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战败原因之一:官兵嫖妓

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完败,日本完胜。中国割地赔款,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就是这次战争后“让与日本”的,确实“丧权辱国”。这场战争中,最让人不可思议是“甲午海战”中黄海一役的失利。对于失利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历史教课书上早有定论,首先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其次是日本蓄谋已久,突然袭击;再是中国军事经费不足,装备落后,指挥不当。史学方面研究查找资料,“战斗力低下”除了抽吸大烟,还有“成人方面”的原因。如当年北洋舰队的总司令(提督)、被视为英雄的丁汝昌,是一位“风流首长”;不少驻守海防的士卒、舰上的水兵,则是“勇”字号嫖客。如此这般,又抽又嫖,战斗力能不低下?


极受李鸿章器重,而被送出去“深造”的丁汝昌,应该是受到过西方文明影响的一个海军大臣,但这位是陆军出身的海军司令,与众多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样,其根子里那个风流雅兴却未绝掉。据孙国群所著的《旧上海娼妓秘史》一书记载,19世纪80年代,有一次丁汝昌率舰队南下上海时,曾经到名妓胡宝玉的香闺摆酒宴客。酒宴结束后,丁拿出100两银子作为一席酒的费用。但胡宝玉对娘姨等人讲,这笔钱是丁大人赏给她们的,宰了丁大人一把。结果,丁汝昌只好在次日再拿出三百两银子以作酒资。这曾作为“佳话”,流传于当年上海滩。


头都如此,下面就别说了。1956年出版的《中日战争》一书中,有这样的文字:“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这文字里透露一个情况,就是每年冬天北方海面结冰的时节,是官兵最快乐的时分,由于要移防南方地区军港,正好方便到上海、香港这些妓业发达的城市嫖玩,有时人去舰空,集体出去寻乐。


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清末海军见闻录》中也证实,北洋舰队“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从各国家海军历史上来看,嫖妓现象都比较普遍,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官兵长年在外,体内生理能量积蓄过多,除自慰外,只好通过或明或暗地召妓解决。如驻日、韩美军都是东方风月场上的老手,由于官兵“性”趣十足,当地出现了专业娼妓,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如北洋官兵这种规模的,还是少见。


不只在国内嫖,有逛妓院习惯的北洋官兵有一次竟然嫖到了日本。《炎黄春秋》曾发表署名史春林的文章,记述了这件事情。1886年7月,清庭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丁汝昌、琅威理立即率“定远”等 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因为这原因北洋舰队第一次到访日本,在长崎港进行大修。8月13日,官兵上岸购物,个别水兵则跑到妓院嫖娼,与当地警察发生了冲突,导致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顺便说一下,这次“日本嫖娼”引发的后果很严重,四天后的8月15日,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则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北洋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双方共死伤80余人,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方。


如此好嫖的海军,面对治中有方、军纪甚严、有意侵华、久有蓄谋的东洋海军,“战斗力低下”就很自然了。在甲午海战发生前,中日两军在朝鲜的忠清道牙山县成欢地区交锋,史称“牙山战役”,或“成欢战役”。清军投入3000多人(以“淮军”为主),日军投入4000多人。战役中,双方伤亡相差不多,但牙山还是失守了,系战败。战役指挥(直隶提督)叶志超却谎报战绩,谎称获胜,可笑的是还受到了清ZF的奖赏。“总兵”卫汝贵也因此得到提升,成为清军驻平壤总司令(总兵)。


后平壤失守,卫汝贵败退回国。再驻防鸭绿江下游安东县,再败于日军,丢城失地,遭数朝臣弹劾,清廷遂将其革职逮捕。1895年1月15日清ZF发布上渝,治其罪,称“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次日,卫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卫汝贵嫖妓比丁汝昌的瘾大多了,故事也更多。据光绪丙午(1906年)长沙刊本《韩客笔记》记载,卫汝贵升任总兵后,“益无忌惮,谂知平壤歌妓久冠全球,遂心醉之。日夜在中军帐狎妓宴乐,营哨将,弁尤而效之,明日张胆宿娼营中,无复以军务为意旨。”


《韩客笔记》的作者许寅辉为当年英国驻朝鲜总领事禧在明聘请的文案兼翻译,身份是清廷官员,其所记有很强真实性,可信度极高,因而被史学界当作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许在笔记中还称,“士卒亦皆占民房,奸淫抢掠,无所不至。”因为军纪涣散,军心思嫖,军事防御形同虚设,在日军迂回包抄抢占险要之时,清军“犹在酣嬉酒梦中也”。


晚清军人嫖妓是出了名的,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但传统却不光荣。现在可以看到的公开出版物中多有提及——


《鸦片战争》(三):鸦片战争期间,江南清军营员官丁,“无不以民为可欺······窝留娼赌,线诱良家子弟。”


《捻军史》(作者,郭豫明):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剿捻大将胜保派人“逐日密招歌妓,送至园中,荒淫无度,军心涣散”。结果,不只没有剿掉捻军,1859年6月,反而让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克盱眙。


《上海:1862年》(作者,于醒民)、《淞南乐府》(作者,杨光辅):1862年淮军松字营管带郭松林等人在打退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后,带头冶游(逛妓院)。郭来上海后自诩有数百万家资,“首伪为丐者,手携粗纸,至名妓寮分送,多有呵(斥)者。及检粗纸,则中藏金叶,人目为活财神。”当时上海“妓家大半在西城,营丁错处。”


《上海轶事大观》(编者,陈无我,民国时期出版):光绪初年,以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起家的清军统领杨玉科进京途经上海,住旅馆“挥金如泥沙”,“其作狎游也,备金钏数十条”,“有所悦即求亲肌肤,无间昼夜,交欢毕,呼仆进钏匣,令妓自择其一”,“悦之甚者辄以数干金为之脱籍,鸨有留难者以势威胁之,然既娶后稍拂意即逼令下堂。”


《图像晚清》(作者,陈平原,夏晓红):甲午战争前后,在台湾,“前充统领营官诸人,邀请宾客以扣除之饷作买笑之资,大都各人均拥资三五万。有某军门者在台湾南北数十年,积资百万。此次暂寓福升客馆,每日夜必呼流娼档子班土妓、歌妓弹丝品管,以解闷愁。”


《清代野史》(第四卷):1895年,正当台湾抗日军情紧急时,清军宫官李文魁发动兵变,赶走了领导抗敌的台湾巡抚唐景崧,并尾追至厦门,“图杀之。寓福升旅馆,召妓女侑觞,既醉而出”。后来,李被官兵擒获就此正法。······


其实,在清代中叶,清朝朝廷是“禁娼”的,律例严明,违者轻牢役,重则杀头。雍正皇帝曾亲自拟旨,下令废止“乐籍制度”。一直到道光以前,京师很少能看到妓女的身影。我查找了不少资料,发现为什么清末卖淫嫖娼盛行了起来,与当时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有密切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观念入侵,嘉庆年间修订过的《大清律例》已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变化,法律地位受到挑战。就如现在改革开放,实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后,出现地下性工作者一样,娼妓也慢慢多了起来。当时有人士上书修改法律,提议“卖淫合法化”(历史是惊人地相似啊!!!)。于是在慈禧垂帘听政的同治年间,再次重修了《大清律例》。虽然律例仍禁止卖淫嫖娼,却删掉了“照例治罪”的内容,嫖娼卖淫事实上已合法化了。


到光绪时,京城的砖塔胡同、钱串胡同、大院胡同、小院胡同、玉带胡同等八个胡同,到处是妓院,妓女比地上跑的鸡还多,“八大胡同”成为当年北京非常著名的“红灯区”。在“驰娼”导向下,本来就有冶游习好的清军官兵,嫖娼狎妓吃花酒就更普遍了,难怪丁汝昌、卫汝贵这些清军要员大臣,在战事吃紧时都敢“放松”一下,不忘去红灯区“潇洒走一回”。但这一潇洒问题严重了,色能乱性,性乱必花,导致管理混乱,“训练废弛”;红颜祸水,害得清军的战斗力低下。需要说明的是,这盆“祸水”能量太大,但错不在红颜本身。


甲午海战中方失利的原因很多,而且复杂,但是,官兵上下集体嫖妓,视冶野为正常,成为甲午海战(甲午战争),乃至清末对外所有战役失利的又一不可忽视原因。一定程度上说,李鸿章精心打造的有钢铁外壳的北洋战舰,不是被日军鱼雷击沉,而是让青楼流淌出来的胭脂锈蚀掉的,在风情丽人绵柔温香的床榻边解体了。但这一严重影响军队软实力的原因,却不时被军事专家、史学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