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的回归,中国的文化绝不可再无兵!(第三章)

所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为发展先进的武备提供了庞大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另一方面,军备提供的强大武力,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又反过来保证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相互加强的正反馈循环。因此,军备和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机制。所以,他把自己的书界定为“试图弥合分隔军事史和经济史以及编史工作的鸿沟”,是再恰当不过了。亚当·斯密就认为,一个文明国家要保卫自己的国防,它们必须建立并维持一支常备军。“由于富足、文明的国家能最好的维持这样的军队,因而,仅仅依靠它就能保卫国家免受贫穷、野蛮邻国的侵略。只有建立起这样一支常备军,这个国家的文明才能经久不衰,甚至与世长存。”(斯密,《国富论》下卷)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富足和文明的朝代却并不意味着能够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而因为自己的富足引来其他游牧民族的掠夺,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的挑战。接着,麦尼尔引出最重要的结论: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军事力量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皇权为标志、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


麦尼尔的观点确有一种独到的深刻性,使我们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兴盛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但兴奋回味之余,却渐渐地使人感到某种若有所失。因为,麦尼尔过于“唯物主义”,过于重视客观的条件,对“软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他没有从东西方“兵文化”的角度对“富与强”的关系进行论证,而十分明显的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并不是只要有钱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些能打的军队,其物质环境往往并不优越,在工业革命前尤其如此。我们凭常识也能体会到,一个仅有市场原则的民族未必能够兴旺发达,且不说阿拉伯人本就善于经商,就是古代的罗马人也不比希腊人更善于运用市场原则。进一步分析,市场原则与公民义务、权利等种种国内的体制有关,也绝不仅仅是市场本身的问题。换言之,市场原则能够得到尊重,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而这种制度保障的建立,比市场本身的发展要困难得多。所以,即便是在西方,其实也只有西欧一隅的几个的国家,得益于种种有利的外部因素,才在近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中脱颖而出,而其关键,在于这些国家都较为顺利地率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民主制度)。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要保障个人权利,发展出一整套规范的民主制度和权力机构的相互制衡,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了这些基本条件当然不一定就能发展出理想的民主体系,但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条件,民主体系的建立显然要困难得多。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或许最基本的,应该是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生存环境,而且这个环境不会随时受到他人随意的掠夺或干扰。就我们对西方历史的肤浅了解,至少有这样一些印象:自古希腊以来,各种强大民族的兴起与商业贸易、海外殖民、军事扩张、争夺制海权、强权称霸是密不可分的,强大与称霸几乎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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