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星》报关于遵义会议的报道,是目前唯一最实时的文字记载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红星》报对会议做了专门报道,长征专号第9期至第11期在2月10日至3月4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并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和《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这些重要文献在及时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及时传达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的精神。


2月19日《红星》报所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中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一致确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过去在整个的反‘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这一错误路线的根源,是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不了解,对敌人力量的夸大,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投降,以及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出发的。这一错误路线的恶果,是使中央主力红军遭到了相当的损失,中央苏区变成了游击区,使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华夫同志与××(即博古)同志。干部会认为反对以右倾机会主义为根据的单纯防御路线,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取得军事上或战略战术上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在创造云贵川新苏区任务之下,全部队的党委须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身作则的领导战士进行地方居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以猛烈地扩大红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同时必须反对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和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当时在党和红军的报刊上公开报道党的“遵义会议”情况,传达党的“遵义会议”精神,以及部队指战员拥护党的中央政治局决议案情况的珍贵史料。对于研究党的“遵义会议”有着重要价值。


遵义战役后,在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所刊《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又再次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


三、《红星》报对一些重大战役的详细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定居欧洲的华裔张戎与其外籍丈夫合作出版了《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在书中歪曲历史事实,声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纯粹子虚乌有”等等。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篡改的,翻开发黄的《红星》报,我们看到了红军长征中血战的画面,找到了真实的历史。


(一)《红星》报真实地再现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


1934年底,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68期集中报道了红军进入贵州以来的胜利消息和革命活动。在《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真实地报道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当我军进至蒋累河(即乌江)之线,黔敌的教导师两团,占领对河的高崖,企图配合薛纵队的追击部队,阻止我们前进和消灭我们在河之南岸。”为此,红军不怕一切险阻强渡过河。“第一次强渡的领导者是勇团(即第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火力射击底下奔杀而过。行至中流,因敌火力的威胁,同行的两个筏子被水冲走,惟有毛正华同志孤军奋斗,胜利的到达彼岸,被冲走的二个筏子不久亦自河的下游爬上来,此行计五人:毛正华、刘昌华、钟家通、温赞元、丁胜心。一登河的彼岸时,因众寡悬殊,不能遂行驱逐敌人的任务,困守于石崖下,忍饥挨冻,直至第二天,‘勇’团作第二次强渡尝试,二连连长杨尚坤同志带一机枪班一步枪班奔杀过河时,才发觉他们还在那里。这时,毛正华同志如虎生翼地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射,首即占领敌人主要阵地。但敌人犹不甘心,集结二营以上兵力作孤注一掷,向我们三班人实行反冲锋,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们三班人的顽强抗战,终于稳住了敌人反冲锋,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视为天险的高崖!”夺取乌江天险后,“蒋累河水流非常湍急,搭桥颇不容易,我们红色英雄王友才、羽辉明、唐占钦、赖采份等五同志此次为了迅速的架桥,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此外,该期《红星》报还在《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一文中报道了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


(二)《红星》对遵义战役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军民鱼水情深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河,再次攻占遵义城。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在《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克服桐梓遵义战斗经过》的标题下报道了这一战役的经过,并在《遵义新闻》的标题下同时报道了遵义群众庆祝红军胜利的活动:“遵义城的广大劳苦群众,听到红军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的消息,全城欢腾,更加兴奋起来,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县革命委员会已定于五日下午三时在第三中学举行盛大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胜利和追悼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难烈士。现已派人四出宣传,并布置会场,想明日开时必有一番盛况。”在《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中说:“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干(穷)人的军队,不拉伕,不派捐,不杀人放火,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干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干人。’总政治部派了代表答谢了他们的慰劳,并详细说明红军的主张,随即把肥猪烧酒连同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当地群众,并且抚恤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人民,欢声雷动,盛极一时。”


(三)《红星》报对抢渡大渡河的记载,重现史实


1935年5月3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8期在《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的大标题下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抢渡大渡河的经过。在“十七个抢渡的英雄”报道中指出:红一团是“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晚,更以一百廿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夺获了船只,取得了渡河重要条件。”


“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在《空前纪录的急行军》中报道:红五团“这次也是先头团之一,担任走越巂(今越西)的一条路,他们很坚决英勇的前进,很迅速的将越巂守兵一营大部消灭,胜利的占领了越巂,并且能以打破纪录空前未有的强行军,一天走一百六十里追击敌人,活捉越巂县长一名及反动分子多人,很迅速的向大渡河前进,牵制了很多敌人,使我们能胜利的渡河,模范的‘冲’部永远是模范。”


在《一个意志只要泸定桥》的报道中说:在红一团强渡胜利之后,“由于船只太少,我们又有占领泸定桥的任务,于是又派出了两个先头团沿大渡河的西岸向泸定桥前进。”还报道说:红四团“是西岸的先头团,他们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打坍了途中的阻敌一营,并曾以最优秀的射击技能援助东岸的“胜”团与敌人作战,打死了敌人三百多。同时他们更用了急行军首先赶到了桥边。当他们到达桥边时,敌人数百扼守于桥东端,并已将桥板毁去一半,该团某连不顾一切攀着桥上的铁索,猛冲过去,把敌人吓得胆颤心惊连呼‘缴枪!缴枪!’此时在我们英勇无敌的红色战士的口中所呼出的口号是:‘不要你的枪!只要你的桥!’他们是为着执行强占泸定桥的任务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意志,就是无论〔如〕何要占领泸定桥,他们终于战胜了一切,他们是光荣的胜利了!”


在《一路打到泸定桥》的报道中:红三团“是东岸的先头团,他们一路都遇着敌人的顽强抗战,他们的意志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占领泸定桥,他们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不怕敌人占据着如何的险要的高山与隘口,终敌不过红色战士的英勇□意志,他们仍然能够很快的冲破敌人重重的阻碍,达到了泸定桥。特别是他们牵制了许多敌人,给了‘勇’团(红四团)以很大的配合,与帮助,他们的胜利与‘勇’团是同样的伟大!”


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看出,“飞夺泸定桥”是一个铁的事实,特别是“红军战士攀援铁索过桥”的史实更不容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