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鼎中原后,在大多数方面继承了明朝的政策, 但也尽可能展现其不同于明朝的一面,在对外政策上也如此。在清初对待安南的政策上,清朝继承了明朝时期对安南黎莫政权的双重承认政策, 但在对莫氏的册封、对黎朝助剿南明势力的奖励上,清朝都提出要对明朝的政策有所改变 。而在拜天之礼上,清朝改明朝的五拜三叩之礼为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礼仪的改变不只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诸蕃国 。在中越关系中,这一礼仪却引起了争执,最终经历了三代清帝、百年之久,才得以确立。在中越之间,这一礼仪之争主要体现在清朝使臣带诏书出使安南期间,安南国王及大臣以何种礼仪拜受代表清朝天子的诏书,是以清制的三跪九叩呢?还是以成为安南“国俗”的五拜三叩?学术界未曾对此有所注意,而了解这一礼仪之争的前因后果、发展变化,对于理解中越关系、清朝的对外政策无疑将有很大的裨益。


一、 礼仪之争的缘起与发展


明朝初年,明太祖简化各种繁琐的礼仪 。遣使至蕃国时,该国王对香案及诏书行五拜礼,并跪香案前,三上香,俯伏,实即五拜三叩之礼 。明朝与安南的多次交涉,安南当权者都对代表天朝天子的龙亭和诏书行五拜三叩头之礼。明朝时对天子行五拜三叩的礼节,在安南国内也是一样的。在安南,对皇帝之礼是“拜凡五拜三叩头”。 安南的五拜三叩之礼源于何时,由于资料阙如,难以得知。或许与明朝对安南文化的影响有关系。不管其发展如何,至明末清初时,安南人对天子之礼已习惯了五拜三叩,并称之为“国俗” 。清朝初年,制定了新的礼仪,对天子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礼仪不只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诸蕃国。清朝的礼制与安南“国俗”产生了矛盾。

康熙六年(1667年),清朝与安南第一次发生了关于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 。清朝以内国史院侍讲学士程芳朝为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册封安南国王。使臣与安南朝廷定于三月十六日行接诏、颁诏礼,使臣要求安南方面行三跪九叩之礼。黎帝“命报以国俗五拜之三叩之礼,并有参酌损益”,使臣“再书欲行三跪九叩”,安南再复书行五拜之礼,使臣“三咨书临就前说”,此后安南以“促期行礼,不复办”为由,回避了言辞上的争执,在接诏时行五拜三叩之礼 。

康熙八年(1669年)初,李仙根等因高平之事出使安南。双方议定接诏时间为二月二十九日。二十七日,清使要求“迎接开读交拜皆照会典行”,又抄录《会典》内容传示。二十八日,安南提出行“旧习五拜礼”,清使谓“三跪九叩头乃本朝议制,尔国既为大清之臣,安敢违越。”安南“旋禀报云皆如谕。”拜诏之时,安南国王黎维禧,“拜稽不甚了了”,副使杨兆杰“就教之”,维禧“警惧欲避状,左右捉刀者拥至”,李仙根笑曰:“何胆怯,乃尔连叩头即是矣”,至是以三跪九叩之礼接诏书 。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遣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璨等前往安南谕祭前王并册封新王。黎朝向清使提出“不谙天朝礼,照该国仪注行”,清使回文:“天朝制度,薄海内外,无不遵行,尔国既归命天朝,请封祭,自应恪遵以光大典,何得渎?”次日安南又提出,“圣人不变俗,以从俗,本国王受封,又两先王受祭,不常有之,大典调集,合国大小官目多至千百,贤愚不等,依天朝礼,恐有参差,有亵国体,获罪非轻。”清使指出,“习仪易事耳”,昔日安南贡使至北京及其他交接之礼,“各官亦克如仪,其他岂俱是愚的”,参与交涉的安南官员无言以对。此后安南迟迟不行接诏礼,安南官员又向使臣请允,使臣大怒,与来请的安南官员“自清晨直至午后,逐一辨论,(阮公)望等屡次辞穷,闭口无言。”次日,安南官员前来禀告:“本国非敢抗违,实因不谙故,连日恳请天使,既不允,自然遵行天朝礼,不敢再渎。”接诏礼之前,安南官员来文说:“本国王一心恭顺天朝,自然遵行典礼,不敢有违,但小国人愚者多,虽演习,临时未免稍有差错,望天使宽恕。”清使回文说:“宽恕,乃我皇上素念,诸外国来觐者有小失,我皇上含笑不问,今尔国行礼,若大差错,本部院必令复行,次则仰体皇仁相谅耳,何苛为。” 此后则以天朝三跪九叩之礼行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派内阁中书邓廷喆、成文等册封安南国王。安南又提出行五拜三叩的“国礼”,“以便演习”,双方“辨复数回”,清使“勉从之” 。不过为了对出使任务有更好地交待,邓廷喆在公文报告中可能将所行之礼记为三跪九叩 。对于这几次礼仪之争,雍正年间,安南在向清廷的在一篇奏文中称:“臣国拜册拜诏之仪,向来康熙三年,内院吴光、礼部朱志远钦赐卹;康熙六年学士程芳朝、郎中张易贲钦册封;康熙七年侍读李仙根、郎中杨兆杰钦宣旨谕;康熙二十二年翰林明图、邬黑、周粲钦册封,当日拜受,许行国俗五拜三叩头礼。康熙五十八年,典籍邓廷喆、编修成文钦册封,初欲令行三跪九叩礼,后以演习未谙,勉从国俗……” 。这一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是安南方面为了达到让清朝同意其采用“国俗”的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实际上,这些使团对三跪九叩的礼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此后,清朝赴越使团继续与安南进行着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各使臣也因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清廷自然对这些争议是有了解的,因为回国的使臣都要交上出使报告,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有李仙根的《安南使事纪要》、周璨等人的《使交记事》等。这些报告都记述了当时的礼仪之争,但清廷没有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而是让使臣们自己相机处置。


二、 礼仪之争的典型事件——杭奕禄使团与安南的争执


雍正六年(1728年),清朝遣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出使安南,解决边界争端,清使与安南再生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此次争礼后,安南曾就礼仪之争问题向清廷上过奏疏,在中越两国引起颇多关注。关于此次争议,有关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因此特别提出加以祥述,以便更好地了解礼仪之争的特点。

当年六月初八日,清使抵达升龙(河内),次日清使发仪注给安南,要求安南于十一日接诏,接诏时,按照康熙五十八年的礼节,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安南国王回文“请照该国敬天之礼,惟行五拜三叩”, 并说康熙五十八年邓成(正使邓廷喆、副使成文)使团用的是五拜三叩之礼。由于礼仪上的争执,十一日没有颁诏。当日,钦差发文给黎朝国王 ,文曰:

“钦差为移知事,都院部堂恭膺简命,宣布恩福。昨经移应,贵国王於本月十一日奉敕宣读,今接来柬所开三次仪注,其中跪拜入门迎送之礼,总与五十八年所行之礼不符。事关典礼,罔敢陨越。今将五十八年钦差邓、成至仪注附上,贵国阅视,此系近年之事,贵国王其忘却之耶。况洪恩远播,尤宜倍加虔敬。何得以身亲行过之礼,忽欲更变,有失恭顺之道,贵国王其敦思之,而它处之。若照五十八年钦使邓成行过仪注行礼,即於十二日宣读,倘有异议,本都院部堂即当捧回京请旨定夺,不敢有违定之礼,以辱君命也。为此移知,烦即答覆。再简内所用辅政郑者,必贵国辅理国政之陪臣,今辅政之辅字,与恩典之恩字,钦使之钦字,並肩抬头,恐自开辟以来未必有是理也,来柬未便攸好,并仪注三册发回。须至咨者,安南国王黎。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咨。”

次日早,黎朝国王来文,再次辨称邓成使团行的是五拜三叩,并说明要实行五拜三叩的缘由,文中说:“照得本国累蒙恩典,钧奉钦使大人酌从国俗,行五拜三叩头礼,仪注节目具存在案,本国非擅自增损。而五拜三叩,通国之人,少习长行,素所惯熟。且礼容冠服,必要相宜,加以在此衣冠而行跪拜之礼,未免容有失。其抄录三次仪注,乃是新所履行,非有一毫文饰,妄自尊更变。”

清使仍然要求按三跪九叩之礼接诏,当即回文,文中又提出琉球为例来激励安南君臣,“窃思拜跪之节,大典攸关,圣天子抚有万邦,薄海内外,无不遵行定制,罔敢陨越。即如琉球,僻在海隅,其行礼亦遵三跪九叩,现有明文可稽。况贵国密迩中土,礼教素闲,何得转有推饰耶。”然而文中又说,“且三跪九叩,並无繁缛难行之处,即贵国向来未行,合蒙圣天子天覆地载之仁,降恩特沛,亦宜鼓舞力从,以昭感激之意”,似乎认可以前安南实行过的五拜三叩之礼也是可以的,三跪九叩之礼只是要“鼓舞力从”。

当日午时安南官员胡丕绩将柬文带给黎王,黎王复文又进行辩驳,并不因琉球之例的激励而头脑发热,甚至不愿与琉球相提并论,文中说:“照得本国逖居午徼,遥扶宸枢,初逢圣祖章皇帝奄有区夏,本国先诸国以来朝,擒逆废顺,屡蒙恩赏奖。琉球乃海岛化外之国,各有规例,宁忍比而同之,此三跪九叩之仪,未必伊国能行,纵使勉而行之,未免傍儿失笑。”并再次指出邓成使团采用了三跪九叩之礼,希望清使能体谅安南的难处,“酌从国俗”。

次日,清使向黎王指出,琉球王国确实在严格执行清朝礼仪,并附送一本琉球纪供安南君臣参考(真是书生之举),清使又提出实行天朝之礼的一个理由,安南官员在南关拜龙亭时,行的就是三跪九叩之礼,文内说:“但以目前之事言之,候援范谦益、范廷境、丁有真、阮有用、裴仕暹、冯伯奇者,皆贵国大臣也,前月二十四日在昭德台(在南关)拜龙亭时,伊等行五拜三叩头之礼乎,此即万目共睹,较著之大骄也。今以贵国官员新进行过之礼,而必曰从未行过,是非不能也,是心不肯遵行之意,更张大典也。”

安南方面辩称,到南关的范谦益等在“天使前来之始,本国迅即遴委候接,勒令演习最久,仅有可观,而动容周旋,举止闲雅,亦未能见也”,并再次指出邓成使团未实行三跪九叩之礼,希望使臣“体悉酌从,早赐宣读”,仍不愿行三跪九叩之礼。

次日,清使再次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并称即使演习需数月之久,使臣也可以耐心等候。当日,安南再次解释五拜三叩头礼乃敬天之礼,安南并不是不崇敬天朝,只是安南君臣的长期习惯而已,文中曰:“五拜三叩头,乃事天尊大之礼,幼习长行,上下同然,三跪九叩之仪,素所不惯,陪臣千官,能一一演习,一时勉强,祗恐失容”。

六月十五日,钦差再次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又提出可由清朝官员帮助演习三跪九叩之礼,时间上也可宽限。清使随即又附上仪注给安南官员。安南官员将仪注带回后,安南方面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答应次日展诏。但是,虽然安南文人与中国官员一样读四书五经和使用汉字著文,但安南人会讲和听中国“官话”的人並不多 ,因此,安南方面又提出,为使行礼过程不致出现意外,使参与礼仪的安南官员不致失容,请用安南鸣赞官用安南音宣读礼节。钦使见安南同意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同意用安南音鸣唱礼文,认为“此则情理之言”。最终杭奕禄使团与安南以三跪九叩完成了接诏之礼。

虽然在一些越南文献中将当时的礼仪记述为五拜三叩, 但钦使的报告及安南方面此后的奏书都表明,该使团展诏时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

此次争礼过程中,双方争论的内容由上次礼仪的举行,到琉球之例、南关之例以及清朝官员帮助演习等,几经辩驳,双方都在寻找各种理由说服对方以自己的想法实行接诏礼。其实在历次礼仪之争中双方都要经过类似的争执过程,这些争执还可能深入到儒学问题,康熙初年李仙根使团和邬黑使团与安南的争执都涉及到了经学问题 。

对于多次礼仪之争,不但清使感到不便,安南方面也颇觉厌烦。杭奕禄使团回国后不久,安南国王向清朝提出“明定拜诏礼”,希望清廷同意安南拜诏时酌从国俗, 其奏文中说:

“……臣国拜册拜诏之仪,向来康熙三年,内院吴光、礼部朱志远钦赐卹;康熙六年学士程芳朝、郎中张易贲钦册封;康熙七年侍读李仙根、郎中杨兆杰钦宣旨谕;康熙二十二年翰林明图、邬黑、周粲钦册封,当日拜受,许行国俗五拜三叩头礼。康熙五十八年,典籍邓廷喆、编修成文钦册封,初欲令行三跪九叩礼,后以演习未谙,勉从国俗。钦使彼此不同,似各出于意见也,于理亦合,陈请为此,臣备以前情,历叙颠末,上叩帝阍,臣伏望天慈垂谅,睿鉴广施,旨下部议,凡臣国奉贡文书规例,酌从臣先祖旧规,庶获于趋王会者,同沐恩光,以及拜受诏册,跪叩之礼,明示一定,俾臣得以世守,钦遵奉行,臣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但此后未见清朝对此请求提出任何意见。雍正十二年册封使春山等至安南时,黎王“抄旧录仪注就呈”,清使未提出反对意见,接诏时行五拜三叩头之礼 。


三、 顾如修事件与礼仪之争的解决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朝遣德保、顾汝修为正副使,册封安南国王。安南“欲以彼国王拜事天之礼受封”,清使“执不可,随如仪,礼成”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广西巡抚熊学鹏将德、顾使团与安南来往文书备录上交。其中有一封副使顾汝修单衔斥责安南国王的书信, 其发文时间在使臣回国之后。书信中斥责安南不愿遵行天朝之礼,又说,该国筑馆旷野,多陈兵卫,是要“蔽人之明,塞人之聪”,还说安南要加害于二使,看到安南接待时街衢立有大象,也以为是安南为加害二人的特殊安排等。据正使德保说,他曾经加以劝阻,顾汝修不听,并单衔副之 。该使团的活动反映到了清廷,在乾隆帝看来,顾汝修的行为“适足以形见小气怯耳”,“而所争执者,又不识大体”;而书信的内容,则“可鄙可笑之处,不一而足”,“支离悠谬,迥出人情之外” 。乾隆帝要求吏部对此“严加议处”, 吏部议奏“大理寺少卿顾汝修奉使安南,于出境后,擅用单衔移书诘责该国王,有乖大体,应照例革职”, 乾隆帝下旨,“顾汝修著革职”。 乾隆帝及清朝官员们认为,顾汝修“或自许为不辱君命,欲将此稿夸耀入集,则不可付之不问也”,因此,乾隆帝又要求“顾汝修如将此付梓,可备录此谕及硃批,一并刊刻,俾寓目者皆知别白。倘敢私自单行,异日发觉,朕必重治其罪,用昭欺世盗名之戒。”而对于身为满洲翰林的正使德保,因其未能履行应有的职责,阻止顾汝修“迥出人情之外”之举,被降三级调用 。

对于安南是否恭顺,乾隆帝认为,“安南蕞尔边藩,世奉朝贡,今以嗣封请使,其恭顺自不待言而见”,“若既恭顺将事,则一切无关紧要体式,并可无庸介意。”对于礼仪的争执,乾隆帝认为,“安南世为本朝属国,凡遇朝使册封,至伊国内,自应遵行三跪九叩头礼。乃该国狃于小邦陋见,与朝使商论拜叩仪注,原属无知。经德保、顾汝修援从前杭亦禄指示成例,始知恪遵。外藩不谙体制,部臣应预行宣示。”对于安南国王故意违犯天朝礼仪的行为,乾隆帝予以宽容,“该国王于使臣莅境时,先请商五拜之仪,必待使臣驳定,始克如礼,未免狃于鄙俗,实为弗当。但念该国王一经使臣指示,即遵定制,亦可从宽弗论矣。”

为了解决礼仪之争,乾隆帝决定从使臣和安南两个方面确立三跪九叩的礼仪,乾隆帝要求,“著传谕礼部存记,嗣后遇有安南册封等事,即将应行典礼,并雍正六年及此次业已两次遵行三跪九叩首之处,告之派出之正副使,令其永远遵循,无愆仪节。” 乾隆又让礼部传谕安南国王,“俾知永遵三跪九叩之仪,毋再陨越”,并令“俟该国王谢恩使回之便,令其携往,礼部详悉行文该国王知之。” 。此后不再见双方在此礼仪上的争执,从此才解决了长达百年之久,历经三代清帝的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的礼仪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