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贺子珍大传:告诉你一个传奇的贺子珍》,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版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历史上称之为庐山会议。

在会前,毛泽东先行来到了庐山。在庐山,他让卫士李银桥几次打电话给李敏:婚期要推迟,等爸爸返京后再举行。他还亲自写信给李敏,说他会议结束后马上返京。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迟李敏的婚事呢?除了他打算亲自参加外,据事后李敏说,他可能是看贺子珍是否出席李敏的婚礼。

正在这时,6月29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夫人曾志前来拜访毛泽东。曾志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在一起革命,这次她也是前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来到庐山后,她特地来拜访了毛泽东。

在见面后,曾志说:“主席,来庐山的路上,我去看望了你的一个老相识。”

毛泽东好奇地问:“谁啊?”

两人当年是十分熟悉的战友,这时,曾志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路过南昌的时候,特意去看望了贺子珍。”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又关切地问道:“怎么样?她还好吧?”

曾志回答道:“我看她很正常嘛,哪有什么神经病?她对过去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啊!”

曾志与贺子珍1950年上海分别后,听到过许多关于贺子珍的传言,她半信半疑。所以这一次来庐山开会,她首先前往南昌看望了老战友。曾志的来访使贺子珍非常高兴。她一眼就认出了曾志,并热情地与她叙谈起别后的经历,晚上两人又同吃同睡。在交往之中,曾志未见贺子珍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所以,一见到毛泽东,她就把自己了解的情形如实讲了。

毛泽东知道曾志同贺子珍是井冈山时期的好友,感情很深;此刻,听到曾志谈起贺子珍的情况,曾经的战斗岁月、患难与共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他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十年的夫妻啊!自延安她赌气走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21年了!你去同汪东兴谈一谈看能不能安排和她见一面?”

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1933年就开始跟随毛泽东,参加过长征,做过排长、连指导员,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等职,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跟随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之一。

汪东兴知道此事的保密性,直接去找到已是江西省委书记的方志纯。汪东兴和方志纯由于工作关系,在西柏坡就很熟。两人商量,“乘江青还没有上山以前,将贺子珍接来”,因时间比较紧,当即决定了“严格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的策略,初步决定曾志、朱旦华等人承担这个工作。他们考虑朱旦华和贺子珍时有接触,比较熟悉,而曾志刚刚看过贺子珍,拉她上山做伴,估计她会愿意。

由于“都不是外人”,毛泽东下午请曾志、朱旦华在180号美庐二楼吃了一餐便饭。美庐原来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庐山居住的别墅,用宋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现在改称180号。毛泽东的住处就在楼上。晚餐只有4个菜。除一盘青椒炒肉丝外,毛泽东自己有一小碟炸辣椒,江西人嗜辣,毛泽东吃得还要辣。毛泽东看着朱旦华无从下筷子,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接着又说:“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

毛泽东大笑,旁边的人也跟着笑起来。

这天毛泽东的心情很好,奇怪的是一直没有提到贺子珍。直至饭快吃完了,毛泽东才问:“很想和贺子珍见最后一面,怎么搞好?”

曾志没有说话,她的目光望着朱旦华。因为朱旦华曾是毛泽民的妻子。

朱旦华知道毛泽东和贺子珍都是盼望见这一面的。但她却也没有说话,因为她与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在北京毛泽东身边读书,江青如果知道自己介入这件事,一定会责怪她的,于是,朱旦华总是回避着毛泽东的目光。

毛泽东单刀直入地问:“旦华同志,你看呢?”

朱旦华表态:“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点点头。

但事情又起波澜,当晚,陶铸听曾志说起这事,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结果,由于陶铸的阻止,曾志没有继续介入此事。

曾志的退出,使这件事比较棘手起来。汪东兴向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作了汇报,由此有了新的安排。



3.突然见到毛泽东


一天,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对妻子水静说:“毛主席想见见贺子珍同志,要你同朱旦华今天下午回南昌,把贺大姐接上庐山。”

水静与贺子珍比较熟,杨尚奎常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也常来他们家。

杨尚奎继续说:“你们上山后,直接去隧洞口左边的第二栋房子,我已安排好了。主席特意交待,这事要绝对保密。”

这时从庐山到南昌的山南公路没有修,从庐山到南昌只有经山北公路先到九江,再从九江到南昌。第二天,水静就坐着吉姆车下山到南昌接贺子珍。

但是,在路上,水静感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我们以什么理由请贺大姐呢?”

贺子珍在江西断断续续住了多年,因身体的原因,在江西没有担任职务,妇女工作党务工作都不合适,以什么理由好呢?左思右想,她终于有了一个理由:贺子珍是老红军,江西省委请她上山避暑。

这时,从庐山到南昌一般行车时间是4至5个小时。但高档的吉姆车从山北公路下山,两个多小时就到达了南昌,小车开进了南昌三纬路贺子珍住的小院。

小车一进门,贺子珍正在院子里打着蒲扇,卢泮云站在她身后,亲热地为贺子珍盘头,卢泮云一看来了人惊喜得要喊人,水静摆了摆手,走进了院子。

“贺大姐——”水静亲昵地喊道。贺子珍闻言扬起脸礼貌地站了起来。贺子珍在江西,江西省的几位大姐经常来看她,水静人年轻腿也勤,和贺子珍很熟悉。她一坐下就直奔来意:“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好不好?”

“上山要花公家的钱。”贺子珍微微地摇摇头。

水静有点急了,赶紧说:“大姐是老红军啊,省委很敬重大姐啊。上山现成的车子,我们都去的,又有现成的房子,公家不花钱的。”

卢泮云也在旁边劝贺子珍。贺子珍一见大家都这么认为,问:“今晚上山?”

“晚上上山不安全吧?我们明天下午走怎么样?”水静轻轻地问。

贺子珍点点头。

“那就说定了,明天下午3点钟来接大姐。”水静临走前与贺子珍说好了时间。

至于第二天贺子珍上山的时间,一种说法是在1959年的7月8日,而水静提供的时间是8月上旬,相差一个月。还有谁去接的贺子珍上山,水静说是和朱旦华一起去接贺子珍的,而朱旦华回忆她没有下山,是水静一个人去接的。

就这样,在一个月牙弯弯、苍木掩映的晚上,水静陪同贺子珍悄悄来到了庐山,来到牯岭涵洞左侧28号——江西省委安排的一家没有纳入庐山管理局招待所编制的“平房”。

贺子珍住进了28号临时招待所后,水静要向毛泽东和杨尚奎汇报安排的有关事情,则避开贺子珍忙乎起来。朱旦华则陪同贺子珍住在最偏的一间房间里。两人共处一室。

庐山的夜是那样的宁静,阵阵山风吹刮过来,松涛起伏,听起来和当年在井冈山时几分相似。贺子珍喃喃自语:“我好悔!”朱旦华理解地点点头。

贺子珍住下后,水静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住在庐山的美庐。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楼下是会客室、副室,楼上是个大套间,外面是书房,里面是卧室。毛泽东的卫士就在楼梯口的小屋子里值勤。

毛泽东坐在书房的沙发上,听水静汇报接贺子珍上山的经过。他听完以后问:“贺子珍身体怎么样?”

水静回答说:“还可以。”

毛泽东说:“你同尚奎同志商量一下,是否这几天就由你陪着她。”

他又嘱咐说:“你一定陪着她,不要让她跑到外面来,不要离开屋子一步。”

水静答应了。

毛泽东又说:“你好好照顾她,我很快安排见她,时间可能是明天晚上,我会通知你的。”接着他又说:“江青正在北戴河,不知道这件事,我已经派人用专机给她送文件去了。我身边的人我也会安排的,把他们支开。”

毛泽东嘱咐完,看水静要走了,突然又冒了一句:“希望她能一拍即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解释,水静也不便多问。

第二天,水静接到通知:当晚9时乘杨尚奎的专车,带贺子珍去见毛泽东。通知还说到,已经打好招呼,一路不会有人截车。

第二天晚上,水静与贺子珍准时乘车来到180号。这时,平时盘查很紧的门卫,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询问,院子里静悄悄,汽车直接开到别墅的门前。这道门也没有人守卫,门是虚掩着的。

与180号紧挨着的181号别墅,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办公、住宿的地方,此时灯火通明,窗户洞开,里面工作人员说话的声音清晰可闻。但是没有一个人探出头来看一眼这悄然而至的黑色轿车,更没有人知道从车内走出来的是谁?

推门进去,只有卫士封耀松一个人在客厅里等着。他显然已经知道他今天晚上的职责,见水静和贺子珍进来,忙把来访的两位女士领上二楼。上楼后,他让水静在他的楼梯旁的值班室里坐着;然后,他推开套间的门,让贺子珍走进去,他自己并没有走进去,而是随手带上了门,退到值班室,与水静一起坐着等候。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见,经过周密精心的安排,在他们分别2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

贺子珍一进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接着,他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看了看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都说了。毛泽东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凄然。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并说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

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一句关于她的话都没有。这时贺子珍提醒毛泽东:

“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毛泽东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

当水静和封耀松在值班室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召唤他们的铃声响了。封耀松先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一会儿,他搀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水静一看,只见贺子珍两眼通红,还带着泪痕。封耀松让贺子珍在值班室坐下,通知水静说:“主席请你进去。”

水静进去时,毛泽东身穿白色的长睡袍,很宽大,腰间结了一根带子。他站在那里,吸着烟,面部表情带着一丝痛苦和忧愁,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看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已经注意到了,在离28号不远的河南路,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她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微末节都了解到了。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她一步。”水静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说。

毛泽东听了,点头说:“好的。”水静就退了出来。

但是,一出门,水静就犯了难:如何从贺子珍手里把三瓶安眠药取回来呢?

这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她怎么开这个口呢?贺子珍是很敏感的,如果说话不当,引起她的怀疑,那就糟了。要是不能从她手里拿下来,后果更为严重,主席睡眠不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他吃的安眠药是高敏的,如果服用不当,特别是在精神失常的时候,肯定出问题。否则,主席也不会这么着急呀。

从毛泽东房间出来,到陪贺子珍回住所,水静脑子不停地转,可就是想不出一点办法。

贺子珍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睡到床上了还一直说个不停,如果突然插进一个毫不相干的安眠药问题,非得把事办砸不可。于是,水静只好在一旁静静地躺着,偶尔说一两个字表示她在听哩。这时贺子珍没有想到吃安眠药。两张床相隔不过两三尺,彼此的一举一动,互相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毛泽东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她回答说,“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了安眠药,水静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不放。

“是呀,主席太忙,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水静紧接着说,“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水静像忽然想到似地说:“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贺子珍待人一向很客气,而且她们之间交往很多,已经建立了感情,所以听她这么一说,马上找出那三瓶安眠药,侧过身递给水静,说:“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未见过哩。”水静接过安眠药,边看边说,然后坐了起来,侧过身去说道:“哎,大姐,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贺子珍说。

水静暗暗地嘘了一口气。

贺子珍给了水静安眠药之后,又继续谈下去,从她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地说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水静给小封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傍晚时分,水静与贺子珍一起下山了。

至于这天晚上最后贺子珍到底和毛泽东谈了什么,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知道。事后,曾志问毛泽东:“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

毛泽东叹息着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我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是有人放了毒,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