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好兵”之传统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随着战国时期传统的贵族社会的解体,原贵族社会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无形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去谋求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开始出现,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张仪等依靠三寸不烂之舌牟取高位的典型文人与荆轲等专习武技的侠士就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这些人虽然学了旧贵族的武艺和外表精神,但实质已经发生改变。旧贵族用他们的才能去维护一种制度,所以并不滥用自己的才能,而新的侠士并无固定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文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君主则利用这些无固定主张的人去实现君主自己的目标——统一天下。当然,这时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各国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有当兵的义务,也使得战争分外惨烈。(雷书8-10页)最终,天下成为一个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财产均为一个人的私产,阶级的政治转变成为一个人的政治;而愿意为原来的共同体——国家而当兵的人逐渐消失,爱国主义失去了依托,皇帝只好雇佣流氓、囚犯,到最后只能靠招募少数民族的人来当兵,一般百姓便自然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看法。这种无兵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以后日益积弱,屡受外族欺负的重要原因。一些中国史学者也认为,自公元1000年后,汉族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弱势,而原来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则往往充当了进攻性军事行动的主角。


当中国的“好兵”文化逐渐式微时,西方的军事传统与军事技艺却从未失去它的基本依托。有趣的是,东西方历史上的实际军事较量,很长时期却是东方占优。西方的记忆中,不是亚历山大对亚洲的征服,而是匈奴和蒙古骑兵对欧洲肆无忌惮的掠夺,“黄祸”之说大概也由此找到了根据。然而,通过表象,我们却不难发现,东西方对“兵文化”的态度至少在秦汉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相对东方而言,战争一直被西方认为是“最高尚的艺术”([美] 盖文·肯尼迪 , 《国防经济学》 , 1986年7月第一版 , 第2页)作为战争承载体的军队和士兵,其地位从来都比中国的兵高得多,并最终影响了两种不同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命运。


麦尼尔的《竟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麦书)一书,作为与《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大致对应的西方版本,对此作了很好的注释。麦尼尔认为,欧洲的长期分裂造成剧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变革以求生存,从而为军事体制(包括武器和军队组织)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但麦尼尔认为:西方的兴起,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富”与“强”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密不可分的联系。用他的话说,“市场化的资源调动缓慢地发展,逐渐证明它比指令能更有效地把人的努力融成一体”,因此,“到16世纪,甚至欧洲最强大的指令结构在组织军事和其他主要事业时,也要依赖国际货币和信贷市场”,以商业为基础的荷兰之所以成功,以帝国结构为基础的西班牙之所以失败,就是明证。在18,19世纪,大英帝国的成功和同样优秀的法国之所以失败,关键也基本相同:以海军和海外贸易为本的英国始终严格遵从市场原则,所以能够凭借英伦银行建立牢固的信贷机制,并通过全球性的经济网络来为战争调动资源;至于以陆军和大陆官僚架构为主的法国,则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指令经济的干扰,因此动员力量相对减弱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