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梁海战:决定了东北亚三百年政治格局

公元1598年,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在朝鲜半岛南端、釜山以西200余里的露梁津,子时刚过,800余艘各式战船,正在趁夜做战前的最后准备,他们是大明与朝鲜联军的水师部队。


16世纪末,东北亚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日本,大名纷争的“战国时代”结束,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国内的基本统一。随着统一战争的进展,丰臣的野心和信心逐步膨胀,他不仅要把当时尚不属于日本的北海道并入日本版图,而且还将琉球和朝鲜两个明朝的藩属王国也列入了扩张的目标,甚至已经开始做一统中国的准备,在1591年他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称,“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当时日本认为中国地方有四百余州)。”并威逼朝鲜臣服于日本。在被朝鲜国王断然拒绝之后,1592年,丰臣秀吉动员军队20万,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当时的朝鲜,正处于国内政治昏庸、党争不断、军力衰弱之际,只能求助于明朝出兵。此时的明朝政权,虽然处于万历帝不理朝政的最高权威空白状态之中,但戚继光练兵和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还在。经过官僚体系短时间的混乱之后,明军在短期内进行了战争动员,并于1592年年底,出兵援朝,史称“壬辰战争”。


战事持续到1598年,已历时七载,其间,战局起伏不定,但总体上逐渐对日本不利。日军出兵后,迅速占领了汉城和平壤,但明军于1592年年底入朝后,又先后收复了以上地方,日军只能退守半岛南部诸地,双方在你来我往一番后陷入胶着状态,不久,日方提出议和,明朝也乐得早日休兵,双方暂时订下了和议,内容规定明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军自朝鲜半岛撤军。但是,丰臣秀吉提出的真实撤军条件是:日本吞并朝鲜南部,明朝要把公主嫁给天皇,且朝鲜今后要臣服于日本等等。而明朝负责谈判的使臣却未敢告诉朝廷真相,只是汇报说日本已答应撤出朝鲜云云,这使得丰臣秀吉最终又找到了借口,以朝鲜不守和议为名,于1597年增兵朝鲜,再次北犯。


实际上,日本国内对于侵朝战争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封建领主并未从侵朝战争中获得好处,但却又要分摊征兵纳粮的任务。一些人在不满的同时也试图阻止这次出征。第一次侵朝的主要将领小西行长,早在1596年秋天,就向朝鲜使臣的翻译讲了第二次日军入侵的时间和部署,1597年夏,小西行长派人会见了朝鲜庆尚右兵使金应瑞,详细说明了日军即将执行的进军计划,并建议朝鲜坚壁清野,并征召新兵,进行战前动员,但是,朝鲜国王及其身边近臣,对这一事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整个政权沉迷于内部党争,而且还撤换了前次战争中表现出色的李舜臣等将领,换上了若干昏庸之辈掌管水陆两军,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明朝中央政权的支援上。


1597年6月,日军主力抵达朝鲜。此次进军,日军吸取了以往教训,将11万多人的部队分为两路,左路(也就是西路),由小西行长率49600人,进攻全罗、忠清两道(即今天韩国的西南部地区),右路(即东路)由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军64300人,攻击庆尚道(即今天韩国东南部地区)。


在海上,日军于七月十五,趁满月之日,以优势兵力突袭朝鲜水军主力驻地。代替名将李舜臣指挥的元均昏庸无能,毫无应有的警惕,结果全军覆没,包括“龟船”在内的大量战船被焚毁。日军顺势占领了朝鲜半岛西南端的几处据点,不仅可以威胁汉城,而且可以袭扰山东和辽东沿岸。


明朝在得知日军再度北侵的消息后,再度向朝鲜派出援兵,加上原先驻朝的部队,以及朝鲜军队,总兵力约5万多人。1597年12月,联军到达庆州,专攻敌右路主力加藤清正驻扎的蔚山要塞。双方的兵力对比约为4万对2万。但由于指挥不当,联军围攻蔚山10余天未下,反而在日军援军来临之际出现溃退局面,全军损兵上万,撤回汉城。而日军也损失惨重,蔚山城内能战者仅千余人。日军只得从朝鲜半岛将一半以上兵力调回国内休整(也是为了即将到来的耕种季节),在半岛上的兵力还余下6万多人。日军还在半岛南端沿海的几个要点,如蔚山等地,巩固了要塞防御,其长期计划,是打算步步为营,蚕食朝鲜。

但是,中朝联军并没有给日军这一机会。明朝强大的动员能力是联军的根本后盾,当时明军全国常备兵力80余万,再加上临时征召措施,调集10万人规模的军队轻而易举,且军粮储备充足,后勤能力很强。而日本国土狭小,粮食生产长期紧张,人口生育率又低,全国可动员的兵力总共也只有50余万,实际上难以承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春,明军已经完成了新一轮调兵和后勤准备,新的援军进入朝鲜,至夏季,完成了兵力整备,9月,开始兵分三路南下,联军总兵力达到11万多人,其中包括9万陆军和2万6千水军。


当时,中国的水军装备远远超过日军,不仅船坚,而且炮利。明军水师船只大量装载虎蹲炮一类的中型火炮,这种炮炮身长2尺,重36斤,上加铁箍,并配备铁爪、铁绊,发射前用大铁钉将炮身固定,每次装填5钱重的小铅子或小石子100枚,以及1枚重30两的大石子或大铅子,发射后,大石子用于摧毁对方的船身、船上建筑等设施,小石子则可以杀伤对方人员。比虎蹲炮大的还有“佛郎机”,这是明军从葡萄牙人手中得来仿制的。“佛郎机”就是当时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统称。这种火炮已经有了现代火炮的雏形,炮身长七八尺,能够装1斤火药,弹丸重量也可达到1斤,射程可达五六里,还有准星、照门等设置,并可以安装在活动炮架上,随时调整射向,这在当时是非常划时代的装备。


除去火炮外,明军还大量使用火箭,其中不仅有单发火箭,还有多发火箭,其中一种百虎齐奔箭,可以把上百支火箭连在一起,在点火后齐射出去。为了增加火箭射程,明军还装备了多级火箭,例如“火龙出水”,是以5尺毛竹为箭筒,筒内装火箭数支,筒体下面两侧各缚火箭筒2个,作为推进器,水战时,可在距离水面三四尺处点火,箭筒即可在助推火箭的作用下飞行二三里远,“如火龙出于水面”,当助推火箭燃烧尽时,腹内火箭便点火飞出,飞向敌船等目标引燃之。


此外,明朝水军甚至发展了燃烧性火器,例如“飞天喷筒”,内装硫磺、樟脑、松脂、雄黄、砒霜,以两分法打成药饼,封在发射筒内,战时点燃引信后,筒口可喷出十数丈高的火焰,而且由于装药的性质,其烟雾带毒,燃烧物质一旦被喷在对方船帆上,就会牢牢地粘在上面燃烧,无法扑救。


朝军方面,在李舜臣的努力下,朝鲜水师也恢复了一定的战斗力,兵力达到7千多人。朝军的“龟船”是当时相当优秀的海战装备。这是一种大型战船,船顶部覆盖有防护板,板上遍布向外的利刃刀尖,敌人难以攀爬。船首设有龙头,船尾有龟尾,头尾均有射孔,两侧还各有6个射孔,射孔下还有8~10支橹,使其可以在无帆条件下快速行进。在日军早先向后方丰臣秀吉的汇报中提到,“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且战船大而行速,楼牌坚厚,铳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尽被撞破。”


十月,三路明军与日军先后接触,但进展都不甚顺利。在中路,中朝联军近3万人进攻岛津义弘所率1万人防守的新寨要塞,在拥有绝对火器优势,炮火轰开日军城门的时候,由于己方一处火药库失火,导致阵势大乱,被日军趁机掩杀,全军溃退,损失超过1万多人,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东路联军约3万人,再次攻击蔚山,与加藤清正所率日军互有胜负,随后进入对峙,一直到十一月,日军主动撤离。


西路联军人数最多,除了2万8千陆军以外,还有陈嶙率领的2万6千水军协同。其对手是小西行长所率的日军第二军,兵力1万3千人。联军将日军围困在曳桥要塞,但攻击多日,进展不大,此时听说中路军战败,遂决定暂时休战。至十月初,明军三路陆上部队实际上都已经停滞下来,只有陈嶙还在水上巡弋歼敌。


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1597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抑或是身边人拟定的“遗命”)从朝鲜撤军。但是明军一直到当年十一月才得知这一消息。日军撤退命令下达后,驻蔚山的加藤清正于十一月率第一军迅速撤退,但岛津义弘和小西行长这两位联军老冤家的部队都尚未撤离,分布在顺天、泗川、南海等地,总兵力2万多人。


露梁海战

驻扎在朝鲜西部顺天(今天全罗南道东南部的顺天附近)一带的小西行长第二军,此时仍有1万多人,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小西决定在光阳湾沿岸上船,向巨济岛集中。但是,十一月十一早晨,第二军登船后甫一出海,便被陈嶙和李舜臣率领的联军水师拦截,多次冲击失败,小西行长派使至陈嶙大营,曰希望用1000首级换陈嶙网开一面,但陈嶙坚决不允,小西军只得回到驻地,并派人向驻扎在泗川的岛津义弘、驻扎在南海(约数十公里外的一处港湾)的对马守(对马岛的日本大名)求援。


陈嶙,明史上称其“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他原本是与刘 廷等人一起统帅陆军的,但是因为当年二月,其部队在路过山海关时发生了骚动事件,他被责问后调来指挥水军,手下的两位副将—陈蚕和邓子龙,也都是步军将领出身,所以,他们能将船队指挥得当,也是殊属不易的事情。此前一段时间,陈嶙部水师在朝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巡弋,日军“及见嶙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侵朝日军与本土之间的联系,使得侵朝日军的后勤供应受到了影响。

在十一月十四日小西行长求和时,陈嶙曾放走了一只小船,船上有8名日军,李舜臣认为,这是小西行长派去求援的部下。至十一月十八日,李舜臣告诉陈嶙:“倭船出去已四日,援兵必将至矣。吾辈当往猫岛等处把截待之。”陈嶙对李舜臣非常敬重,深知李舜臣不会轻易作出重大判断,便与李舜臣共同在露梁津海峡一带设伏:明军的先锋老将邓子龙率军千人在露梁津海峡北侧埋伏,李舜臣则伏兵于南海岛的观音浦,陈嶙率联军主力部署于竹岛及水门洞港湾。露梁津是光阳湾的出口,光阳湾实际上是一处深入半岛南端陆地的海湾,形状口小腹大,海湾纵深约20千米,出口宽度约为三四千米,等于是一个天然的口袋。而中朝联军的设想,便是将日军援军诱入(或驱入)口袋,再封住袋口聚而歼之,邓子龙所部就是扎口袋的那根绳索。


正如李舜臣所料,那只小船的确是到岛津义弘处求援的。岛津义弘此前已经率第五军主力登船准备回国,只等涨潮后就出发,向巨济岛转进。接到小西行长的求援后,岛津于十八日夜率军趁夜色向露梁津开进,试图进入光阳湾,解救小西行长。航行途中,岛津船队遇上了宗义智的船队,宗义智有60艘船,两军加起来共有兵力约1万6千人左右,舰船近500艘,此外,陆地上,小西行长所部还有1万多人。而中朝联军一边,约有舰船800艘,兵力约2万。


十九日丑时(凌晨1~3点),岛津义弘船队大部驶入露梁海峡,向光阳湾深处进发,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


此时,岛津义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了埋伏,第二个反应就是回撤,因此把守海峡出口的副将邓子龙所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明史记载,“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人跃上朝鲜舟,直前奋击,贼死伤无算。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


邓子龙,丰城人,明史记载他“貌魁梧,骁捷绝伦”。他用自己不到千余人的兵力和少量船只(史书中仅提到有“三艘巨舰”,应当是福船之类的主力战船),在战场的第一个瞬间—也是战场的关键点—挡住了岛津义弘的船队,居功至伟,战后,他被“赠都督佥事,世荫一子”,而且“庙祀朝鲜”。


在邓子龙部危急的时刻,陈嶙派陈蚕率军前去增援,把“袋口”彻底扎牢,岛津义弘在回撤无望的情况下,只能作困兽之斗,与明军决一死战。


此时,中朝水师主力亦已布阵完毕,开始冲击,李舜臣擂鼓首先率船冲击敌船队,陈嶙也随后率船冲入,并命令船只下碇,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攻击敌军船只,由于明朝战船船身高大坚固,既可以撞击敌舰,又可以居高临下投掷火砖、震天雷,日军受损甚烈,只能尽量躲避。为了吸引远避本船的日军,陈嶙命士兵伏在甲板上,以盾牌蔽体,日军远看以为陈嶙船上的士兵已被鸟铳和弓箭射杀殆尽,便开始围拢过来靠帮跳船,此时明军突然跃起,用长枪将攀爬船帮的日军捅下大海,然后使用前面提到的喷筒喷射日军船只,日船纷纷起火,士卒烧死和溺毙甚多。在朝鲜典籍 《李忠武公行述》 中,有如此记载,“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观音浦是一个更小更浅的海湾,日军进入这里,是想利用船只吃水浅的优势,与明军福船之类的大型船只脱离接触,但是,无形中也进入了兵法中所说的“绝地”。 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等规格)规模,按照此前戚继光给福船配备的武备,每门福船配备如下:


火器:包括大发火贡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


弹药: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


冷兵器: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


而日军方面,最大的船也只有福船的四五分之一大小,火器以鸟铳(即早期的滑膛枪)为主,缺乏火炮。


在这种对抗中,日军只能靠鸟铳来偶尔施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大船和朝军龟船都不起什么作用,但天亮后,在距离合适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这对联军船上人员的威胁还是较大的。也就是在天亮后,李舜臣胸部中弹,被左右扶入船舱(这一情节与英法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军统帅纳尔逊的遭遇极为相似)。他对身边的侄子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其后牺牲。李莞按照指示,继续以李舜臣的名义发布命令,与明军一起,将日军余下的船队追入观音浦。虽然福船无法进入近岸浅水水域,但明军火器射程相当远,便在远处用佛郎机、虎蹲炮等火炮反复轰击日军。由于日本船只的坚固程度不足,3斤重的虎蹲炮所射铅子,很容易穿透船板,受损后的日军战船很难再保证正常情况下的机动性和速度。此时又恰逢退潮,朝鲜水域潮差很大,到中午,余下的近200艘日舰都搁浅在了滩涂上,船上的日军只得弃船登陆,旋即被岸上以逸待劳且早就想与水军争功的中朝联军陆军所歼灭。岛津义弘率领近身的50余艘战船,拼死突围,逃回日本。


露梁一战,日军损失战船约400艘,阵亡人数超过一万,露梁津一带海域尽是日军船只留下的残骸,岛津义弘所率的第五军主力几乎完全被消灭,在海上激战的同时,小西行长趁己方压力减轻的机会,率领第二军的残余部队逃脱,但是,其精华部队已经消耗殆尽,能够回到日本的,也都是老弱病残之辈。这是日军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仗。


谁拥有制海权,谁就是得胜者


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的两次援朝战争,帮助朝鲜抵御了日本的侵略,并挫败了日本向外扩张的企图,并大大改变了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在其后日本国内因权力真空而发生的内战中,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等人所在的西军,也就是维护丰臣家统治的一方被彻底击败,德川家康成为了日本新的统治者,德川幕府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代。在这期间,日本转变为一个内向的闭关锁国国家,有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外侵的念头,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从这场战争可以看出,即使在那个年代,制海权也已经成为了东北亚各方实力对比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露梁海战的胜利,则日本在撤军后很可能“越数年”而卷土重来。由于明军掌握着制海权(其背后实质是中国的造船和火器工业水平要远高于日本),日本完全失去了再行侵略的可能。而在整整30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也是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正是由于中国失去了制海权,才有了最后赔款失地的屈辱。值得一提的是,此场战争7年时间中,明朝廷花了8百万两军费,被很多时人和后人诟病为“劳师耗饷”,然而在30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代价却是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款,与投资国防的收益相比较,可见一斑。


这场战争也体现出,尽管明军在装备上依然优于日军,但军队的训练、指挥都已经相当不堪,除了露梁海战和第一次援朝战争的平壤之战外,中朝联军始终未能在其它局部战场取得大胜,且多次在战斗中因一处小的失败而出现“崩盘”局面(例如中路军的新寨战斗),这说明此时的明军,韧性(其背后是军队的日常管理水平和纪律性)都已经大为不如戚继光练兵的年代了,而此时,戚继光刚刚去世(1587年)不过才几年时间。总的说来,这场战争最后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依靠中朝在综合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得来的—中朝联军输得起,只要能赢最后一仗就够了,而日军只要有一次大败,就很难再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从明王朝中央政权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可见,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留下的政治遗产,已经所剩无几了,深宫中与群臣赌气而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将整个国家都丢给了内阁打理,在缺乏统一权威平衡的政治体系中,中央政权逐渐成了一个官僚场所,政权的应激能力逐渐下降,任将选人也多有不当,这些败相都将在此后明政权逐渐没落的过程中愈加明显。套用一句老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是一天之间就衰落的,露梁海战虽然辉煌,但已经是明帝国的最后几缕余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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