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柳州市的柳江东岸,有一片专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下简称四大班子)领导建的住宅小区,名为河东苑。这里既临江又靠近新建的行政办公大楼,不远处是建设中的河东公园,地价居全市最高之列。(3月28日《人民日报》)


就笔者目之所及,类似的例子还有三个:


开发商在山东济南建起了面积严重超标的经济适用房,对外报价是每平方米4290元到6000元之间,而省直机关买,每平方米却只花1900元。(2007年1月31日中国广播网)


江苏南通市政府,紧临政府大楼建造占地260亩的高规格小区,单位价格低于市价约2000元,销售对象是新区行政中心大楼内的公务员。(2007年1月12日《上海证券报》)


江西彭泽一些权力部门官员冒认受灾移民,侵占国家专项资金近1600万元,使近千套“移民房”成为官员私邸,并俨然形成一片“高档社区”。(2007年1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无一例外,有关部门是权力房的直接享用者。不妨作一假设,如果不是柳州市四大班子,换作布衣百姓,购买那些美轮美奂的宅第,还会低于周边商品房价的一半吗?


知名经济学者赵晓曾提到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在最近提交给第四届‘中国改革论坛’的一篇报告中却发现,过去几年中收入增长最快的都是与权力相关的群体,如果把权力作为中心点,那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形成一个‘怪圈’——离权力越近的阶层收入增长越快,离权力越远的群体收入增长越差。”


去年1月10日,中纪委第七次全会通过公报,把“权力房”列为近年出现的新腐败形式之一。中央三令五申,严禁权力房。而在一些官员看来,享受权力附加值,享用权力带来的各种资源,却是天经地义的。


最近凤凰周刊一篇名为《“集体行动困境”下的反腐败》的言论就谈到了这一点。文章指出:在奥尔森看来,每一个集团都为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这能诱惑人们加入。而对这一集体物品,每一个具有成员资格的人都可享用。


对于我们的部分官员来说,这一“集体物品”首先是手中的权力,其次是与权力对应的社会资源,比如住房、小车、医疗,等等。当享用这些资源成了“合法”的,成了一种“制度性供给”时,享用者还会视之为腐败吗?这种思维延展下去,就会日趋恶化,一些官员以权谋私时,往往心安理得。


当前,我们正在打造服务型政府,其题中应有之义是:要求每个握有权柄者,要严格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公共”两字,足以说明一切。一言以蔽之,要消除权力房,就必须让权力回归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轨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