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得一见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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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让那些皇清人都看看您们的祖宗都干了啥 皇汉的人看看我们还有什么不足。 如果你说我皇汉,那我将用我满腔的热血捍卫这美如图画的象形文字书写的文明史! 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 刘松萝 今年是辛亥革命95周年。将近100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仍然是21世纪中国人的宝贵财富。网友东篱小居先生在10月10日贴出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这里,我也想与东篱和诸位网友做一些探讨。 一、 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面对空前的

让那些皇清人都看看您们的祖宗都干了啥

皇汉的人看看我们还有什么不足。

如果你说我皇汉,那我将用我满腔的热血捍卫这美如图画的象形文字书写的文明史!

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

刘松萝

今年是辛亥革命95周年。将近100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仍然是21世纪中国人的宝贵财富。网友东篱小居先生在10月10日贴出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这里,我也想与东篱和诸位网友做一些探讨。

一、 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面对空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18省在京举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1898年6月,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等人的见解,决定变法。同年9月,慈禧太后镇压了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革新阵营的失误,但慈禧的守旧和专权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慈禧虽然还政于皇帝,却仍然不愿放弃权力。

为报复西方列强支持光绪,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公使馆和教堂,并且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

就这样,晚清不仅专制,而且违背祖制,由太后代替皇帝执掌权力,可谓名不正言不顺。面对外国入侵,朝廷的尊严荡然无存。再加上拒绝变革,失去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不仅如此,虽然现在的精英们缅怀满清王朝的王道乐土,满清的民族压迫性质是无法回避的。满洲贵族力量的衰落,以及西方传入现代民族概念和自由平等思想,造成了汉民族意识的高涨。晚清违背世界潮流,也不符合专制的规范;失去了汉人的民心,又败坏了满洲的规矩。因此,庚子之变之后,满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时间的问题。

慈禧返回北京之后,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包括预备立宪。但是,历史的变迁不以一家和一人的意志为转移。改革不是儿戏,急躁固然不可以,拖延也是不行的。等到老佛爷想通了,想明白了,一切都太晚了。正像有人说过的:杀死了谭嗣同等人,再也没有人去上书了。说辛亥革命是必然的,并不是彻底否定慈禧后来的变革。我想说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变革成功,有赖于统治者的威与信。不幸的是,这两者满清已经不再具备。此时满清统治者的对与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将要被万民所弃。也许这就是天命、国运、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吧。

改革的大门一旦被堵死,革命的大门就要敞开了。

二、 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共同推动的

日本曾经是中国革新力量的避难所。在那里,孙中山等革命派与康有为等立宪派进行过一次大辩论。在很长的时间里,史书把康有为等人称为“保皇派”,这是不公平的。康有为派不但是立宪派,而且是先驱者。史书片面地认为革命派取得了胜利,而事实上这次辩论是进步阵营内部的辩论。革命派认为君主立宪不可行,这被后来的事变所证明。立宪派认为一旦革命,就会造成混乱和分裂,引来列强的侵略。他们的预言后来也不幸而言中了。

国内时局的演进多少证明了满清的改革缺乏诚意,或者缺乏紧迫感。责任内阁本来是一项削弱皇权的措施,实施起来却是组织了皇族内阁。一面改革,一面又要满清衰落的情况下排斥汉族官僚,实行贵族专权,可以说是利令智昏。而收回铁路筑路权的决策,更直接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本来朝廷已经批准民间集资成立股份公司兴建粤汉、川汉两条铁路,而后又反悔,在1911年5月9日收回筑路权并准备转让给外商,以换取外国的贷款。一个虚弱的政权行事却如此专横,激化了各种矛盾。湖南民众首先反对筑路权国有化,湖北、广东也随后加入。四川各界行动最晚,却表现出坚韧和坚决。6月17日,立宪派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发起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和平的抗议随即被镇压,并且酿成了血案,死亡32人。保路运动随即演化成暴动,民军很快地逼近成都。为了平息四川事态,朝廷从湖北调动军队,造成了武昌的空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外围成员乘机起事,这就是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有讽刺意义的是,调往四川的新军在途中叛变,带队的大臣端方也被杀了。

应该强调辛亥保路运动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鲜有一省人民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抗争,遇到镇压也不后退。这是国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立宪运动的成果。由于过去的史书多为孙中山派所撰写,或多或少地埋没了保路运动的功绩,埋没了立宪派为中国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不少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握了政权。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赞成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和“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没有投机力量的转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革命的初期,旧势力和中间势力的加入甚至是革命党求之不得的。

因此,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共同推动的。革命党坚定地主张实现共和并且为此做出了牺牲,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立宪派在国内能够合法存在,又有上层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直接促进了社会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南方立宪派在宣布独立的省份接受了革命党提出的“中华民国”国号,采纳了军政府的组织形式。

三、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不少以后成为达人的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提到了当年参加民军的经历。南方各省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民军,年轻人抱着各种各样的的目的,比如自由民主,抗击列强,恢复汉人的权利,加入了革命的潮流。南北议和成功之后,民军大多解散了。而当时参军的人在回忆中甚至没有提到要去那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国民的革命,自发的革命,不为某一党、一派的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

四、 辛亥革命是一场光荣革命

武昌起义之后曾经出现了血战,随后就是共和的南方与帝制的北方的对峙。在新的时代,国人用谈判和妥协代替了决战。南北议和成功之后,满清皇帝退位,并且享有优待条件。对此,我不同意“革命不彻底”的说法。用文明的方法解决鸿沟一样的分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对于促成议和的人们,不论是他处于革命阵营还是保守阵营,都值得后世的称赞。

还要指出的是,在最后的关头,朝廷表现出明智的态度。清帝宣布逊位,而逊位诏书不愧为历史文献。

旨朕钦奉

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外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其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外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写得尤其漂亮。我从来不认为诏书仅仅是空话。顺应天命和民意,正是帝王所应该做的。对于诏书中的善意,要给予应有的评价。

中华民国没有在血海之中和焦土之上建立,归功于所有的历史参与者。这是一场光荣革命,光荣属于我们的前辈,属于中华各族人民。

五、关于满汉两族的关系

清帝的逊位促进了满汉两族的和解。随着革命的胜利,汉人放弃了复仇的目标,与满人和睦相处,这是汉民族历史上光荣的一页。满洲民族对于新的国家基本上是认同的,而这一过程最终完成于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于抗日战争中溥仪和川岛芳子等人的行为,应该确认为敌对行为而不是卖国行为。与此同时,大多数满人包括贵族不认同伪满洲国,同各民族一起抵抗日本的侵略。殉国的佟麟阁将军和作家老舍,就表现出满汉两族在国家和文化上的认同。

今天,满汉两族已经成为兄弟。因此,不宜渲染仇恨,也不宜颂扬杀戮和压迫。对于历史,应该客观地记述,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且允许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表述。

六、 于孙中山先生

近年来随着舆论的多元化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孙中山先生的非议有所增加。应该这样认为,历史的真相是应该探求的,不论这种探求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同时也要看到,孙中山先生曾经作为反对专制的象征是不争的事实。

批评者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孙中山自从向李鸿章上书失败以后就不再相信满清政府,转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为革命者,他经历了不少失败,也做过错误的决策。但是,后来的事变证实了他的方向是正确的。要么是孙中山先生先知先觉,要么是他的预言恰巧应验了。不论是哪一种原因,能够成为变革世道中的领袖人物都应该有主见、坚持和人格力量。就是在这种看似一定要失败的人中间,产生了伟人。瞻前顾后的人,见风使舵的人,期待圣主隆恩的人,注定成不了领袖。

最终成就孙中山先生领袖地位的恰恰是满清朝廷。历史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而他们却注定与未来无缘了。如果他们少犯几个错误,孙中山先生就会作为摇旗呐喊的反对派领袖在海外终其一生。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他有很多卓越的见解,同时也有多变的缺点。他一生追求真理,又在晚年多少偏离了初衷。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包含了宝贵的创造。但是在现实中,三民主义像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一样,成为拒绝民主普世价值的理论;而五权分立缺少可操作性,弱化了真正需要坚持的三权分立。至于北伐战争,将在后面讨论。

我不反对以政治家或者有些人所说的政客的角度,甚至以个人的角度研究孙中山先生,不反对指出他的某些行动的党派动机甚至个人动机。但是,如果武断地认定孙中山先生的行动大多是为了私利,同时又根据一些官文认定清廷和袁世凯的行动大多是为了公益,是不公正的,无助于揭开历史的真相。

七、关于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旧的政治势力掌握了权力。一般来说,社会的变革总是要伴随着政治人物的更替。在正常的情况下,随着选举的实行,在政治版图上总可以达到一定的平衡。但是,宋教仁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以后,被人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应该说,宋教仁之死堵住了政权和平更替的大门。

随后发生的二次革命似有可商榷之处。在国民党尚占据国会多数,和平手段还可以利用以及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仓促举事,造成了革命力量的削弱,给了袁世凯镇压进步势力的口实。

随后的民国政府越来越失去国民中间活跃分子的支持。袁世凯称帝,军人干政,军阀混战,曹锟贿选,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

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具有某些实质上的正义性,在策略上也有可取之处,但仍然属于军事割据。

对于北伐战争,至少从后果上应该予以否定。国民党战争之后不但没有建立民主,反而实行了比北京政府还要极端的军事独裁。就这样,国民党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为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指出,这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他批评将介石“全仿极权国家之体制,而全无极权国家之效能。”应该说,李宗仁的总结是精辟的。

孙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抱病前往北京谈判的历史,也值得探讨。

八、 关于“五四”运动

近年来常有对于“五四”运动的批评。我认为,“五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虽然有可商榷之处,但不清理旧的文化,社会是难以进步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儒学问题论纲》中这样说:

一般说来,大多数社会都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传统文化又有顽强的生命力,所以传统就延续下来了。在中国,也经历过这种文化传统的修复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后来就给予孔子较为积极的评价。在政治层面,蒋介石一直提倡孔孟之道;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阐述了不少儒家的道理;而周恩来受到的欢迎,也是与他表现的某些儒家风范分不开的。

中国最大的教训是毛泽东在彻底革命的口号之下,以个人的意志代替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对立物,不断地、全面地、系统性地加以摧毁。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传统的同时,还全面地对抗世界潮流。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九、 关于一些民国历史人物

1.康有为

伟大的变革先行者。国人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惊恐的时候,他与先知先觉者一起,试图为中国找到新的道路,并且协助光绪皇帝进行变法。近来有人批评他的人品和办事风格,改革者应该引以为戒。流亡日本期间,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对光绪皇帝的忠心值得肯定。民国时期参与旧王朝复辟,是叛逆行为。如果为他辩护,可以说他是满清王朝的忠臣,而这个王朝已经被国民废弃了。

2.袁世凯

袁世凯曾经是维新派人物,在戊戌变法时又背叛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告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迫使清廷退位,为避免南北战争做出了贡献。此后在大总统职位上的作为,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评价。至于称帝复辟帝制,是不能原谅的篡逆罪行。

3.黎元洪

早期民国政治家。武昌起义时在革命党的胁迫之下参加革命,任鄂军总督。与革命党人一起坚守,为南方革命力量的兴起赢得了时间。以后任民国副总统,忠于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去世之后,继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固然有对民国约法中权力界定的分歧和权力之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约法的精神,反对军人干政。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人,但投身共和以后就不再后退,作为副总统和大总统坚守对于国民的誓言。他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军队的支持,也没有什么党派和团体的支持与约束,但遇到危险仍然坚持原则。因此,他的政治品质在辛亥以来的政治家中罕见,值得称赞。后世有人认为黎元洪投机,是和事老,是傀儡,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4.宋教仁

伟大的宪政先行者。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随后被人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年仅32岁。温和的宋教仁不如容于华夏,这是宋教仁的失败,更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5.梁启超

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参与戊戌变法,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民国初年在政治上活跃。我记得有学者说,民国时期有人对梁启超有所非议,称其多变:先忠于朝廷,又协助袁世凯,以后又策划倒袁。我认为,这些变化有道义上的依据。他是一位思想家,给了我们很多启迪。他早期激进,晚年趋向保守。他以保守的一面,告诉我们很多想不到的问题。比如,他认为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我们看一看不少人在民国初年的表现,在大跃进中的表现,在文革中的表现,以及现在表现,就会折服他的一言以蔽之。同时,他的有些研究进入了闭门造车。比如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和无业阶级”的说法,即政治家是无业阶级,应予取消。此文最近有人转贴,获得好评。但虽然雄辩,却不切实际。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值得研究。

6.鲁迅

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以及对于人性的洞察无人出其右。现在他遭到不少非议,例如只破坏不建设,全盘否定传统,心里阴暗,等等。我认为社会不能没有批判精神,鲁迅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鲁迅指出的问题国人现在不但仍然具有,而且变本加厉。只要国人仍然如此,鲁迅就不会过时。一些人试图证明国人的缺点是合理的,问题在于鲁迅多事。打倒了批评者,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7.胡适

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在教育和治学上有独到和务实的方法,影响了一代学者。他的思想缺少独创性,但在动荡的世道里坚持了最重要的原则和精神。

再谈一谈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现在批评鲁迅的人,也还在用鲁迅的风格批评时事;现在用类似胡适的方法解释问题的人,常常会遭到抨击。这说明,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也不能脱离批判精神,不能回避紧迫的问题。批评鲁迅的人可以说,一味地反对最容易;而批评胡适的人则认为,重复自由主义而回避具体问题最安全。

我认为,如果认真地学习鲁迅的著作,就会了解要建设什么。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鲁迅派”,观点可能有不客观之处。看到很多“鲁迅没有建设性”的批评,促使我注意批评的分寸和提出具体的建议。

8. 将介石

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在北伐战争的末期以军队领导人身份夺取党政权力,延续了军人专政的历史。对于执政期间的专制和侵犯人权的事例,应予谴责。对于执政期间的成就与不足,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讨论。将介石领导抗日战争的功绩,应予以颂扬。作为领袖人物,将介石最大的缺点是专横而且不能抓住重要的问题。例如在抗战前夕,面对强大的抗日舆论无动于衷,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至少是公共关系上的失策。抗战胜利后,漠视国民对于反对腐败和土地改革的要求,以致于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而输掉了国内战争。

9.汪精卫

国民革命的战士。曾经试图刺杀摄政王失败而入狱,在狱中大义凛然。被孙中山先生所信任,为遗嘱撰稿人。反对将介石在北伐当中的军事独裁,并且一度反对国共分裂,以后又试图改组国民党。汪精卫有温和而务实的政治主张,不幸在乱世中无法实现。可以想象,汪精卫一定有强烈的获得成功的愿望。对于后来投靠日本而成为汉奸,不能予以翻案。他在1938年底出走,1940年成立伪南京政府,距离抗战开始仅仅一到三年。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对于抗战是极大的打击。

十、 一些值得研究的题目

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因果和细节

孙中山让位是出于无私,还是迫不得已,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党内力促孙中山辞职者有谁?他们以后怎样回顾这段历史?

2.民国初年国会的运作、党派和辩论 这种关于具体操作的研究,将会有利于未来。

3.第一次国会选举的程序、选民资格、公众参与程度和公正性。

4.早期民国历任政府的作为、政绩以及施政的得失。

5.具体政治人物与政治结论无关的具体行为

例如有人指出的段祺瑞在经济问题上的廉洁。至于近年来广泛流传的“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长跪谢罪,并且从此吃素”的说法,就有必要核实。还有,吴佩孚曾经表现的开明和左倾,以及他的某些正义感。核对每一个细节,才能够接近真相。

6.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

对于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过去和现在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我确实不了解。而对于新的说法,由于感到有些文章在材料的引用上有片面和武断的而不敢采纳。争端是否由于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和联邦制而起,我期待着客观、全面一些的研究。

7.关于孙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的北上

这是避免战争的最后机会。孙中山先生是否主张北伐?至少他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仍然带有民主的色彩。我对此很困惑,也许已经有结论。

上述问题均有人研究过。但是,不少研究要么是围绕已有的结论,要么立足于写翻案文章。我的主张是:细节与真相。

十一、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些反思

1. 对于民主认识的肤浅

为了让国民接受民主,革命党人在启蒙的时候把社会问题全部推给专制,认为一旦民主,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样的见解有两个负面效果:第一,重视革命口号,忽视实现民主的细节问题;第二,当民众看到民主没有带来尧舜,反而是激烈的争斗时,失望油然而生。

2.正如东篱先生所说,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

革命胜利以后,出现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至于是否让位于袁世凯,本来只是权衡利弊的问题。对此,革命党内部有人认为,不让位就是有私心。其实,民主并不排斥党派的存在,甚至不排斥党派的利益。关键的问题在于建立民主制度之下的力量平衡,让党派利益不能超越国民和国家的利益。革命党人在初期退让,被排斥之后又采取军事手段,最后终于成为权力的垄断者。

3.汉民族本身的问题

推翻民族压迫,建立多数人的统治,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甚至是主要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没有很好地完成。首先是汉人长时间没有掌握决策的权力,缺乏统治的经验,因此在革命之后的国家治理存在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束民族压迫的目的本应该是给全体国民以权利,而在事实上早期民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例中,国人甚至感到汉人统治者对待自己的同胞与满清并无二致。正如鲁迅所说:“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 ”

4.为早期民国辩护

从1912年到1927年为早期的中华民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民国确立了共和政体,还曾经成功地组织了选举。早期民国言论上的自由,思想上的活跃和教育上的独立,都已经被后世所认可。民国的国会是负责任的国会,曾经试图抵制袁世凯和段祺瑞的专权,至少要强于后来的国民大会。在乱世当中,能够如此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当然,也不能回避曹锟贿选,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国人对于国会的信任。

早期民国的混乱,国会中的争吵以及军人干政并不能否定共和的方向。这些现象在很多新生的共和国都出现过,坚持下去,不断改进,民主宪政就实现了。至于用“国会议员进八大胡同”来否定民国,是一种片面观点。共和国不是由圣人组成的,主张进步的人不应该以这样的理由废除国会政治。

至于鲁迅所讽刺的军阀一会儿刀枪相见,一会儿握手言欢,一会儿又打起来的现象,除了是丑态之外,还说明那时的政治还讲究留有余地,讲究不为己甚。而后来认定一部分人是敌人,一定要赶尽杀绝,革命彻底了,革命也违背了初衷。

国民党废弃了早期民国的框架,不但抛弃了民主,也没有得到国家的安定与发展,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5.最重要的教训

回顾早期民国的历史,我们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民主不能当饭吃。巩固民主的途径应该是在宪政的框架内实现有效的统治,确保社会安定,关注民生,维护底层国民的权益。国民不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政客们对民主的游戏乐此不疲,结果却是民不聊生,这样的民主共和就失去了民意的基础。唐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民主共和之舟,恐怕也是这样吧。

脆弱的共和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层民众的权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西方民主的说服力也大大减弱了。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掌权的军人不懂得公民权利,新派的政客又不关注工农的权益,再加上遇到了有苏联支持的反对力量,自然就无法支撑下去了。

我在上一节主张,不可以某些政治家道德上的缺陷否定早期民国。同时,政治人物的道德也是重要的。不论辩护还是反思,都是为了在以后做得更好一些。制度是重要的,但在制度建立和稳固之前,良好的道德形象仍然是政治家可以依赖的资源。特别是那些非强人类型的政治家,道德形象甚至是唯一的资源。

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制度的力量十分薄弱。与此相反军队不仅是最有效的组织,而且是强力的组织。因此,早期的民主或多或少都处在军人的监护之下。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些国家的文人政治家仍然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出现了民主——腐败——军人政治——民主的恶性循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就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6.中国与日本和土耳其的比较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是在接触了外部世界之后进行的,参照了西方的模式。因此,考察中国变革的得失,还应当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之中。

与中国先后实现变革的,还有日本和土耳其。中、日、土三国的变革都是在面临列强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都是为了变法图强。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变革的成功已经被公认,土耳其变革的得失还有待评估。在我看来,虽然土耳其还面临不少问题,但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同时正在融入欧洲。

有一本名为《狼图腾》的畅销书曾经引起过争议。作者赞扬北方游牧民族的狼性,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在这里,我不评价狼性的优劣。说起游牧民族的优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在争斗中感到确实不如敌人的时候,就学习和追随他们。这种做法有些近乎本能,与道义无关,但在变法图强的时候非常有效。从客观上讲,这是一种追求进步的强大动力。曾为游牧民族的土耳其和有游牧民族因子的日本就是这样。

日本和土耳其变革的最大的特点是,承认自己的落后,虚心地向强者学习。由于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创造性,所以一板一眼地学。国人说,要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不错,日本和土耳其在开始变革的时候就是这样。日本宪法参照了欧洲国家中保守的德意志和奥地利模式,土耳其共和国在创建的初期也不能说是民主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两国对于下了决心要学习的事物认真地学习,并且不轻易地改变。虽然没有全面地西化,但仍然承认西方比自己先进,这就为不断地进步提供了可能。她们在进步的过程中有过曲折和后退,但不反复无常。

有人说,列强欺负中国,所以不能向他们学习。对此,我们不妨看一看土耳其。由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向同盟国,战争不但造成了帝国的解体,而且土耳其本土也面临着被占领和瓜分的危险。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成功地阻止了列强的侵略,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凯末尔与西方战斗,胜利以后又向西方学习。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先后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确立了世俗政治的原则。与此同时,凯末尔还努力加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弱化了的突厥属性。国际化加上民族性,就是在今天也是明智的选择。另外,土耳其革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却没有像中国那样以俄为师。

总的来说,面临与中国同样的难险,日本和土耳其抓住了变革的要点,行动上果断和坚韧,并且具有连贯性。因此,她们与近代的中国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智慧。

近代的中国人在变乱中惊慌失措,总想找到速效的办法,不知道找到正确的道路,坚持下去,假以时日就会得到正果。我们向先生学习,却又不相信先生。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惊慌失措,怀疑取到的不是真经;我们又往往浅尝辄止,小有成绩便沾沾自喜,以为马上就可以超过先生。我们好像是有几分天资的学生,不刻苦学习,成绩并不好,却敢于藐视刻苦用功的同学。

国人迷信“迎头赶上”和“学生超过先生”,总想找到捷径,喜欢更换先生。打一个不准确的比喻,这就好比有些人把学习英语当成头等大事,却不愿意下苦功夫,见异思迁,频繁地换教材,换老师,一次又一次地从ABC开始。

因此,反思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人一定要学会认真和坚韧。切记:进步是从坚持中获得的。

7.再谈国民性

学者们常常谈到国民的弱点,集中起来就是没有常性和不团结。对于前者已经有所涉及,现在谈谈后者。

中国人缺少协作精神,不抱团,不团结,这已经成为定论。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复杂,也许永远也无法弄清楚。我倾向于认为,汉民族是由很多部分逐渐地融合而成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不仅如此,这种融合不如其他民族那样彻底,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二是古代皇帝的权力巨大,随时有可能侵占个人的权益,并且限制了民间社会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臣民的保护和关照就十分有限,国家的统一与臣民的福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在这里冒昧地探讨民族性问题,是想指出在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树立现代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应该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人物所推动的各种进步之中,鲜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内容。只要强调革命、改革、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最终结果就是要求民众做出牺牲。

我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进步应该是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国民生存、追求幸福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让国民实实在在地感到国家是自己权益的保护者,让国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感觉到国家是可以信赖的。此外,还要兼顾各地区、各部分中国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任何歧视。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中国有好客的美德。但是,自古以来的好客是以忽视臣民的权益为代价的。现在,必须强调国家首先要对自己的国民负责。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中,一定要避免给予外国人以超国民待遇,避免对于国人事实上的歧视。

回避上述的要求,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一句空话。

十二、捍卫辛亥革命的精神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越来越近的时候,各种否定的声音不绝于耳。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认为满清王朝没有必要被替代。这也不奇怪,国人对于历史的重新认识一般不基于个人的思考,而是根据时下的潮流进行诠释。

虽然只是推测,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这样说:在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拜金主义盛行,满清辫子戏泛滥,官本位根深蒂固,理想被弃之如履的社会背景下,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大多没有什么价值。

现在,我们对于腐败已经麻木,对于权利不再追求,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经济能够发展,只要个人能够赚钱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本应该以辛亥年前后的历史为镜、为鉴。不料一些学者却不惜扭曲历史,把历史变成哈哈镜,以证明现实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不但满清应该万寿无疆,而且也没有必要遵守规矩,让天下苍生仰仗慈禧太后的鼻息。只要把老佛爷糊弄好了,搞一些洋务,让贵族继续作威作福,让后起的高等华人多赚几个银元,不时开一开洋荤,天下就太平了。按照这样的思路,不需要维新派和革命家,有曾国藩那样的忠臣,有李鸿章搞洋务和外交,我们力争做胡雪岩和盛宣怀那样的官商就行了。这样地研究历史,是不是刻舟求剑,是不是痴心妄想呢?

自从看到有些人在21世纪连戊戌变法都无法接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兴趣与他们辩论了。如果与他们辩论,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之上了。跪在地上甚至趴在地上的人,无法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舍生取义的勇气,探索出来的结果不过是吃亏占便宜的道理,不过是怎样让自己合适而已。

革命不是进步的捷径,不可以轻率地倡导。但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革命是一种突变,而面临突变的时候是不可以用静态的方法来研究的。我们研究革命,就是为了避免由于矛盾的堆积和激化而引起的突变。

在我们被犬儒主义所窒息的时候,辛亥年间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就更加值得赞许。辛亥革命的精神,进取的精神,融入世界潮流的精神,妥协和宽容的精神,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革命先贤建立共和的初衷。

特别是,不要忘记1911年10月10日。从那一天起,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永远结束了……

2006.10.24.夜

再一次感谢东篱小居先生,并且在以后修改时加上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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