的讨论。

当天下午,阿沛又派金中·坚赞平措送信给噶厦政府,要求以万名将士官兵的生命财产为重,还是以和谈为好。次日清晨,阿沛带着文武官员70余人和英国电报员福特一起,放弃昌都,向洛隆宗方向撤退。

随后,进攻昌都的解放军52师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出其不意地迅速南下,长驱500余公里,进占西北要隘类乌齐,后向思达进击,切断了昌都藏军逃往拉萨的退路。

19日下午,解放军先遣营进入昌都城。次日晨,在昌都至俄洛桥之间截住回头为阿沛藏财产的金中·坚赞平措及两名佣人,金中指供了两名印特。

阿沛文武官员和卫队向西逃跑,到达拉木措后山脚下时,探路的藏兵报告: “解放军已到拉贡阿朵。”

阿沛得知后即下令停止前进,当夜折头向南,星夜兼程翻山退回拉贡拉朵以东的朱古寺。这时从昌都溃退的藏军陆续地到来,分别向阿沛汇报各部失守情况,阿沛命令各部原地休息,等齐人马商量对策。21日上午,阿沛和文武官员商定后,派出了僧官罗桑觉典、俗官吉恰·扎西多杰和懂汉语的藏巴拿,前去寻找解放军联系归顺。

中午,解放军侦察连长张宽率部进入朱古寺谷道东口,发现山半腰有藏胞摇哈达,马上令部下上去接应,僧俗官3人下来后,俗官吉恰·扎西多杰说:

“我是阿沛派来联系归顺的,我们要见你们的大官。”

翻译藏巴拿译成汉语,张宽回答说:“我可以代表,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去转告。”

吉恰·扎西多杰又说:“我们阿沛在朱古寺等候,我可以带你们去,听说解放军优待主动归顺的人,不知是真与否?”

张连长说:“只要你们不抵抗,我们当然可以保证。”

吉恰·扎西多杰说:“我临走之前,阿沛已下令所有藏军不准开枪;既然你们不放心,那我们先回去一个,再汇报一下,以防个别藏军开枪,影响不好。”

僧官罗桑觉典让吉恰·扎西多杰回去,他和藏巴拿同解放军一道前行。

为了防止意外,扎西多杰走后,张连长命令部队取小道抢占朱古寺两侧山口的各个要点。这时正在向天祈祷的藏军看见解放军到来,惊慌失措开枪报警,侦察连当即进行射击,阻止藏军骚乱,同时向藏军喊话:“你们被解放军包围了,逃不了了,我军宽待俘虏,放下武器就有生路。”

藏巴拿、罗桑觉典也喊话制止。

扎西多杰回到朱古寺后对阿沛说:“尽管你已下了不准开枪的命令,但还是有人开了枪,请你再下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向解放军开枪,以免把事情弄糟。”

阿沛下令,吩咐各代本各管其部,各部均挂哈达,把枪集中起来。

下午两点过,骑兵支队长孙巩、154团杨军政委率部赶到,控制了东西山口要道及藏军聚集地带的各个要点。为防止意外,各部留下二人负责指挥部队,孙支队长和杨政委分别带警卫进入朱古寺会见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及属下四品以上官员十余人,向他们讲明了当前的形势和解放军的政策,希望藏军全部放下武器,走祖国各民族团结统一的道路,阿沛及在座的官员均表示愿意归顺,并交出英特福特。阿沛说:

“本人及在座官员的防身手枪是否可以不缴?”

为了体现我军宽大政策,孙巩同意不收缴。

24日,谈判结束,藏军按指定地点送交了武器。此日藏军2700余人全部投诚。

随后,阿沛与同行的总管府官员以及藏军排长以上军官回到昌都镇,受到解放军前线最高领导人王其梅将军的热情欢迎和优待。经过学习和交谈,阿沛·阿旺晋美对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以及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基本任务有了一定的理解,经过同王其梅将军商谈,达成了解放军暂停西进,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临时协议,阿沛·阿旺晋美和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40人联名签署报告,敦请西藏地方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议和平解放西藏事宜。阿沛·阿旺晋美派金中·坚赞平措和桑林火速骑马呈报噶厦。

1951年2月,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四人为全权代表,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重庆停留期间,他们参观重庆钢铁厂。过去,西藏根本没有工业,连小型的工厂也没有。他们参观工厂,简直是大开眼界。他们由阿乐部长陪同,平旺担任翻译,到了钢铁厂,了解钢铁企业情况。参观结束后,工厂领导把一部分工人集合在广场上,要求阿沛·阿旺晋美给工人讲讲话。天啊,真叫阿沛作难!他从来没有当众作过演说,况且,对工人情况又一无所知,怎么敢讲话呢?讲什么好呢?实在讲不好,一再谢绝。可是,工厂又一再坚持,非要他讲几句不可。阿乐部长在一旁排解这个难堪的场面,煞有介事地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你尽管讲,我给当翻译。”

阿沛·阿旺晋美发愣了。他根本不会藏语,怎么翻译呢?翻译平旺就在身旁,是怎么回事?阿乐见他不解其意,便小声通过平旺对他说:

“我在工厂工作多年,熟悉工人情况。你随便讲什么都行,我怎么‘翻译’,就不必担心啦!”

阿沛·阿旺晋美恍然大悟,原来要演一场双簧啊!他只好随便说一阵。阿乐部长郑重其事地“翻译”一通。工人听了不断引起欢笑,代表团的藏人也在笑。工人以为翻译的话就是这位藏族上层说的,听得还很认真;藏人听了,笑阿沛·阿旺晋美信口开河,也很开心。

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藏汉一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

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动。


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五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到车站欢迎的人很多,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有位名叫鲁拉的,也挤在欢迎的人群里。他是汉人,在国民党时期,就在拉萨。他的藏汉文都很好,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也属于喜饶嘉措的徒弟之列,因此和阿沛·阿旺晋美是同门。阿沛·阿旺晋美原先在拉萨就听说过,但未见其人。后来他经印度跑到国内找国民党,在蒙藏委员会谋得一个头衔,又在班禅驻京办事处工作。解放后,筹办民族出版社时,他参加筹备工作。在北京车站欢迎代表团时,他在人群中利用一个机会和阿沛搭讪,自我介绍说:“我叫却给鲁珠。”

因过去知道这个人,一说就对上号了。

才旦卓嘎与阿沛·阿旺晋美同行。鲁拉从人缝里挤到她身旁,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这弄得才旦卓嘎很吃惊,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当着那么多欢迎的群众,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只好很难为情地接过来,一直捏在手里。到了下榻的北京饭店,才旦卓嘎才告诉阿沛·阿旺晋美,有人塞给她一张条子,叫转给他。阿沛接过这张用藏文写的纸条,内容是:

“你不要看共产党表面一团和气,但他们是一伙老谋深算的人。这次谈判一定要小心警惕,再就是翻译很重要,如果选用不适合的人,翻译有误,会造成很大麻烦,一定要找个好翻译。为此,我可以给你们翻译。总之,一要警惕,二要有好翻译。”

阿沛·阿旺晋美看过这张纸条,明白鲁拉的主要目的是要插足谈判。这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没有再理他。


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后,朱德总司令为欢迎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阿沛头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说:“你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啦。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

他都没提有关和谈方面的内容;对阿沛等人的到来,都给予了肯定和欢迎。气氛非常融洽,接待也很热情周到。

谈判代表团是由西藏经陆路来的代表和经印度来的代表组成的。在北京,他们见面后碰了一次头。

经印度来的代表带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进行和谈的5项条件和内部掌握的要点,还带有盖章的公开文件。在昌都时,阿沛曾拿到西南军区制定的10条和谈条件,他仔细地研究过,基本同意以这10条作为谈判的基础,打算作些改动变成谈判的协议。但这和经印度来的代表带来的内部掌握的条件相比,两者的距离太大了。噶厦公开的条件主要是,一、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上要实行独立自主;二、不要向边境派遣武装部队;三、和平谈判时,要有中立国(指印度)参加。而代表团内部掌握的原则是,如因中间国事影响谈判的基本条款时可以放弃;坚持不准派解放军到西藏边防,如果一定要派,应把藏军改作解放军的名义派出去,实际上是让藏军守边防;坚持中央派代表只许派文官,驻藏代表随员只能带15人,不准带警卫,如果需要警卫可从藏军里派出,而且在不多的随员中还必须是信教的。

5位代表坐在一起商讨这些问题时,阿沛发现两路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了难以相处的局面。他只好把准备谈判的根本任务暂时放下来,首先帮另一方解除思想疑虑。

这时经印度来的代表满脑子灌的是谣言,对情况不了解。阿沛等人主要向他们介绍内地情况,把在昌都见到的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明解放军不住寺庙,连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帐篷,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桑颇和土登列门也介绍了在昌都亲眼看到的情况。

金中是下级官员,跟他们讲了解放后的亲身感受,讲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阿沛是首席代表,他们对他讲的事真假有些怀疑时,就在私下里询问金中。桑颇比较年轻,思想开阔,接受新事物较快。他也做了不少解释和勉励的工作。谈判前统一代表内部的思想,为谈判打下了好的基础。

在5位代表中,桑颇和凯墨与阿沛是亲戚关系,土登旦达也和阿沛合作共事多年,曾在一起负责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在拉萨建造住宅。土登列门和阿沛关系不亲不疏,通过在昌都一段时间的相处,关系还好,也能谈得来。因此,阿沛同他们之间商谈协议条款,认识比较容易接近。他同凯墨个人说:“必须同意往边境派驻解放军,否则,就无法进行谈判;而要同解放军合作,就要成立军政委员会。”

这样,凯墨没有什么阻力,其他代表也很顺利地取得了一致意见。

代表的思想统一了,认识一致以后,他们又一致决定:在谈判中,一般问题不请示。这是很关键的一着。因为向噶厦请示一个问题,他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同意,不仅拖延时间,还没法处理,甚至无法取得谈判成果。况且电报一来一往说不清楚,反而使问题拖延不决,无头无尾,更加复杂化。所以,整个谈判,只在班禅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直到和平协议签字以后,才由几位代表经印度返回亚东作口头汇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双方代表开始谈判。通过交换意见,酝酿讨论,代表团一致认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再就是,解放军进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不好开展工作,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机关。既然军队都同意进去了,成立军政委员会也就是一件小事了。因此,必须承认。代表团还认为,像这样的意见,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阿沛作为全权代表可以接受,但中央必须给他提供一个便利条件,就是:代表可以接受在协议上签字,西藏地方政府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如果同意,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同意,达赖喇嘛就在西藏待不下去。阿沛等人的意见是,应当允许他逃到印度,在印度观察西藏的变化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他对西藏解放后的情况了解了,疑虑消除了,愿意回来时应准许他返回,并维持原来的地位和权利不变。代表团提出把这一条列入协议。后经中央反复讨论,不同意写进协议,答复说:但可以形成一个附件,双方各执一份,对外不宣布,同样起作用。附件有七条,主要内容是,亚东噶厦如果不同意这个协议,达赖喇嘛可以到印度住几年,研究一下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愿意返回西藏时可以回来,不降低他原来的地位和权利。这样,双方谈判取得了一致意见,协议也就这样定下来了。但阿沛估计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也没和他们联系。

协议草本已拟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来,就等双方代表举行签字仪式了。就在这时,中央提出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整个谈判破裂。

在西藏历史上,达赖喇嘛主持噶厦,班禅主持札什伦布寺。但是他们之间积怨很深。其间,九世班禅曾跑到内地向国民党告状,并从内地派人回过西藏,达赖喇嘛派人到过内地,双方虽然发生过联系,但结起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一直到十三世达赖逝世,关系才有所改善。西藏地方政府写信给班禅,意思是达赖已逝世,希望他回去主持寻找达赖转世灵童。这是西藏历史上形成的规矩——多年来,找达赖灵童时,由班禅负责;找班禅灵童时,由达赖负责。九世班禅接信后,由内地动身返藏,但除了自己的警卫部队外还带上了国民党军500人。到了青海的玉树时,噶厦提出不能带国民党部队进藏,后来班禅从玉树到囊谦,在热喜龙须寺住下来,双方又经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最后九世班禅死在玉树。这事又完全闹翻了,隔阂随之又加深一层。札什伦布寺与噶厦之间的怨恨很复杂,有清朝留下的问题,有英国留下的问题,问题越积越多,怨恨积得更深。因此,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提出承认班禅问题,包括阿沛在内,所有的西藏代表根本不能接受。阿沛等人说:

“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要讨论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班禅的问题与此没有关系。”

在阿沛等人到达北京后,班禅也到达了北京,中央政府曾要西藏代表团去车站欢迎,当时他们不准备去,并且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去。后来,中央谈判代表张经武劝他们说:

“这是关系到搞好西藏内部团结的大事情,你们应该去。”

代表团几个人商量后,认为完全不去不行。于是便决定派代表团中名次最末的桑颇一人去车站欢迎,其他人都没和班禅见面。

讨论班禅问题时,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得炽烈起来。

本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在谈判中双方关系比较融洽,初步建立起信任,没有发生过问题。但班禅问题一经提出,矛盾就尖锐地发生了。西藏代表团坚持认为这次到北京是为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班禅问题毫无关系,希图这次解决札什伦布寺与噶厦政府间的关系问题,根本不行!班禅问题,可以在协议签订以后,另找机会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伦布寺一起讨论解决。但是,中央坚持一定要把班禅问题包括在协议里面。这样,双方坚持己见,谈判僵持了好几天。

一次,双方代表团在一起开会,中央代表团说:这是西藏内部的问题,过去国民党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解决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也要解决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因此,这次一定要解决。我们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推说地方政府只交代我们和谈问题,根本没交代我们谈札什伦布寺问题。最后,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

“这个问题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如不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

阿沛说:“那好,已经达成的条款也可以不算,其他四个代表从哪里来,请你们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哪里。我已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们让我回昌都也罢,不让我回,留在这里也行。”

这样,在一个星期内,谈判面临决裂,已达成的协议也面临被推倒的局面,西藏代表团内部也做好了回去的准备。他们铁心了,把札什伦布寺的事掺在协议里,坚决不干!

一天下午,中央谈判代表孙志远打电话给阿沛,问:“明天上午9点与你会晤行不行?”

阿沛说:“行,我就是为谈判的,怎么不行?”

第二天,孙志远准时到了北京饭店。两人单独进行会谈,由平旺作翻译。孙志远仍坚持中央代表团的意见,他说:“中央和西藏方面的大事都已经谈通了,解决了,剩下札什伦布寺问题是西藏内部问题,还没解决。这是件小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小事上就统一不了?”

“是大事也罢,小事也罢,这不用你作解释,我们清楚。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我们谈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谈判的必要。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协议签字,那就不要谈了。”

阿沛不承认有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

从9点谈到中午,三个人吃了饭又继续谈。孙志远还是继续解释,阿沛就从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寺的历史渊源,一直讲到下午五六点钟,最后,孙志远说了一句:

“你看这样办行不行?是不是在协议里写上这样的内容?即: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这一句话打破了多天的谈判僵局,阿沛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单是这样写是可以的!”

为什么同意这样写呢?从五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寺关系非常和好。这是历史事实,没有理由不同意。问题是到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政府欺侮过札什伦布寺,札什伦布寺也欺侮过西藏地方政府,矛盾是这样产生的。阿沛把孙志远的这个意思和他个人的想法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一致说:

“这好说!那是好多代人形成的历史,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西藏代表团承认了这一条。第二天重新开会时,就把它定下来了。因为这一条关系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未授权代表团谈判这个问题,所以,阿沛不得不请示,给亚东噶厦发了电报,电报大意是:

“有关汉藏谈判出现了在昌都的汉官和驻新德里的袁大使均未提及的新问题,即班禅灵童问题……这里不可能通过书信把每一个重要原则的细节报告清楚,我们经过商量,为了执掌政教者未来少受损害,我们忠实、慎重地想尽一切办法,打算尽快地解决……”

几天后,他再次给亚东噶厦发电报:“共产党政府已决定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因事关重大,我们已经决定承认,尊重班禅灵童本人和他固有的地位及一切。”

后来,亚东噶厦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问题。

至此,所有的问题都统一了,谈判也就顺利地结束了。双方立即在协议上签了字。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标志着藏汉民族团结关系的增强,同时,西藏人民也从此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

协议签字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西藏代表团,他讲了很多话,他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犯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给我说,我们马上就改。”

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听了后很受感动,也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使协议能够贯彻执行。

随后,毛泽东还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和谈协议签订后,西藏代表团仍分两路,桑颇、凯墨、土登旦达等经印度返西藏,先行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作口头汇报;阿沛·阿旺晋美同土登列门、金中等,由18军军长张国华陪同返藏。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阿沛·阿旺晋美同班禅大师以及其他西藏代表一起前往参加。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着重谈了西藏问题,对西藏的平叛斗争、民主改革作了重要指示。

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会见了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毛泽东说:“你们主张边平叛、边改革,这很好,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希望你们多做工作,搞好民主改革,早日把西藏变成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此后,自治区筹委会作为西藏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中共西藏工委直接领导、支持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领导了平叛、民主改革、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开展各方面的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藏的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59年6、7月间,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年底,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成立。第二年6月,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成立。1961年1月3日,中共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公布到1960年底全区87万人口的农区,已有85万人口的农区完成了民主改革。1963年3月,西藏军区宣布,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胜利结束。

周总理闻讯,高兴地说:“尽快把自治区成立起来,否则人民对你们就会有意见了。”

1964年全国人代会后,周恩来总理找到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两人,和他们谈话,说:

“西藏成立自治区,达赖喇嘛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两个掌权了,你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尽快把自治区成立起来,否则人民对你们就会有意见了。”

这时西藏民主改革已经完成,自治区筹委会作为政权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轨。不仅成立了各地区的专署,而且各县人民政府以及基层政权也成立了,在平叛、改革的工作中,一大批民族干部锻炼成长起来,成立自治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各族各阶层代表共301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平叛、改革中涌现的农牧民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大会共开了9天。区委书记张国华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阿沛·阿旺晋美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8日,大会进行选举,阿沛·阿旺晋美被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时称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朗顿·贡嘎旺秋、崔科·顿珠次仁、生钦·洛桑坚赞当选为副主席,洛桑慈诚当选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区正式成立后,西藏开始正式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在西藏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样自治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自治制度,领导西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巩固国防,把西藏自治区机关的职能逐步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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