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如何由药品变毒品

虽说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第一章总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却总缺乏鸦片在中国传播史的必要介绍。所谓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仅仅谴责鸦片流毒,很难清楚说明鸦片怎会成为加剧满清腐败过程的毒品。


著成于明万历六年(1578)的《本草纲目》谷类药物部分:“李时珍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其实,作为镇痛药,早在唐文宗开成(836—840)年间,鸦片(又译阿片),便在药舖有售。但曾任宫廷太医的李时珍,显然不知罂粟花原产西亚,由它的嫩果汁液凝结的阿芙蓉,大约通过拜占庭与唐朝的贸易,传入中国。不过,他说“近方有用者”,至少有一个病例,即他去世(1593)时已胖得难以动弹的万历皇帝,可能患痛风而服鸦片丸成瘾。


可是,将鸦片混合烟草装入烟袋吸食,即俗称抽鸦片烟,应在美洲印第安人用烟斗吸烟草的习俗被西班牙人传到远东之后。据魏菲德说,这样的吸毒方式,是1620年(明泰昌元年)台湾人发明的。(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183。)


美洲烟草于明中叶传入中国,很快吸食成风,以致嘉靖、万历间王世贞叹道:“三尺童子无不吸烟矣!”然而很奇怪,尽管台湾人多闽粤移民,尽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已征服台湾郑氏政权并解除海禁,吸鸦片烟的风气却似乎在大陆传播很慢。直到八年后的清雍正七年(1729),满清三世皇帝才下诏禁鸦片入口,说明这时鸦片已由药材变成毒品。


作为毒品的鸦片烟在中国蔓延,说来也是满洲统治者酿成的问题。原来,康熙、雍正父子,都曾禁烟草,并非关心臣民健康,而是因为种烟草与种粮食争地,非但妨碍税收,还可能因为烟草种植区缺粮而发生民变。效应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贵烟草烟具争奇炫富的东南绅商纨绔子弟,忽然发现台湾发明的鸦片烟吸食法,更新奇,更刺激,又是合法进口的“洋药”,怎不竞相学样而追求烟膏烟具品质?


早就苦于用白银换取中国丝绸、陶瓷、茶叶等精良产品的欧美商人,发现中国出现日益增长的毒品市场,怎不抓住商机?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1858年发表),曾追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头目,如何与从土耳其贩运鸦片来华的葡萄牙商人争夺这个市场, 强迫印度孟加拉邦农民改种鸦片,力求垄断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清嘉庆元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缔鸦片进口,反而更刺激内外官商勾结的鸦片走私。尤其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对华贸易垄断权,鸦片走私转入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等毒品贩子也更卖力竞争。结果不过三年,走私入华的鸦片就增加十倍。


前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开始实行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币制,商品流通和国库收入所需白银,主要来自农工产品出口贸易吸纳的域外白银。全汉昇对此有过详尽研究,曾指出从明隆庆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两个半世纪, 单是经过西班牙人输出的美洲白银约四亿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国,以致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军军官惊叹:“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详参全著《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1987。)


正是越来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导致支持满清帝国富甲天下的白银,由内流变成外流。清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食鸦片的奏章,是打动鄙吝的道光帝倾向禁烟的由头,不妨再引一次:“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据清末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八略引。)据记载,道光三年(1823)以前,满清出口盈余仍有银二千六百万两左右,至此却反而外流至少四千万两,换来的是“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的鸦片。当然,银贵钱贱,不加赋而税增,不涨价而货昂,民穷财尽,比起老百姓造反还是最好的前景。


不消说,黄爵滋的这道奏章,数落鸦片危害的层面,漏掉了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宫女太监,而此类正是挥霍国帑的烟鬼主体。他们率先造成的贪污腐化,怎样掏空了满清的府库,不是更值得追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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