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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许多报道鲜为人知, 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从70年代末开始,我在研究人民解放军军战史中,对红军长征中的《红星》报,进行了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张爱萍老将军生前专门题写了“长征中的红星报”七个大字对我进行鼓励。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在红军长征前《红星》报共发行80期。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许多报道鲜为人知,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停刊为止,在红军长征前有关长征准备的报道有3期,在长征中《红星》报发刊28期,共计31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和极其险峻的形势下,《红星》报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报道了长征中红军举行的战役战斗,传播红军与各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消息,记载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实。


一、《红星》报真实完整地记载了红军长征战略目标的变迁


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仿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事实上,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着长征的战略目标,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对此,《红星》报有连续完整的报道,以第一手的资料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最初预定的战略目标———到敌人远近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造新的根据地,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7月25日,《红星》报第55期,发表《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社论。传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转移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号召全军指战员以纪念“八一”为动力,开展在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战争,为创造新的苏区新的红军而斗争!这是红军长征的序幕。


(二)长征的第一个战略目的地———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转移,开始长征。10月2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一期在《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社论中,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指出:红军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的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红军突围的“枪炮和刺刀的瞄准点首先是向着南部的敌人,首先是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11月2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5期在《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英勇红军实行突围的目的就在于“突破敌人封锁,深入广大白区,实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创造新苏区”。同时“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了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三)长征途中红军的战略目标经历了多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红军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至此,部队人员已折损过半。这时,敌人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并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严重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赞成。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1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68期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传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的决定。社论指出:“经过3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我们不仅胜利的突破了敌人四道主要封锁线和黔军的四道防线,沿途攻占了不少的县城,影响了湘粤桂黔军的几省广大地区的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开始,又克服了敌人的天险,渡过了乌江河,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了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广大地区!”“开始了最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新阶段。”因此,“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第二次调整———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红军占领遵义不久,蒋介石纠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一百五十多个团,几十万重兵合围红军。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渡过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并与红二、六军团形成三路红军的协同作战,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河后,遭到四川军阀刘湘沿长江的全力阻挡,使红军无法按原定计划渡长江。若强渡不成,势必造成大军云集江边腹背受敌的危险。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摆脱敌人,调动敌人,待机破敌。2月1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9期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社论阐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达到我们创造新苏区的目的”。社论同时指出:“我们将不仅能赤化云贵川边的广大地区,而且能依靠这一新的根据地胜利的前进,将引导我们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赤化整个的西南数省。”2月19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十期又发表了2月16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第三次调整———创造黔北新苏区。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动作战的决定,红军主力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并于2月下旬在遵义战役中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不仅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而且论述了桐梓、遵义胜利对于建立黔北新苏区的意义。社论指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的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并号召全体红军继续打胜仗,以“巩固遵义桐梓,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为“赤化贵州而战”。


第四次调整———从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到创造川西北新苏区


遵义战役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部署,中央红军又向西三渡赤水河。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纷纷向川南调动,红军于是又向东四渡赤水河。接着,向南急进,渡过乌江,逼进贵阳。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在四川的嘉陵江战役中不断取胜。这些都为红军在云贵川边创造新苏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4月1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4期在《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的社论中,提出红军在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社论指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要求全体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把光明灿烂的新苏区在云贵川地区创造起来”。


就在《红星》报提出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的同时,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河之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为红军继续北进奠定了基础。5月22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7期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及时传播了党中央关于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社论指出:“我野战军自胜利的渡过金沙江之后,已经取得了继续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已经打下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基础。放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方针而斗争!”社论同时指出:“我们渡过大渡河,便到达了川西的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更接近的配合的作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地方居民的条件上,都使我们更有利的去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缩短我们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为有后方的广大的运动战,更有力的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渡过大渡河,具着与渡金沙江时同样的重要意义。”


同年6月12日,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边会合。5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1期在《伟大的会合》社论中指出:“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其目的就是要争取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赤化全四川,为赤化全中国的大事业奠定巩固的基础。会合的成功使我们获得完成这一巨大任务的先决条件。我们所已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我们面前有着更大的新的任务,这个任务———赤化全四川的任务,只有胜利的战斗才能把他完成。继续的打胜仗,打更大的胜仗,这是我们的口号!”


第五次调整———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人。这时,南面的“追剿军”薛岳兵团已被中央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滞留于雅安地区;北面敌军胡宗南部,沿涪江北岸开向川西北,但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松潘地区;东面的四川军阀部队,刚被红四方面军重创,其内部矛盾重重,观望不前。因此,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正是北上东进的有利时机。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北上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7月1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5期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及时地向全军指战员传播了这一决定,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在数量上大大的增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而且使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在质量上也起了新的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战略方针来代替老的战略方针”。社论说:“野战军过去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求得达到一定的地区创造川西北苏区。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以后的战略方针是为的求得与中央野战军的会合。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合的伟大胜利,我们已经造成了打大胜仗创造广大的新苏区的有利条件,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变为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由于《红星》报1935年8月停刊,对红军确立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后,又将战略目标最终调整为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没有再作报道。但该报的上述社论已表明红军战略目标的确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最后放在陕北,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摸索才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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