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蒋介石会见计划的流产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走向全面紧张和全面对抗,但随之而来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使中共中央被迫再度调整自己的政策。由于美、英和苏联结成战时同盟,毛泽东很清楚,这种情况下战后来自国际的压力势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为了争取最好的妥协条件,毛泽东甚至一度提出拜会蒋介石的提议。尽管由于党内的反对,毛泽东放弃了这一计划,他还是派林彪前往重庆去与蒋介石联络感情。而后更郑重其事地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西安和重庆,与国民党进行正式商谈。只是,由于共产国际很快宣告解散,国民党人相信共产党已经失去国际靠山,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优势,反而使双方关系再趋紧张。



剿不得、抚不得,蒋介石倍感头疼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内在对共产党问题上主要有三派意见。一派以白崇禧为代表,力主乘中日形成僵持局面,马上开始实施军事“剿共”计划,不怕与共产党关系破裂。一派以贺衷寒、张治中为代表,反对采取军事办法,主张通过谈判化解双方的感情对立,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对这两方面的观点,蒋都不以为然。蒋介石比较倾向的是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他们相信和平解决共党问题已无可能,但“目前非武力解决共党之时”。其理由是:“(一)敌人大军尚压国境,一旦武力冲突,将与日寇以可乘之机。(二)本党军力虽优于共党,但尚不能一举而击溃之,一旦旷日持久,可生他变。(三)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不能全恃军事解决。过去总裁在剿共时期曾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名言,今日本党政治虽有进步,但现有之政治,如无军事之掩护,尚不足以应付共党。(四)共党以其宣传策略在社会上、在民间仍博得一部之信望。(五)海内外民众惟恐内争,一旦武力对共,必引起人民之恐慌。(六)苏俄与共虽非一体,但苏俄愿见共党势力强大,则不成问题。我国今日虽不倚赖苏俄,但苏俄友谊仍为必要。一旦武力对共,苏俄有停止对我供给,及与敌人妥协可能。(七)英美虽不愿中国共党势大,但亦不望中国此时内战,一旦武力对共之事发生,足影响国际对我之观感。”因此,他们的观点是:“制裁共党最良时期为对日大反攻之时”。此前可以“争取时间,充分准备”,并“于接近共党之区,建立碉堡,防止共党之扩张,且为他日缩小包围圈与推进据点,逼共军与日军冲突,或可收一石二鸟之功”。到对日反攻时,“以排山倒海之力追击日寇,乘时将共军加以扫荡,最为适当。”



胡秋原等人这时显然不了解,蒋介石其实已经开始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尝试用“建立碉堡”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扩展,并做以后必要时推进之据点了。不仅如此,蒋实际上还展开了对中共各个根据地,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封锁,力图隔断中共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只是,建立碉堡也好,全面封锁也好,只能达到部分效果。因为国民党军除了能对陕甘宁边区采取筑碉和封锁的政策外,对共产党在敌后的各个根据地可以说根本就无能为力。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束缚,独立自主,自行其是,甚至敢于公开挑战几年来已经得到全国公认的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蒋介石硬不得,软不得;剿不得,抚不得,自然倍感头疼。



让蒋深感庆幸的是,在皖南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竟接连发生了两件对中国国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西部防线土崩瓦解,莫斯科无暇东顾,被迫停止对华军援,全力抗德。二是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于牵制日本的目的,美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从此地位无虞,而且中国很快摆脱了苏联的影响,转而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援助对象和同盟者,这让一直对继续暗中支持中共的苏联充满反感的蒋介石倍感释然。在蒋看来,苏德战争使苏联自顾不暇,也意味着共产党失去了国际支持,短期内不再可能危害国民党了。



林彪回国受命谈判,国共关系明显缓和



让蒋介石印证了自己判断的,是太平洋战争爆21天后在苏联治病的原第八路军115师师长,他过去的学生林彪突然回国,并且一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专门经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马上就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苏联人的意图在里面,因为苏联很可能是急于要缓和国共紧张关系,推动中国抗战,以确保日本不会乘机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



蒋自然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因而他对林彪回国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当即通令西安、兰州党政军在严密监视下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即受到国民党当地军政负责人朱绍良等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果然,林彪一回国就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必要性。在1月31日的谈话中,林彪断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他说,两党间之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



对此,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甚至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进而还专门派军医处长到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示其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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