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集权是必然的:农业民族--读易中天著《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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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集权是必然的:农业民族--读易中天著《帝国的终结》


集权是必然的:农业民族

――读易中天著《帝国的终结》


郭成望


易中天先生在《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里说,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第9页)

那么,决定帝国制度会被创造出来的其他因素或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易中天先生的论述,也许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农业民族”这个决定因素。除了第一章第五节,其他章节例如第五章第六节,都强调了这样的因素或条件。首先提到这个因素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又“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第43-44页)换句话说,一定的经济水平或者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于所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差不多都是基本的条件。

可以称为经济因素的这个基本条件,当然并不限于农业。某些人类例如古代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似乎主要不是依靠农业,而是改事航海、殖民和经商,并由此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被称为财力社会或市场经济社会。易中天先生认为,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其他国家(武力社会或权力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只能从商业国家输入,或向商业国家学习。(第46页)

希腊城邦里的雅典国家是否属于财力社会或商业国家,或许是个值得商量的问题。不过,例如韦伯在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差异时也说过,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最初都是海上贸易城市,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而且易中天先生提出三种社会类型,即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的基本思路(第43页),不仅在于强调只有财力社会才能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更是为了强调权力社会乃至集权社会是由农业民族建立起来的。

至少人类进入文明初期,除了雅典那样的商业国家,还有其他民族例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而游牧民族崇尚武力,农业民族则崇尚权力,因此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并且农业民族的选择,不只是建立稳固政权或权力社会。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第47-49页)

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这看来是问题的关键之处。除了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之外,在人类社会里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定还有各种各样的农业民族,甚至世界上人类文明的最早起源也与农业革命有关。假如所有的农业民族都对集权有一种渴望,他们岂不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

农业民族显然不都是由农民或者一家一户的小农所构成的。每一农业民族可能都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说这些民族内部应该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使得农业民族有了不同的社会成分。也许弄清究竟是哪些群体组成了农业民族,才能理解他们是否对集权有一种渴望。

易中天先生无疑考虑到了类似的问题。在第三章第五节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第142页)

这段话本身强调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甚至还是成了帝制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第132页)对于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华帝国来说,文化当然是重要的,没有文化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这难免引出一个问题,即如果缺乏这样的文化因素又会怎样?儒家思想自然不是所有农业民族共有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因此如果缺乏这样的文化因素,那就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即便是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也未必能建立集权社会。

尽管如此,这段话仍然提到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可能存在农民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在包括农民的所有群体中,对集权有一种渴望的其实只有农民,或者说必须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农业民族才有集权的渴望。

在题为“集权是一种必然”的第一章第五节里,易中天先生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第49页),而这段话所说的需要权力来保护自己的正是小农或自耕农。易中天先生在第五章第六节里的另一段话,已经明确地提到了帝国与这类农民的关系。这段话是:

实际上帝国制度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按照这种设计,帝国的所谓“王道乐土”应该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数不多不少的自耕农,分散在疆域不大不小的国土中,靠着有限的人力和畜力,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维持温饱,并向国家缴纳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赋税。赋税之所以不必超过百分之十,是因为理想中的帝国规模不大,要求也不高,可以低成本运行;而百分之十的赋税之所以必须,则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弱小的、微不足道的自耕农无力自保,只能由帝国的国家力量来保护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第246页)

由此看来,只有在人数不多不少的自耕农已经存在的条件下,集权才可能是“必然”的。或者也可以说,在经济水平能够保证自耕农这样的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的条件下,帝国制度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第244页)考虑到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那就应该说帝国制度被创造出来以前自耕农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或者帝国时代之前的经济水平恰好就达到了能够产生并且维持自耕农存在的程度。

当然,只有自耕农这样的一般民众,并不足以创造帝国制度。帝国制度的设计者尽管起初未必是皇帝,至少也应该是邦国的君主,甚至包括为君主效力的士人。这些君主对于建立集权社会甚至有比农民更为强烈的渴望,他们无疑属于创造帝国制度的其他因素之一,尽管后来他们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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