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要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


西方拥有话语霸权,“自由民主”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是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苏联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却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

因此,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

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在***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所以,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

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论战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对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新的“十字军”带着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也在我国影响很深。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遗憾的是,中国也有些人对西方的这种两分法深信不疑,忽略行政改革,而专对政体的“根本改革”感兴趣。

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遭到西方指责。

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西方希望的中国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

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政体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和勇气,我们的文明没有前途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经验的知识若不能总结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就有可能会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台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可以预言,俄罗斯能否在全球政治中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能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将取决于能否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作者潘维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原稿8000余字,本报有删节。)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