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李贽的悲剧人生

李贽出生于1527年(明嘉靖六年)的福建省泉州市,原本姓林,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温陵。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26岁的李贽乡试及第，中举后改姓李,后来又为了避讳明穆宗未载的名字，又将名中“载”字去掉，单荐一个贽字。李贽当官二十多年，可说是比较顺利，共爬了七个官阶。从云南姚安知府卸任后可可继续升职，但是他主动辞职，去钻研自己所喜欢的不朽哲理。

李贽从小聪明过人，跟随父亲在学馆读书时就能言善辩，所学的东西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不喜欢读死书。什么“四书五经”他都不喜欢，但当时封建社会哪能由得自己，所以尽管对孔夫子和朱夫子（朱熹）有意见也不能不按他们的著作为准。李贽勤奋好学，加上聪明过人。十二岁就写下了很精辟的《老农老圃论》，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里，只有这样才能考举人通仕途。生活才能因此有保障，就算只考个秀才也是可以名利双收的事。所以他父亲让李贽去考秀才，希望他能谋个一官半职。有了收入帮助父亲养家糊口，其实李贽本人也这样想，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结果李贽的运气不错，竟然一次就中举，也让他自己没想到，中举之后李贽就再也没有去考试了，更不敢到京城去考试，因为家里贫穷无法筹到去京城的路费，加之家里的弟妹要结婚等大事要处理。另外一个原因，他认为这次他中举是侥幸，到京城考试就跟乡试不一样了，不可能每次都侥幸；李贽在这个时期学不是很自信，他并不认为自己很有才华，于是他就要求，以举人的资格候缺，机会总算是来了，到河南共城（今天的辉县）去任职教谕。

李贽从当官以后一直专心政务成绩显著，二十多年里从教谕爬到云南姚安知府位上，正四品也算是大员了。三年任期将满，刚好遇到来考察云南的巡按御史刘维经过考察。刘维对李贽的政绩非常满意，准备将李贽的政绩上报朝廷予以褒奖，如果这样的话李贽就又可以上升一步，可是这时的李贽二十多年的官场经历，让他这种不喜欢相互吹捧，虚眉奉承的性格感到身心疲惫，也是不能承受的。这二十多年日积月累愤世情绪爆发，只有辞职才不必仰承鼻息、受人挟制。据历史记载，李贽辞官就要离开的消息传了出去，当地老百姓自发为李贽送行。以至将所有道路堵死，无法前行。可见政绩民心非常不错。

按一般人的想法，辞官后扶老携幼，荣归故里，也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李贽如果肯这样的话，锦衣还乡光宗耀祖，那么李、林氏家族也会出人头地，女儿女婿生活也就有望改善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应有的礼遇也就少不了，可以说夕阳照样红，李贽就是李贽，他又另僻蹊径，跑到黄安麻城去了，专心研究他的“不死之学”，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回家跑到离千里之外的地方去呢？这就要从李贽的性格上找原因了，李贽应该是怕老家的地方官“多礼”，要知道别人送礼不发不收，收了礼又不能不还，李贽为官清廉除正常的开销后已所剩无几，一句话穷。另外也怕家族里的人“多事”；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一来二往不小心就会得罪人，灾祸立至，因此，他宁愿四处飘泊不愿回家，李贽在这方面想的很透。

李贽想用隐身来回避这一切，但他回避得了吗？难，其内心静不下来，他是一个很多事物都看不惯的人，也是一个直性人，看见了中听见了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都是别人无法接受的，尤其是统治阶级当权者，其外，还到处讲学，学子们都趋之若鹜，即是当个家庭老师，慕名而来的人也络绎不绝，所以他是隐不了身的。由于李贽发表的一些对事物的看法与其他都不同并且令当权者感到厌恶，被人们称作“异端”，拿现在的形容词来形容的话，可能只能用“另类”比较合适。李贽想也了很多办法来回避这一切，包括当和尚，六十二岁的李贽削发当了和尚，但是他这个和尚削发留须不受戒，不参佛事、不拜师、不吃素，这些都是小事就不说了，看来他本就不打算做个不标准的和尚，当了和尚他还六根不净，仍然要对一些事物发表看法，总有那么多想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写不够的书，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是封建王朝所不允许的，当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李贽一生共有七个子女（四男三女），同时他也是个孝顺的人，祖父死后，由于经济困难，自己一个人回到家了，按封建礼教的要求，将祖父、曾祖和父亲三代五口人安葬在一起，守制三年当他返回时三个女儿中的两个已经饿死，另外四个儿子也不幸夭折，唯独活下来的一个女儿。

好学的李贽潜心研究王阳明的学派，之后又研究佛学，在那以后，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表了更多的著作、观点都有悖于封建制度的世俗。比如：他认为在妇女问题上，主张男女平等、婚嫁自由、寡妇可以再婚，而且对妇女大加赞赏；他认为儒、释、道三家不应有区别，反对机械的学习和模仿古人，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也憎恨朱熹，他认为朱熹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他从来对朱熹没有好印象，没有说过朱熹好话，并且只要有机会就会攻击他，为什么他会对朱熹如此憎恨呢？两个相隔千年的人哪来这么大的仇和怨，仇恨从哪里来，这只能归咎于封建统治的引导。如果朝廷不把朱熹的著作的观点作为钦定的神化专制工具，如果不把孔孟的模式来要求人，那么作为李贽还会有那么大的仇和恨吗？

李贽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就应该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互不干涉。他的这种观点与孔朱二人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对立的，而当权者又是以孔朱二人的观点为标准，故,也成了统治者的对立者，其结果必然是招来分们的攻击、陷害，但李贽仍然我行我素，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虽然他知道这样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还是无所畏惧，带着自己的观点的文章和书籍不断出世。这些被执政当局定为反书的作品，遭到禁止和焚烧，但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趋之若鹜不顾个人安危的收藏李贽的书。因为李贽在当时带动了一个潮流，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流行。

李贽被人告上法庭，说李贽是很危险的人物，他的作品带来的影响力远比丢掉几个城池还严重，在李贽七十多岁时被打入天牢，不久李贽就用剃头刀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历史上为了没政治观点不同被害的人不少，但是为了学术问题被害人不多，李贽与他的‘粉丝’一样崇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只是区别于他敢于说出来 并按照自己所想而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他的言行是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对封建思想的专制的一种挑战；虽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为了后人的民主迈进，自由大道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我们今天过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民主幸福生活，难道不该感谢李贽吗？难道不该怀念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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